王荊公敘論(2)_學達書庫

敘論(2)

　　（附）《宋史》私評

　　《宋史》在諸史中，最稱蕪穢，《四庫全書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學為宗，餘事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檀氏（萃）曰：「《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盡出於大公。蓋自洛蜀黨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門戶之見，錮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為掩飾之言，而離異者未免指摘之過。」此可謂深中其病矣。其後柯維騏著《宋史新編》，沈世泊著《宋史就正編》，皆糾正其謬。《四庫提要》摘其紀志互異處、傳前後互異處，十餘條。趙氏（翼）《陔余叢考》《廿二史劄記》，摘其敘事錯雜處、失檢處、錯謬處、遺漏處、牴牾（dǐ wǔ 矛盾）處，各十餘條；其各傳回護處、附會處、是非失當處、是非乖謬處，共百餘條；則是書之價值，概可見矣。而其舛謬最甚，而數百年來未有人起而糾之者，莫如所記關於王荊公之事。

　　《宋史》成於元人之手，元人非有所好惡於其間也，徒以無識不能別擇史料之真偽耳，故欲辨《宋史》當先辨其所據之資料。考宋時修《神宗實錄》，聚訟最紛，幾興大獄。元祐初，范祖禹、黃庭堅、陸佃等同修之，佃數與祖禹、庭堅爭辯。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如君言，豈非謗書乎？佃雖學于荊公，然不附和新法，今其言如此，則最初本之《神宗實錄》，誣罔之辭已多，可以見矣。是為第一次之《實錄》。及紹聖改元，三省同進呈台諫前後章疏，言實錄院前後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奸言，詆熙豐以來政事。及國史院取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供文狀，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事。上曰：文字以盡見，史臣敢如此誕慢不恭。章惇曰：不惟多稱得于傳聞，雖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傳聞修史，欺誕敢如此。安燾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此雖出於反對元祐者之口，其言亦不無可信。前此蔣之奇劾歐陽修以帷薄事（時傳歐陽修與其兒媳有染），修屢抗疏乞根究。及廷旨詰問之奇，亦僅以傳聞了之。可知宋時台館習氣，固如是也。於是有詔命蔡卞等重修《實錄》。卞取荊公所著《熙寧日錄》以進，將元祐本塗改甚多，以朱筆抹之，號朱墨本。是為第二次之《實錄》。而元祐諸人，又攻之不已。

　　徽宗時，有劉正夫者，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衷其說，傳信萬世。又有徐勣者，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於是複有詔再修，未及成而靖康之難作。南渡後，紹聖四年，範沖再修成之以進。是為第三次之《實錄》。《宋史》所據，即此本也。自紹聖至紹興，元祐黨人，竄逐顛播者凡三十餘年，深怨積憤。而范沖又為祖禹之子，繼其父業，變本加厲以恣報復。而荊公自著之《日錄》，與紹聖間朱墨本之《實錄》，悉從毀滅，無可考見。《宋史》遂據一面之詞，以成信讞（yàn 判定），而沉冤遂永世莫白矣。凡史中醜詆荊公之語，以他書證之，其誣衊之跡，確然可考見者十之六七。

　　近儒李氏（紱）、蔡氏（上翔）辯證甚博，吾將摘其重要者，分載下方各章，茲不先贅。要之欲考熙豐事實，則劉正夫、徐勣所謂元祐紹聖好惡不同互有得失者，最為公平。吾非敢謂紹聖本之譽荊公者，遂為信史，然如元祐紹興本欲以一手掩蓋天下目，則吾雖欲無言，又烏可得也。蔡氏所撰《荊公年譜》載靖康初楊時《論蔡京疏》，有南宋無名氏書其後云：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進，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至於龜山在徽宗時，不攻蔡京而攻荊公，則感京之恩，畏京之勢，而欺荊公已死者為易與，故舍時政而追往事耳。（後略）

　　此其言最為洞中癥結，荊公所以受誣千載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造為已甚之詞。及道學既為世所尊，而蜚語遂變鐵案。《四庫提要》推原《宋史》舛謬之故，由於專表章道學，而他事不措意，誠哉然矣。顏習齋又嘗為韓侂胄辯冤，謂其能仗義復仇，為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誅之以謝金，實狗彘不如。而《宋史》以入之《奸臣傳》，徒以其得罪于講學諸君子之故耳云云。朱竹垞、王漁洋皆論張浚誤國，其殺曲端與秦檜之殺嶽飛無異，徒因浚有子講學且為朱子所父事，遂崇之為名臣；而文致曲端有可殺之罪，實為曲筆云云。凡此皆足證《宋史》顛倒黑白變亂是非之處，不一而足。而其大原因則皆由學術門戶主奴之見，有以蔽之，若荊公又不幸而受誣最烈者也。吾故先評之如此，吾言信否，以俟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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