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敘論_學達書庫

敘論(1)

　　國史氏（曾鯤化。著有《中國歷史》）曰：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bēi 池塘），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皋夔伊周（皋陶、夔，傳說是虞舜時的刑官、樂官；伊尹，商代丞相；周公旦曾輔政成王），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祀（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

　　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jiān 洗濯）者，在泰西（歐美各國的泛稱）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泰西鄉原（外表忠厚老實，實則偽善欺世之人）之史家，其論克林威爾也，曰亂臣，曰賊子，曰奸險，曰兇殘，曰迷信，曰發狂，曰專制者，曰偽善者，萬喙同聲、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顧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國國會先哲畫像數百通，其裒然（póu 　rán 出眾的樣子）首座者，則克林威爾也。而我國民之于荊公則何如？吠影吠聲（一條狗看到人影就叫，其他狗聞聲跟著叫。比喻不辨事非，盲目附和）以醜詆之，舉無以異於元祐、紹興之時。其有譽之者，不過賞其文辭；稍進者，亦不過嘉其勇於任事，而於其事業之宏遠而偉大，莫或及見。而其高尚之人格，則益如良璞之埋於深礦，永劫莫發其光晶也。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

　　曾文正謂宋儒寬於責小人而嚴于責君子。嗚呼，豈惟宋儒，蓋此毒深中於社會，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惡求全之毀。求全雲者，於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雲爾，然且惡之，從未有盡沒其善而虛構無何有之惡以相誣衊者。其有之，則自宋儒之詆荊公始也。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無動為大之教，其于荊公之赫然設施，相率驚駭而沮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合，黨同伐異，莫能相勝，乃架虛辭以蔑人私德，此村嫗相誶（suì 責駡）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賢士大夫也。遂養成千年來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而舉世以學鄉原相勸勉。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

　　吾今欲為荊公作傳，而有最窘餘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宋史》之不足信，非吾一人私言，有先我言之者數君子焉。數君子者，其于荊公可謂空穀之足音（這裡指極難得的言論），而其言宜若可以取信於天下，又孟子所謂汙不至阿其所好（曲意迎合）者也。今首錄之以志，竊比之誠。

　　陸象山先生（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曰：

　　（前略）昭陵（指仁宗朝）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悉弊端，枝葉扶疏（分析事理詳明縝密），往往切當。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巨公名賢，為之左次（比不上，差一等），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嘩（huān huá喧嘩），行之未幾，天下恟恟（xiōng　xiōng 喧擾的樣子），公方秉執《周禮》，精白（純正、純潔）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替其決。忠樸屏伏，僉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dǐ zǐ 譭謗非議）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指神宗），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變更、改革），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鑒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于君子哉。（中略）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廷，又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qì修整）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圮（huī pǐ 倒塌、毀壞）已甚，過者諮歎，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不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後略）

　　顏習齋先生（元）《宋史評》曰：

　　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即當時至元祐間，範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為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弊端）。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倦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金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吊聘問賂遺（lù wèi以財物買通他人）近幸又倍，宋何以為國？求其容我為君，宋何以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荊公為此，豈得已哉？譬之仇讎，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已久，聞北風而戰慄，於是牆堵而進，與荊公為難，極詬之曰奸曰邪，並不與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zhài寨），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荊公當念君父之仇，而韓富司馬等皆當恝置（jiá zhì淡然置之）也乎。矧琦之劾荊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有七，一抬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荊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為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荊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荊公者是邪非邪？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後世，遂群以苟安頹靡為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搘柱（zhī zhù 支撐、支持）乾坤者為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至近世則有金溪蔡元鳳先生（上翔），殫畢生之力，為《王荊公年譜考略》，其自序曰：

　　（前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則凡善有可紀，惡有當褫（chǐ 剝奪），不出於生平事實。而後之論者，雖或意見各殊，褒貶互異，然事實固不可得而易也。惟世之論公者則不然，公之沒去今七百餘年，其始肆為詆毀者，多出於私書；既而采私書為正史，此外事實愈增，欲辨尤難。（中略）憶公有《上韶州張殿丞書》，其言曰：「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流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栗，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嗚呼，盡之矣。此書作于慶曆皇祐間，當是時公已見稱於名賢巨公，而未嘗有非毀及之者也。然每讀是書，而不禁歔欷累歎，何其有似後世詆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繼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據，則必有所自來。若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盡采私書為正史。當熙甯新法初行，在朝議論蜂起，其事實在新法，猶為有可指數者。及夫元祐諸臣秉政，不惟新法盡變，而黨禍蔓延。尤在范呂諸人初修《神宗實錄》，其時《邵氏聞見錄》，司馬溫公瑣語《涑水紀聞》，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紛紛盡出，則皆陰挾翰墨以饜其忿好之私者為之也。又繼以範沖《朱墨史》，李仁甫《長編》，凡公所致慨於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若重為天下後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當之，必使天下之惡皆歸。至謂宋之亡由安石，豈不過甚哉？宋自南渡至元，中間二百餘年，肆為詆毀者，已不勝其繁矣。由元至明中葉，則有若周德恭，謂神宗合赧、亥、桓、靈為一人，有若楊用修，斥安石合伯鯀、商鞅、莽、操、懿、溫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蘇子瞻作《溫國行狀》，至九千四百餘言，而詆安石者居其半。無論古無此體，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後則明有唐應德者，著《史纂左編》，傳安石至二萬六千五百餘言，而亦無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與言史事乎哉？（後略）

　　陸、顏兩先生，皆一代大儒，其言宜若可信。而蔡氏者又博極群書，積數十寒暑之日力，網羅數千卷之資料以成年譜，而其持論若此。然則居今日以傳荊公，欲求如克林威爾所謂「畫我當畫似我者」，不亦戛戛乎至難之業哉？雖然，歷史上不一二見之哲人，匪直盛德大業，淹沒不章，抑且千夫所指，與禹鼎之不若同視，天下不復有真是非，則禍之中于世道人心者，將與洪水猛獸同烈。則夫辟邪說拒淫辭，揚潛德發幽光，上酬先民，下獎來哲，為事雖難，烏可以已，是則茲編之所由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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