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公學之演說|梁啟超

在中國公學之演說

　　（1920年3月20日）

　　梁任公先生近自歐洲歸國，適上海中國公學恢復後第二次開學，遂開會以歡迎之。

　　梁先生即席演說，主張發揮固有的民本精神，以矯歐洲代議制度及資本主義之流弊，頗足為國人當頭棒喝。茲錄其詞如次：鄙人對於校中任事諸人皆為道義交，可謂精神上久已結合一致，惟自己未曾稍盡義務為可愧耳。此次游歐，為時短而曆地多，故觀察亦不甚清切。所帶來之土產，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響者，即將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

　　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此次游歐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

　　則因觀察歐洲百年來所以進步之故，而中國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對於此點有所感想。

　　考歐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會上、政治上固有基礎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故中國不能效法。歐洲在此百年中，可謂在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中，亦可謂在病的狀態中。中國效法此種病態，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論。例如代議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紀唯一之寶物，各國皆趨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國獨否。此何故？蓋代議制在歐洲確為一種階級，而在中國而無此可能性。

　　蓋必有貴族地主，方能立憲，以政權集中于少數賢人之手，以為交付於群眾之過渡。

　　如英國確有此種少數優秀之人，先由貴族擴至中產階級，再擴至平民，以必有階級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數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階級之少數優秀代表全體人民。至於中國則不然。自秦以來，久無階級，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敗，蓋因社會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國本有民意政治之雛形，全國人久已有輿論民岩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則甚為渾漠為可憾耳。如禦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實自民本主義而言，中國人民向來有不願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義之精神。對於此種特性不可漠視。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權之迷夢，而忘卻此種固有特性。須知集權與中國民性最不相容，強行之，其結果不生反動，必生變態，此所以吾人雖欲效法歐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種不成功果為中國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國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為成功歟，抑失敗歟？

　　日本則因結果未揭曉，懸而勿論。且言德國。其先本分兩派，一為共和統一派，一為君主統一派，迨俾士麥出，君主統一乃成。假定無俾氏，又假定出於共和統一之途，吾敢斷言亦必成功，特不過稍遲耳；又假定其早已採用民本主義，吾敢決其雖未能發展如現在之速，然必仍發達如故。則可見此五十年乃繞道而走，至今仍須歸原路，則並非幸也可知矣。總之德國雖學英而成，然其價值至今日則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國雖為學而失敗者，然其失敗未必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地，山後無路，勢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則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國國民，此次失敗，不過小受波折，固無傷於大體，且將來大有希望也。

　　第二論社會亦然。中國社會制度頗有互助精神。競爭之說，素為中國人所不解，而互助則西方人不甚瞭解。中國禮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為出於克己精神與犧牲精神者。中國人之特性不能拋棄個人享樂，而歐人則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決不能謂個人享樂主義為高，則中國人之所長，正在能維持社會的生存與增長。故中國數千年來經外族之蹂躪，而人數未嘗減少。職此之故，因此吾以為不必學他人之競爭主義，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擴充之也。

　　第三論經濟。西方經濟之發展，全由於資本主義，乃系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並非合理之組織。現在雖十分發達，然已將趨末路，且其積重難返，不能挽救，勢必破裂。中國對於資本集中，最不適宜，數十年來欲為之效法，而始終失敗。

　　然此失敗，未必為不幸。蓋中國因無貴族地主，始終實行小農制度。此種小農制度，法國自革命後始得之，俄之多數派亦主張此制，而中國則固有之。現代經濟皆以農業為經濟基礎，則中國學資本主義而未成，豈非大幸？將來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採用之。鄙人覺中國之可愛，正在此。

　　總之，吾人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揮光大之，即當以消極變為積極是已。如政治本為民本主義，惜其止在反對方面，不在組織方面；社會制度本為互助主義，亦惜止限於家庭方面，若變為積極，斯佳矣。鄙人自作此遊，對於中國，甚為樂觀，興會亦濃，且覺由消極變積極之動機，現已發端。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以人格論，在現代，以李寧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於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義能見實行。惟俄國國民性為極端，與中國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為中國人亦非設法調和不可，即於思想當為澈底解放，而行為則當踏實，必自立在穩當之地位。學生諸君當人人有自任心，極力從培植能力方面著想，總須將自己發展到圓滿方可。對於中國不必悲觀，對於自己則設法養成高尚人格，則前途誠未可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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