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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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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4日) 英文《京報》記者因籌安會事及憲法起草事,特往天津訪問梁任公。任公方患赤痢頗劇,記者就病榻有所詢,先生強答之,今轉錄其談話如左。 記者問曰:近日來都中有人發起籌安會,討論國體問題,先生于意雲何?梁君答云:鄙人一年以來,欲肆力於社會事業久矣,厭作政談,即鄙人疇昔好為政談之時,亦曾標舉二語,以告於眾曰:只論政體,不論國體。故國體問題,尤鄙人所不願談也。 記者問曰:既雲只論政體,不論國體,則國體無論為共和為君主,應無反對,且先生于數年前不嘗著論力主君主立憲乎?梁君答曰:吾所為只論政體,不論國體者,常欲在現行國體之下,求政體之改革,故當前清末葉共和革命論極盛之時,吾獨堅持君憲說,與革命党筆戰,累十數萬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後,吾猶著《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書,謂雖不得已而行共和,亦當虛存君位。近今某報所登古德諾博士論著商榷共和利病,且引中美、南美亂事為證,此種議論,此種證據,吾無一不於十年前痛切言之,其言視古氏所說詳盡透闢更加十倍,《新民叢報》、《飲冰室文集》等書流布人間者,不下數十萬本,可覆按也。即當辛亥九月著《新中國建設問題》時,欲遷就以存虛君,無聊之極思乃陳三義: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虛擁衍聖,三曰求立明後。此雖滑稽之談,然吾當時怵於變更國體之危險,情急之狀可以想見,今之談第二次變更國體者,猶以此三義為研究之資料也。吾當時豈有所愛于君主政體,而必犯眾怒以為之擁護者?吾以為國體與政體本絕不相蒙,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不可也。兩者既無所擇,則毋寧因仍現在之基礎,而徐圖建設理想的政體於其上,此吾數十年來持論之一貫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屢遷之,其傷實多,吾滋懼焉。故一面常欲促進理想的政體,一面常欲尊重現在的國體。此無他故焉,蓋以政體之變遷,其現象常為進化的,而國體之變更,其現象常為革命的。謂革命可以求國利民福,吾未之前聞。是故吾自始未嘗反對共和,吾自始未嘗反對君主,雖然吾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謂國家之大不幸莫過於革命也。 記者問曰:籌安會一派之言論,謂共和必不能立憲,惟君主乃能立憲,此理何如? 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實不解此,吾求諸中外古今學者之理論而不得其解,吾求諸中外古今列國之故實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國欲變專制為立憲,其一當視主權者擁護憲政之誠意何如,其二當視國民運用憲政之能力何如。謂此二者緣國體之變更而遂生異動,吾百思不得其解也。 記者問曰:古德諾博士謂中國欲變更國體,須有三條件,其第一條件則須國中多數優秀之民鹹不反對,此條件可望實現否?梁君答曰:國體而到必須變更之時,則豈更有反對之餘地?除乘機徼利藉口生事之亂黨外,決無人昌言反對者,吾敢斷言也。雖然,變更國體一次,則國家必喪失一部分熱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斷言之。共和建設以還,蔚成之時彥雖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棄者,以吾所知,蓋已不少。識者未嘗不為國家痛惜,然士各有志,無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變更國體,前次之遁棄者,固斷不復出,而繼此而遁棄者恐視前更多耳。果爾,則亦殊非國家之福也。 記者問曰:變更國體之事,將來能否成為事實,且大總統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聞否?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為事實,吾殊難言,就理論先例觀之,恐在所不免。力學之理,有動則必有反動,此原則之無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變更國體,自應有第二次之變更國體賡續而起,其動因非在今次而實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叢報》與革命黨論,謂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於帝政;以革命求立憲,其究也必反於專制。吾當時論此焦唇敝舌,而國人莫餘聽,乃流傳浸淫,以成今日之局。今以同一之論調,易時而出諸外國博士之口,而臭腐忽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詫,尤當知吾十年前所預言者,今外國博士所稱述只得其半耳,其餘一半,則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若夫我大總統乎,則兩次就位宣誓,萬國共聞,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與人泛論及此問題,其斷不肯帝制自為之意,亦既屢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總統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 記者問曰:籌安會一派謂古德諾博士實倡此說,而本記者前訪博士,則謂並無此主張,先生與博士夙交好,嘗與論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來,曾一見訪,吾適在津,未獲相見。惟博士嘗有書致憲法起草會,所言皆就國民憲法立論,未嘗他及也。 記者問曰:聞先生在憲法起草會列席頗少,何故?梁君答曰:吾自南遊一次,感受暑熱,繼續患病,旋愈旋作,中間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且前數次所討論尚未及憲法內容,偶缺席當無傷,此後深願與同人作速進行,將此種國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盡國民義務于萬一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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