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談話記|梁啟超

北海談話記

　　今天本想約一二位朋友來演講的，但是都不能來，故只好自己稍談自己。現在一學年快完了，自己在學校內一年以來，每星期除了在課堂上與同學會面外，其餘接談時間已不能多，暑期以後，有許多同學，不能再來了，即能再來，也暫時有三四月的分別，所以借此地，約大家來玩玩。本來此地是風景最美的地方，也可以說是我們的先後同學的一個紀念的地方。

　　大約三十年前，我二十餘歲，在長沙，與幾位同志辦了個時務學堂。學生先後兩班，每班各四十人，辦了一年多，遇著戊戌政變，學堂解散了。第一班同學中有位蔡松坡（鍔），那時他只有十餘歲，在班中算是年齡最輕的。想起三十年前的事，令我很有感觸；那時算是中國最初辦的學校，功課簡單得可笑；但我現在回憶，還是非常有興趣；因為人數很少，所以感情易融浹；而功課簡單，也就有簡單的好處。現在學校功課是多極了，試問學生終日忙於機械的訓諫中，哪有深造自得的機會？在那時功課是很少的，而同學也就各專習一科，而且精神非常團結。同學們都成了極好的朋友，共了多少次患難，幾十人，幾乎變成了一人。功課因專做一兩門，精力集中，故比較地能深造，最少可以說物質的、功利的觀念，比現在不知淺薄多少。當時同學于「書本子」學問之外，大家對於「做人」方法，非常注意，所以後來人材很多。

　　蔡松坡在全班四十人中，也算是高材生之一，當時的批評：最好的是李炳寰，其次是林圭，蔡松坡可以輪到第三，李、林二人，都是於庚子革命之役殉難了。那一役主持的人是時務學堂教員唐佛塵先生才常，他是中國第一次革命的領袖，成仁于漢口，我們同學隨同殉難的有二十多人，與唐先生同為中國第一次革命的犧牲者。那時因蔡松坡年紀還小，唐先生不許他直接加入革命事務，叫他帶信到湖南給黃澤生先生。黃先生是當時在湖南帶領新軍的，他是羅忠節公（澤南）的再傳弟子，生平一切私淑羅忠節公；他雖然和我們同志，卻認為時機未到，屢勸唐先生忍耐待時。他不願意蔡松坡跟著犧牲，便扣留著不放他回去。松坡當時氣憤極了，後來漢口事完全失敗，黃先生因籌點學費，派松坡往日本留學。從日本回來，方入政界，卒至為國勞瘁而死；于護國之役這一次，總算替國家辦了點事業。他死的時候，不過三十五歲，假使他多活十年，也不過四十五歲，至少國內局面，比今天不同一點。

　　當時我們看松坡，也不過是個好學的小學生罷了；他自己也想不到後來成為國家的大材。一個人將來是什麼樣人誰也不能料定的，此不獨蔡松坡為然，例如：諸葛武侯（亮）在隆中的時候，曾文正公（國藩）在四十歲以前，胡文忠公（林翼）在三十五六歲以前，他自己也就沒有料到將來會做這樣偉大的事。不過國家需要人材，那是時時需要的，而人們當時時準備著，以供國家的要求。遇到相當的機會，便立刻可以替國家服務。所謂事業也不必一定限定於政治的軍事的，才可算事業；所以一個人，能抱定為國家服務的意旨，不會沒有建設的。就怕自家沒有準備著，則機會來了，當然只有放棄的，所以我們當修養著，自己認清自己的責任。

　　反觀現在的學校，多變成整套的機械作用，上課下課，鬧得頭昏眼花。進學校的人大多數除了以得畢業文憑為目的以外，更沒有所謂意志，也沒有機會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們，雖然不流於這種現象，也無從跳出圈套外，於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這兩年來清華學校當教授，當然有我的相當抱負而來的，我頗想在這新的機關之中，摻和著舊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許太難，不容易實現，我要想把中國儒家道術的修養來做底子，而在學校功課上把它體現出來。在以往的儒家各個不同的派別中，任便做哪一家都可以的，不過總要有這類的修養來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礎，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沒有這類做人的基礎，那麼做學問並非為自己做的。至於智識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學方法來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學不但應用于求智識，還要用來做自己人格修養的工具。這句話怎麼講呢？例如當研究一個問題時，態度應如何忠實，工作應如何耐煩，見解要如何獨立，整理組織應如何洽理而且細密……凡此之類，都一面求智識，同時一面即用以磨煉人格，道德的修養，與智識的推求，兩者打成一片。現世的學校，完全偏在智識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統統偏在修養一邊，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於兩者之間。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識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我這種做學問的方法，可以為修養的工具；而一面在修養的時候，也不是參禪打坐的空修養，要如王陽明所謂在「事上磨煉」，並不是等到出了學校入到社會才能實行，因為學校本來就是一個社會，除方才所說用科學方法做磨煉工具外，如朋友間相處的方法，乃至一切應事接物，何一不是我們用力的機會。我很癡心，想把清華做這種理想的試驗場所。但照這兩年的經過看來，我的目的，並非能達到多少。第一個原因，全國學風都走到急功近利及以斷片的智識相誇耀，談到儒家道術的修養，都以為迂闊不入耳，在這種氛圍之下，想以一個學校極少數人打出一條血路，實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華學校自有他的歷史，自有他的風氣，我不過是幾十位教員中之一位，當未約到多數教員合作以前，一個人很難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智識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講課與及在私室和諸君接談時，多半也馳驚於斷片的智識，不能把精神集中於一點。因為這種原因，所以兩年來所成就的，不能如當初的預期。

　　我對於同學諸君，尤其萬分抱歉。大學部選修我的功課的，除了堂上聽講外，絕少接談的機會，不用說了，就是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點像道爾頓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請教授指導指導。老實說，我對於任何學問，並沒有專門的特長，所以對於諸同學的工作，中間也有我所知道的，我當然很高興地幫幫他們的忙；也許有我們同學的專門工作，比我還做得好，這倒不是客氣話。外國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的範圍內的學問，他真個可以指導研究，而除此隘小範圍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卻是糟了！同學以為我什麼都懂得，所以很親密地天天來請教我；而我自己覺得很慚愧，沒有充分幫助。不過，雖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然很濃厚著，仍努力繼續下去。什麼希望呢？假定要我指導某種學問的最高境界，我簡直是不能，可以說：我對於專門學問深刻的研究，在我們同事諸教授中，誰都比我強，我誰都趕不上；但是，我情願每天在講堂上講做學問的方法。或者同學從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對，我可以略略加以糾正。或者他本來已得到方法，而我的方法，可以為相當的補助。這一點，我在智識上對於諸同學可以說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許同學得到我這種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學問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點勇氣。

　　還有一點，我自己做人不敢說有所成就，不過直到現在，我覺得還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煉及擴充，吾自少到現在，一點不敢放鬆。對於諸同學我不敢說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過我總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惡影響到諸同學。諸同學天天看我的起居，談笑，各種瑣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學們相當的暗示或模範。大家至少可以感覺到這一點：我已有一日之長，五十餘歲的人，而自己訓練自己的工作，一點都不肯放過，不肯懈怠；天天看慣了這種樣子，也可以使我們同學得到許多勇氣。所以我多在校內一年，我們一部同學，可以多得一年的薰染，則我的志願，已算是不虛了。

　　現在中國的情形糟到什麼樣子，將來如何變化，誰也不敢推測。在現在的當局者，哪一個是有希望的？哪一個幫派是有希望的？那麼中國就此沉淪下去了嗎？不！決不的！如果我們這樣想，那我們便太沒有志氣，太不長進了！現在的一般人，做得不好，固然要後人來改正；就是現在一般人，做得很好，也要後人來繼續下去。現在學校的人，當然是將來中國的中堅；然而現在學校裡的人，準備了沒有？準備什麼樣來擔任這個重大的責任？智識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的信仰——不是宗教——是斷然不可少的。現在時事，糟到這樣，難道是缺乏智識才能的緣故麼？老實說：什麼壞事情，不是智識才能分子做出來的？現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它留下的殘餘，根本去劃除。

　　我們一回頭，看數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養。他們看見當時的社會也壞極了，他們一面自己嚴厲地約束自己，不跟惡社會跑，而同時就以這一點來朋友間相互勉勵，天天這樣琢磨著，可以從他們往來的書劄中考見。一見面，一動筆，所用以切磋觀摩規勸者，老是這麼樣堅忍，這麼樣忠實，這麼樣吃苦，有恆，負責任……這一些話；這些話看起來是很普通的，而他們就只用這些普通話來訓練自己。不怕難，不偷巧，最先從自己做起，立個標準，擴充下去，漸次聲應氣求，擴充到一班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種風氣，到時局不可收拾的時候，就只好讓他們這班人出來收拾了。所以曾（國藩），胡（林翼），江（忠源），羅（澤南），一班書呆子，居然被他們做了這樣偉大的事業，而後來咸豐以後風氣，居然被他們改變了，造成了他們做書呆子時候的理想道德社會了。可惜江公、羅公，早死一點，不久胡公也死了，單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繼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鴻章）。他就根本不用曾胡羅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換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確比曾文正公強；他專獎勵一班只有才能不講道德的人物。繼他而起的，是袁項城（世凱），那就變本加厲，明目張膽的專提拔一種無人格的政客做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顧亭林《日知錄》批評東漢的名節，數百年養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壞之而有餘，正是同出一轍呀。

　　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為本位，比較以富貴為本位的人還算好些，再傳下去便不堪設想了。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項城就以富貴為本位了！當年曾、羅以道德、氣節、廉恥為提倡的成績，遂消滅無遺。可憐他們用了大半世的功力，像有點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黨徒，根本劃除一點也不留，無怪數十年來中國的內亂便有增無遺了。一方面又從外國舶來了許多什麼黨，什麼派，什麼主義……譬如孫中山先生，他現在已死了，我對他不願意有什麼苛論，且我對於他的個人，也有相當的佩服——但是，孫中山比袁項城總算好得多了。不過，至少也是李鴻章所走的一條路。尤其是他的黨派見解，無論什麼樣的好人，不入他的黨，多得挨臭駡；無論什麼壞東西，只要一入他的黨，立刻變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國民黨的發達，就是靠這樣投機者之投機；而將來的致命傷，也都盡在這般人之中，這句話似乎可以斷定吧。

　　現在既然把什麼道德的標準，統統破壞無遺；同時，我們解剖現代思想的潮流，就不出這二股範圍之外，一是袁世凱派，二是孫中山派，而一方面老先生們，又全不知挽救的方法，天天空講些禮教，剛剛被一班青年看作笑話的資料而瞧不起他。我們試看曾文正公等，當時是什麼樣修養的？是這樣的麼？他們所修養的條件：是什麼樣克己，什麼樣處事，什麼樣改變風氣，……先從個人，朋友，少數人做起，誠誠懇懇，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許放鬆，我們讀曾氏的《原才》，便可見了。風氣雖壞，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個是一個，這樣繼續不斷地努力下去，必然有相當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遲死數十年，也許他們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項城也走這一條路，也許直到現在還能見這種風氣呢。然而現在的社會，是必須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淪下去，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但是誰來改造他？一點不客氣，是我輩！我輩不改造，誰來改造？要改造社會，先從個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於旁人，一個，二個，以至千萬個……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斷，不會終沒有成績的。江、羅諸公，我們知道他是個鄉下先生，他為什麼有這樣偉大的事業？在這一點上，我對於諸同學，很抱希望。希望什麼？希望同學以改造社會風氣為各人自己的責任。

　　至於成功麼？是不可說的。天地一日沒有息；我相信我們沒有絕對成功的一日。我們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的成績，最怕是不做。尤其我們斷不要忘了這句話：社會壞，我們切不要「隨其流而揚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則社會愈弄愈壞，壞至於極，是不堪設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一分的糾正。至於機會之來不來，是不可說的；但是無論有沒有機會，而我們改善社會的決心的責任，是絕對不能放鬆的。所以我希望我們同學不要說「我的力量太小」，或者說「我們在學校裡，是沒有功夫的」。實際上，只要你有多少力量，盡多少責任就得。至於你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社會的一份子，你也盡一份子的力，我也盡一份子的力，力就大了。將來無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會事業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設你預期的新事業，造成你理想的新風氣，不見得我們的中國就此沉淪下去的。這是對於品格上修養的話。

　　至於智識上的修養——在學問著述方面，改造自己，那麼因我個人對於史學有特別興趣，所以昔時曾經發過一個野心，要想發憤重新改造一部中國史。現在知道，這絕對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可辦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斷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華，也是這個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興味的幾位朋友，合起來工作，忠實地切實地努力一下。我常常這樣地想：假定有同志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終可以得到一部比較好的中國史。我在清華二年，也總可說已經得到幾個了；將來或聚在一塊，或散在各方，但是終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們得我多少暗示的幫助，將來他們的成績比我強幾倍。歸納起來罷！以上所講的有二點：

　　（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

　　（二）是做學問的方法——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

　　我在清華的目的如此，雖不敢說我的目的，已經滿足達到，而終已得了幾個很好的朋友，這也是使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點。

　　今天，是一年快滿的日子了，趁天氣清和時候約諸同學在此相聚，我希望在座的同學們，能完全明瞭，瞭解這二點——做人，做學問——而努力向前幹下去呀！

　　還有與朋友之間，最好是互相勸導切磨，所謂「相觀而善」。一個人生平不得到一個很好的朋友，他的痛苦，比鰥寡孤獨還難過；但是朋友可以找出來的，還可以造出來的。我去改造他，他來改造我。一方面可以找朋友，一方面可以造朋友。所以無論何人，終該要有朋友的，然而，得好朋友，是何等不容易啊！得到了朋友，要看古人對於朋友如何的勸磨，如何的規正；最少不要像現在「功利派」利害的結合：因了一點無聊的糾葛，或者互相團結，或者互相鬧翻，日後想起來，只有可笑，沒有話說。我情願我們同學中永遠不會發生因一點無聊的事情，而感情發生裂痕，類似這一類的事實。我情願吾們同學大家以至誠相待，不忘了互相改造與策勉，親密到同家人父子兄弟一樣，那是何等痛快！因為朋友是很難得的，日後散了，回想當時聚在一起做學問的快活，是不能再得的了！

　　我今天所講的話，很無倫次，本來不過既然約諸位到此地來玩，隨便談談罷了。不過，總可算是很真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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