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學術成就(3)

王安石的學術成就(3)

　　（考異十九）

　　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後序》說：「王安石想要闡釋《春秋》並頒行天下，而孫覺的這部《春秋傳》已經出來了，一見便有了忌恨之心，自知不能寫得比人家還好，於是，詆毀《春秋》經典並廢除它，說它是『斷爛朝報』，不把它列為學校的必讀書，也不用於科舉考試。李紱（穆堂）駁斥這種說法：『王安石想要闡釋《春秋》，尚未著書，他人怎麼知道一定不如孫著？見到孫著而心生嫉妒，詆毀他的傳也就夠了，為什麼因為傳而詆毀經典呢？詆毀他的傳很容易，詆毀經典卻很難，捨棄容易做的，去找困難的做，愚蠢的人都不幹，難道王安石會去做嗎？而且根據邵氏所輯的序文，說孫覺晚年因為儒生們的穿鑿附會而心生憂慮，於是為《春秋》作傳。那麼，孫覺的這個傳是在晚年寫成的，應該沒有問題。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死時六十八歲。孫覺在這一年才開始做諫議大夫，而死在紹聖年間（宋哲宗年號，公元1094—1098年），死的時候六十三歲。這說明孫覺比王安石小十幾歲。他晚年所著的書，王安石大概沒有見過，嫉妒的說法又從何而來呢？周麟之妄造這種卑鄙的謊言，後來的一些人還相信他的說法，這些人的醜陋和周麟之沒有什麼不同。」又有人說：「斷爛朝報這種說法，曾經從知名的前輩那裡聽說過，說是從《臨汝閒書》（作者南宋人李璧）中看來的，大約是在諷刺解讀經典的人，而不是詆毀經典本身。王安石的學生陸佃和龔原，都研究《春秋》，陸佃著有《春秋後傳》，龔原著有《春秋解》，遇到疑難問題就看做是『闕文』。王安石笑著說，闕文如此之多，《春秋》成了斷爛朝報了。大概是諷刺他們，即使對經典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作為『闕文』來處理，意思其實是尊重經典而並非詆毀經典。」今天來看孫覺的《春秋傳》，不單周麟之有跋，楊時（字中立，世稱龜山先生）也有序。楊時說：「熙甯之初（公元1068年），尊崇儒生和儒家經典，啟發開導了許多學生，以為《春秋》三傳的異同，沒有辦法考證，在六經中尤其難學，所以不把《春秋》列入學官的教學之中，並非廢棄不用它，而學生們因為要急於應付科舉考試，於是老師就放棄不講了。」這種說法與尹和靖的說法恰好相同。楊時平時最喜歡詆毀王安石的學問，他這樣說，為什麼後來的人不注意，偏偏相信周麟之的說法呢？

　　王安石平生的著作，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周官義》二十二卷，《易義》二十卷，《洪範傳》一卷（今存集中），《詩經新義》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禮記要義》二卷（今佚），《孝經義》一卷（今佚），《論語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說》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平生對於書沒有不看的，到了老年更加有感情，他在晚年有《與曾子固書》，其中寫道：

　　（前略）我自諸子百家的書，一直到《難經》、《素問》、《本草》以及各種小說，沒有不讀的，農夫女工，沒有不進行詢問的。然後對於治理國家的學問才算懂得了一個大概而沒有疑問。大概後來的學者，他們所處的時代，與先王的時代不一樣了，如果不這樣學習，就不能全面地理解聖人的道理。揚雄雖然說過，他不喜歡非議聖人著作的書，但像墨子、晏子、鄒衍、莊子、申不害、韓非等人的書，有哪些他沒有讀過呢？他是為了獲取知識才去讀這些書的，讀書時又能有所取捨，所以，各種各樣的學說都不能使他迷惑。也正因為他沒有被別的學說所迷惑，所以能夠有所取捨，並用來進一步闡明自己的觀點。你看我讀了這麼多書，就認為我可能被別的學說所迷惑嗎？那你太不瞭解我了。如今迷惑人的，不是佛教，而是那些學者、儒生所沉溺的個人的名利欲望，互相吹捧，不懂得自己約束自己，你以為是不是這樣呢？

　　王安石晚年更加潛心於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道的本質，在佛學和老子的學說方面都有心得，但他最根本的一條，還是要對治理國家有所幫助。他有一篇讀《老子》的文章說：

　　道有根本的道，有具體的道。根本的「道」，是萬物賴以生成的元氣；而具體的「道」，是由元氣的運動、變化而生成的萬事萬物。根本的「道」出於自然，所以，它不依賴人力而由萬物自然生成。而具體的「道」，由於涉及具體的事物，所以，它必須依賴人力才能造成萬事萬物。對於不依賴人力就可以生成萬物的根本的「道」，聖人固然可以不說話，沒有作為；至於依賴人力才能造成萬事萬物的具體的「道」，聖人就不能不說話，也不能無所作為了。所以，昔日高高在上而以造就萬物為自己任務的聖人，一定要制定四種措施。這四種措施就是禮、樂、刑、政，這就是萬物能夠生成的原因。所以，聖人只是致力於怎樣造成萬物的生長，而不去議論誰生成了萬物，大概就是因為萬物賴以生成的元氣是自然的主宰，不是人力所能干預的。

　　可是，老子卻不這樣看。他認為，凡是涉及具體事物的，都不值得議論，也不值得去做。所以他要去掉禮、樂、刑、政，而只講一個「道」字。這是因為他不能洞察事理而一味追求高深的過錯。根本的「道」既出於自然，又何必去干預它呢？正因為具體的「道」涉及具體的事物，所以才要依靠人來議論它，並且要人們去做啊。《老子》講：「三十根輻條集中在一個車轂上，中間有個軸孔，車子才能動起來。」車轂和輻條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其原因固然在於車輪中間有個空無的軸孔，但工匠製造車輪的時候，從來沒有對軸孔的空無給予過特別的關注。因為，空無的軸孔，是自然形成的，工匠可以不去管它。如今製造車子的人，只管製造車子的車轂和輻條，而從未把精力用在「無」上。不過，車子造好之後，由於車轂和輻條都已具備，這樣，軸孔自然就會發揮它的作用了。如果只想著發揮軸孔「無」的作用，卻不去製造車轂和輻條，那麼，這種造車的辦法也太離譜了。

　　現在，人們只知道軸孔的「無」對車子起作用，人們的「無為」對天下起作用，卻不知道它為什麼能起作用。其實，「無」能夠對車子有用，正是因為有了車轂和輻條；「無為」能夠對天下發揮作用，正因為有了禮、樂、刑、政。如果有人造車子要去掉車轂和輻條，治理天下要廢除禮、樂、刑、政，坐在那裡等待「無」發揮作用，那就和愚蠢離得不遠了。

　　今天西方學者談論哲學，並以此來推動像社會學、國家學這樣的學說。他們的理論很多，總的來說，不外乎兩種說法：一個是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生成的，都是由自然規律支配的。反駁他們的人則說，優勝劣敗，老天並不發慈悲，或優或劣都是人們自己選擇的。根據前面這種說法，就要遵從命運；根據後面這種說法，就要遵從力量。遵從命運而忽視人的力量，就會造成放任自流而社會就不會進步；遵從力量而不瞭解自然規律，就會過分干涉自然的發展演變，社會也很難進步。明白了人的力量與自然的力量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的相互作用，差不多也就明白了社會發展的道理。王安石的這種觀點，大概是有所創見的吧，兩千年來學者們談論老子，沒有像王安石這樣精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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