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學術成就(2)

王安石的學術成就(2)

　　《周官新義》一書共有二十二卷，十余萬字。本書先呈交給朝廷，副本送給有關部門，等到皇帝有了詔命再加以頒佈。謹以此為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皇上要聽關於《尚書》的講解，我因此來到皇帝身邊，於是參與了朝廷的政事。我的兒子王雱接替我實際負責講解的工作。皇上下旨，要求把講解的內容寫出來，獻給皇上。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又下旨把這些講義頒發給太學，分賜給那裡的學生。

　　《尚書》中的《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等篇章，經歷了秦朝之後幾乎消亡了。到了漢代，才保存下來一部分，有賴於學者的背誦和講說，才沒有失傳，但君主也許並不知道它對於如何治理國家是有幫助的。

　　上天給了皇上莫大的智慧，開始運用《尚書》的思想進行實際操作，並檢驗它的效果，把它作為處理事物的依據。又任命我們闡釋發揮它的新義，使天下後世能因此瞭解這本書的價值，我們父子倆只好憑著有限的知識接受這項光榮的使命。

　　然而，《尚書》是淵博美好的，我們的解釋卻很淺薄，挂一漏萬；使命是重大的，我們卻是微不足道的。這種榮耀，只能使我們感到深深的愧疚！謹以此為序。

　　《詩義序》：

　　《詩經》三百一十一篇它們的內容都還保存著，其中失傳的，只有六篇。皇上既派遣我的兒子王雱解釋它的文辭，又派遣我闡發它的新義。這本書完成之後，皇上把它賜給太學，又頒佈於天下，還讓我為它作序。我只能恭敬地接受皇上的派遣。

　　《詩經》向上可以達到「道」和「德」的最高境界，向下又能不超越禮義的約束和規範。充分發揮出運用語言的才華，君子可以用這種方式寄託自己的情感；遵循著「道」的秩序，聖人可以成就他的事業。然而，我們看孔子的門徒端木賜和卜商，僅從《詩經》裡得到一點體會，孔子就稱讚和鼓勵他們，可見要對它進行解說是多麼的難。但是，從周朝衰落直到今天，對《詩經》的解釋一片混亂，眾說紛紜，難道不應該重新進行解說嗎？

　　皇上的道德，純正充實，連神靈對他都充滿了好感，政令暢通無阻，通行于四方，沒有人敢欺侮我們，我們每天都在進步，學問的積累日益深廣，正在走向盛大光明的境界，即使用《頌》裡的言辭來讚美，大概也不能將所有的美好都說出來。《詩經》中含義精微的言辭和思維深奧的道理，既然已經得到了，又派遣我們來闡發遺漏的部分，希望能和天下的人共享。我們所瞭解的那點知識，就像一支小小的火把，怎麼能在太陽或月亮出來的時候，顯示自己的那一點光亮呢？姑且領受皇上的旨意，作為一點補充罷了。

　　《詩傳》中說：「美好的成就來自長久的努力。」所以，《棫樸》一詩講到培養人才，卻要從周王的長壽說起，大概是希望有人能繼承他的事業，使他的事業可以完成吧。我已經衰老了，大概還能見到這件事的完成，也算是幸運了。謹以此為序。

　　這三篇序言，它們的文字高尚簡潔，深沉凝重，書中的內容，由此也可以略見一斑了。而想要瞭解王安石研究經學的方法，更多的是在他寫的《書洪範傳後》這篇文章中。文中寫道：

　　古代的學者，學生們雖然用嘴來提問，但他的傳授卻是通過心進行的；學生們雖然用耳朵來聆聽，但他要讓學生能夠接受，一定要通過意會的辦法。所以說，作為老師要不厭煩，學生們才能有所收穫。孔子說：「教導學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他想要說出來卻不知怎麼說的時候，不去啟發他。教給他的知識，卻不知道通過這一點來推想其他的方面，這樣的學生也就可以不必再教他了。」孔子難道敢於專愛他的道理，就在天下的學生面前拿架子，不願他們早一點覺悟嗎？我認為，孔子的意思是說，因為他們問得不懇切，聽得就不專注；他們思考得不深入，得到的知識也就不牢固；不專注，又不牢固，那麼，知識只是進入了他們的口、耳而已。而我所要教的，並不只是要求他們會說、會聽啊。孔子去世之後，大道日漸衰落。隨著時光的流逝，到了漢代，專門為經典作傳和注釋的學者出現了，做老師的只知道講述卻不管學生的回應，做弟子的只知道讀書卻不向老師提問，並不是不想問，只是以為經傳的意思都寫在這裡了，我可以不用再提問就得到了；難道只是不再提問嗎？也將不再思考，並非不想思考，只是覺得經傳的意思都寫得很明白了。如果是這樣的話，即使他們的傳注都做得很好了，卻也只能使學生們說和聽的能力得到提高，不能提升他們的心智啊，何況他們的學問本身也不是沒有問題啊。這應該就是歷經上千年，而聖人的經典終於暗淡，學者也不能根據他的言論來治理這個社會的原因吧。

　　讀到這裡，王安石自己如何做學問以及如何教導學生做學問，都看得很清楚了。用心來傳授，用意會的辦法使人接受，懇切地提問，深入地思考，把自己學到的東西施行於國家和社會，這就是王安石所追求的治學的理想境界。我想，難道只是研究經學嗎？對於任何一種學問，都應該有這樣的求學態度。如果不是這樣，只是在課堂上聽老師傳授講義，雖然能記誦很多知識，最終卻不能有新的發現和發明，一個國家的學術也就不能有所進步。《宋稗類鈔》說王安石閒居靜坐，研究經義的主旨，精神非常專注，他在幾案上放了百十顆石蓮子，一邊咀嚼，一邊思考，石蓮子吃光了，問題還沒有想透徹，往往咬得手指流血自己還沒有感覺。這種說法雖然不知道是否可信，但是他在求學時的堅韌刻苦，思考時的深邃細密，卻可以略見一斑了。黃庭堅的詩說：「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複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己醜。玉石恐俱焚，公為區別不。」這可以說是持平的看法。自從元祐初年（宋哲宗年號，公元1086—1094年），國子司業黃隱毀了《三經新義》的書版，世間就很少流傳了，元朝、明朝以來甚至就消亡了。清朝乾隆年間（公元1736—1795年）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存《周官新義》一種，王安石遺留下來的言論才因此沒有失傳。我曾經找來讀過，其中很多他的新發現、新闡述，不是後來的那些儒學大師能達到的。全祖望說：「王安石解讀經典，最有孔、鄭家法，言簡意賅，只有牽扯到《字說》的那一部分，仍有穿鑿之處。」這仍然是在讚賞王安石在章句方面的學問，但章句之學，恰恰是王安石學術中的糟粕。

　　後人動輒就說王安石曾詆毀《春秋》是「斷爛朝報」，現在我們看看林希逸（字肅翁，號竹溪）在《鬳齋學記》中是怎麼說的：

　　尹和靖說：「王安石並沒有廢除《春秋》一書。廢除《春秋》並把它當作『斷爛朝報』的，都是後來那些肆無忌憚的人，假託王安石說的話。韓玉汝的兒子韓宗文，字求仁，曾經給王安石寫過一封信，請教六經的主旨，王安石都一一作了回答，只有說到《春秋》的時候，他說：『此經和其他的經比起來尤其難解，大概是三傳都不能相信吧。』王安石也有解釋，只是他說得非常簡略，有疑問的地方一律空缺。後來有人印成書，名叫《易義》，但不是王安石寫的。」尹和靖與王安石隔的年代並不算遠，他這麼說，還是很公道的。今人都以為『斷爛朝報』是王安石的罪名之一，太冤枉了。

　　王安石的《答韓求仁書》被保存在他的文集中，確實如尹和靖所說，王安石不僅沒有回答韓求仁對《春秋》的詢問，對於他問到的《易》，也沒有回答。大概這兩部經典的微言大義，和其他的經典相比更加博大精深，如果不是口傳心授，是很難理解的，如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推測經典的含義，用這種方法研究這兩部經典，沒有不錯到千里之外的，所以，王安石不敢亂說。這正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對於他所不知道的東西往往採取有所保留的態度。我輩正應當因此而讚美王安石的，怎麼能因此詆毀他呢？何況古代的學校，春秋之時教授《禮》、《樂》，冬夏之時教授《詩》、《書》，而孔子講各地通行的話，也僅僅是在讀詩、讀書和行禮的時候。難道不用它講授《春秋》的大義嗎？是的，因為這不是對誰都可以隨便講的。所以說，王安石只在官學中設立「三經」的課程，也是仿效古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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