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學術成就

王安石的學術成就(1)

　　王安石的學術，對於自身來說，是認識天命，激勵節操，把握個人命運；對於外部來說，在於治理國家，用於社會實踐。凡是他用來進行個人修養和施行於國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學術，為什麼還要在此之外再去探討他的學術呢？儘管如此，在這裡也還是有可以探討的地方。

　　兩千年來談起學術，沒有不把經術作為根本的。但所謂經學究竟說的是什麼？各種解釋完全不一樣。漢代剛開始的時候，傳授經學的人都講解經裡面所包含的大道理，即經的主旨，不在章句上下工夫。而且，他們所講的這些道理都靠口口相傳，很少寫到竹帛上面。因為是口口相傳，一定是有所體會才講得出來，不會憑想當然來進行解釋，應當能得到經的本意。但是，由於他們很少寫在竹帛上，聽他們講解的人很少，也就沒有辦法長久地流傳下來，自從各位大師去世之後，經學就很難解說了。長安和洛陽的那些儒生，多半都用讖緯、災異、陰陽、五行等學說來解釋儒家典籍。他們果真是從孔氏一門得到的傳授嗎？已經不能確定了。即使有人說是得到了孔氏一門的傳授，也不過是諸多解釋的一種解釋罷了，它並不能囊括對儒學典籍的所有解釋，這是很明顯的。其間有董仲舒以《繁露》來解說《春秋》，還有劉向以《新序》來解釋《詩經》，都不是完全按照老師的意思，常常是根據自己的理解來推測經典的內涵，把經典中的意義加以引申和發揮，實際上是為經學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到了東漢末年，離古代更遠了，口口相傳的方式也更少了，賈逵、馬融、服虔、鄭玄這幾位大儒出現了，開始專門把章句訓詁當作學問來傳授，在分析文句方面用力最勤，而經的主旨大概就弄不清楚了。從魏晉六朝到了唐朝，文人不喜歡學習儒學典籍，他們互相推崇的只有文辭，有三五個學問淵博的，還是出於佛學門下，儒學很不成氣候，沒有像樣的領軍人物，其間出現的像徐遵明、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賈公顏等人，也不過是賈逵、馬融、服虔、鄭玄的追隨者，雖然用力更勤，而理論上的新發現也更少。到了宋朝，周敦頤的濂學、程頤、程顥兄弟的洛學、張載的關學、朱熹的閩學興起，削去枝葉，深入開掘，經學的局面又為之一新。而他們更關注的，卻在於個人的身心性命，而用於治理國家、社會實踐的學問，卻很少有人去講。說什麼，只要在個人的身心性命方面，也就是個人的道德修養方面有了心得，治理國家、社會實踐的學問，不過是舉手之勞，自然而然的事。發展到極點，甚至於專門標榜《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本書，把它們擺在其他儒學經典之上，而漢朝以來所講的六藝，幾乎被束之高閣。固然，身心性命即所謂個人修養是不能不講的，然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眾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講的話，性命與天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和他講的，把這個當作普通的學問，怎麼行呢？如果說治理國家、社會實踐的學問，都包含在身心性命的學問中，只要掌握了關於身心性命的學問，其他的學問可以不學就能掌握，那麼，六經可以刪除其中的十之八九了，孔子還要留這些讓後人玩物喪志的東西幹什麼呢？這就是說，宋儒的學問，雖然不得不說他們是儒學的一部分，但他們絕不是儒學的全部，這也是很明確的。明代王守仁的姚江學派興起，他也在宋學的範圍之內，但確實能獨樹一幟。說到經義學術，他的功罪與濂學、洛學、關學、閩學差不多是一樣的。清朝承接著宋明以來學術的末流，而向著相反的方向用力，復古傾向十分嚴重。胡渭、閻若璩、江聲、惠棟，開了清代學術的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則建立起堅固的學術壁壘。自從乾隆、嘉慶以來直到今天，每一種經典都有了新的注疏，每個詞每一義，都要尋求它的出處，空洞的言辭和沒有根據的推測，都被嚴格禁止，考證古代的名物制度，反復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出光亮，使事物露出了本來面目，於是，使得古代的各種經典沒有不可讀的字，沒有不可以解釋的句子，功勞真是很大啊。但實際上，他們的這種功勞，和徐遵明、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之流沒什麼不同，只能像賈逵、馬融、服虔、鄭玄的臣子一樣，就是再進一步，也只能成為賈逵、馬融、服虔、鄭玄的諍友，這已經是登峰造極了。一言以蔽之，都是致力於解讀章句的學問，只是把這種技藝發揮到神乎其神的地步罷了。綜上所述，兩千年來的所謂經學都在這裡了。由宋到明，是儒學發展出來的另一支脈，雖然在理論上有一些新的開拓，但沒有成為主流。而兩漢隋唐的餘緒，在清朝發揚光大達到了極致，它的最偉大的成績，沒有超出章句這個範圍。當然，連章句都不能理解，更不用說主旨和道理了，但如果說只要把章句弄懂了，對典籍的研究就已經到頭了，除此之外再沒有可以研究探討的問題了，天下難道有這種學術嗎？即使是賈逵、馬融、服虔、鄭玄、徐遵明、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諸位經學大師，又怎麼敢說他們的學問就是經學呢？不過話說回來，我做這件事，目的是讓世上研究經學的人省去他在解讀章句上所花費的勞動，讓他能夠專心致志地從事對經學主旨的研究。尋求經學的主旨，實際上是研究儒學典籍的唯一目的，解釋章句，不過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必需的手段。把手段誤以為是目的，那麼，終其一生對於典籍都不會有什麼發現，人人如此，代代如此，經學也就成了一個無用的東西。必須能夠闡明儒學的主旨然後才可以說是經學，這一點，已經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但是，應當用什麼方法來探求各個典籍的大義呢？這其實是最難解答的一個問題。兩千多年來，許多大儒互相謙讓不敢做這件事，就是因為它太難了。當然，我想要明白的大義，也是想要明白這個大義的確是這一典籍的大義。然而，怎麼做才能確定這個大義就是這部典籍應有的大義呢？這就要求必須得到刪定這些典籍的孔子的親自傳授，即使做不到這一點，也應該從他的學生那裡得到傳授，更求其次則是應該從他的學生的學生那裡得到傳授，或從他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那裡得到傳授。從根本上說，沒有口口相傳，沒有人可以瞭解怎麼來取正、調節，使之適中。如果同意這種說法，那麼，只有先秦的那些大儒，才可以講經學，其次則西漢的那些大儒，還勉強可以講經學，從此以後，口口相傳既然已經消亡，經學勢必已經成為絕學，後來的那些儒學大師，為什麼不敢去探求儒學的大義？就是這個原因。然而，就這樣長此下去一直到歷史的盡頭嗎？那麼，孔子刪定六經，能夠流傳下來，是為了讓後人作玩物喪志的用途嗎？整個天下的人在章句訓詁和名物制度的考據方面耗盡一生的精力，對於國家則沒有一點好處，何必要用這種東西來擾亂人們的精神呢？所以，後來的儒家學者，既然不能從孔子或孔子的學生那裡得到口口相傳的親授，沒有其他辦法，於是有人獨自抱著一本流傳下來的典籍，根據自己的理解來推測典籍的含義，自己去探求它的主旨和意義。他們探求來的這種大義，果然就是孔子的大義嗎？我不敢斷定。然而，如果在十個意義中，有一個意義是和孔子一致的，那就沒有白費力氣。就算都和孔子的意思不一樣，但人人都像這樣去探求，那麼，一定會有一個是和孔子一樣的。即使沒有一個一樣的，但整個天下都能有思想的自由，人的性靈會因思想的溝通越來越深刻，也許有人能夠發現古人未曾發現的奧妙，不專門做六經的注腳，而是要做六經的翅膀，他們的功勞不是更偉大嗎？我認為，如果生在漢朝之後仍然想研究經學，除了這條道沒有別的道。如果連這條道都不可取，那就等於說應當廢除經學，不允許人們從事這項事業了。用這種辦法研究經學的，開創者是西漢的董仲舒和劉向，而發揚光大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執政的時候，寫了《三經新義》頒發給各位學官。所謂三經，就是《周禮》、《詩》和《書》。《周官義》是王安石親自寫的，《詩義》和《書義》出自他的兒子王雱和門人之手。下面把它們的序摘錄在這裡。

　　《周官義序》說：

　　士人被世俗流行的學問所蒙蔽已經很久了，皇上很同情你們，要用儒家的學說來改變這種狀況，就集中了儒臣，來解釋這些經典的宗旨，並將其傳播到學校去，我就負責《周官》這部書。

　　道體現在政事上，就表現為人的貴賤是有一定位置的，做事是有先後次序的，得到的多和少是和命運有關的，變化的快與慢則要看時機是否合適。制定一項政策要能夠施行，一定要有法律的保證，這項政策能否順利地推行下去，要把希望寄託在合適的人身上。這個人可以勝任他的職務，這個官員可以很認真地遵守法律，這種情況沒有哪個時期比周成王的時候做得更好。這種法律可以在後世實行，它的文字能在典籍之中見到，沒有比《周官》這本書記載得更完備的了。大概是因為習慣造成了對它的推崇，而歷代的延續則使它更加完備，到了後來，已經不能再增加什麼了。這難道只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作用嗎？這就像四時更替的運動，陰陽之氣的積聚變化形成了寒暑，但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從周朝衰落之後，一直發展到今天，已經過去一千多年了。太平盛世的遺跡已經被掃蕩得所剩無幾了，學者能夠看到的，也已經不是經典的全部了。在這個時候，卻想要用它來教育學生，並闡發它的宗旨，我感到誠惶誠恐，希望能做到這一點，但我知道這是很難的。從闡釋和發揚經典的難處，我又想到了實行新法，推行新的政策，並追隨在經典的後面，把它所描述的理想變成現實的難處。不過，我也看到了皇上推行新法，成就功業的勇氣和決心，如果能使《周官》的新義得到闡釋和發揚，當今的學子能從這裡得到教誨和啟發，成為再造盛世的支持和幫助，就像給新政插上了翅膀，中原大地走向太平盛世的目標也就不遠了。根據我今天看到的，結合我學過的古代經典，我就能將新義闡發得很好嗎？我真感到誠惶誠恐，但我想還是可以的吧，所以才敢冒昧地接受這項任務，以為可以竭盡全力去完成它，而忘了我的才能也許達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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