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5)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5)

　　孫覺

　　（公元1028—1090年）孫覺與王安石關係很好，王安石執政以後，舉薦他為直集賢院，後來因為對新法有意見，被罷了官，史書對他很讚賞。不過，他與王安石的友誼始終不變。王安石去世以後，孫覺寫了一篇誄文來紀念他，極力稱頌他的美德。

　　李常

　　（公元1027—1090年）王安石舉薦他為三司條例檢詳官，後來因為新法發生爭執，被罷官，史書對他大加讚賞。

　　陸佃

　　（公元1042—1102年）王安石的學生，王安石執政以後讓他做了學官，始終能尊敬他的老師，只是不參與政事，所以《宋史》也很少詆毀他，只有一點不滿意而已。

　　李定

　　《宋史》本傳說，李定年輕的時候在王安石那裡求學。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孫覺舉薦他，被召到京城，拜見諫官李常，李常問他：「你從南方來，老百姓對青苗法反應如何？」李定說：「老百姓覺得很方便，沒有不願意的。」李常說：「整個朝廷正在為這件事爭得不可開交，你不要說這番話。」李定說：「我只知道要實話實說，不知道京城這裡不是這樣。」王安石舉薦他，讓他知諫院，禦史陳薦彈劾李定聽說庶母仇氏去世沒有報喪，也不穿喪服。皇帝下詔讓江東淮浙轉運使調查此事，上奏說：「李定因為父親年老，請求回家伺候養老，沒聽說他為生母服喪。」李定說：「自己確實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問，所以不敢服喪。」於是，以伺候父親養老為理由解除了他的官職，不久又改為崇政殿說書。禦史林旦、薛昌朝說，不應該讓不孝之人佔據勸講的講臺，並且彈劾王安石，奏章上了六七道。元豐（公元1078—1085年）初年，提拔李定為禦史中丞，彈劾蘇軾，並把他抓進了牢獄。哲宗即位，遭到貶謫，住在滁州。李定對家族有恩，分財物給族人，救濟他們的困難，自己家裡卻沒有多餘的財物。得到讓子孫當官的機會，他先讓給哥哥的孩子，他死的時候，兒子們都還是布衣百姓，沒有一個做官的。只是因為依附王安石，突然做了大官，又陷害蘇軾，羅織他的罪名，因此，輿論對他的評價都很差，不孝的名聲尤其顯著。唐坰曾說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而當時彈劾王安石的人，都喜歡拿李定說事，亂哄哄的，真是當時一大公案。所以，今天我要詳細記錄本傳的文字進行辯駁。根據本傳所說，李定是孫覺推薦的，孫覺，字莘老，以學問、品行聞名於當時，他與王安石雖然是老朋友，但由於對新法意見不同被罷官。這是這個人在當時被許多賢人稱許的原因，怎麼會舉薦不孝的人呢？又根據本傳的記載，說李定對家族有恩，得到讓子孫當官的機會，他先讓給哥哥的孩子，沒有照顧自己的孩子。孝順父母和兄弟友愛的道理是一樣的，李定友愛兄長能做到這種程度，他怎麼可能對父母不孝順呢？陸遊的《老學庵筆記》記載：「仇氏最初在民間，生了個孩子，後來做了和尚，就是佛印。以後做了李問的妾，生下李定。後來又嫁給了郜氏，生了蔡奴。蔡奴的工藝做得很傳神。這時的仇氏已經嫁過三次人，她死的時候與李家已經恩斷義絕很久了。孔子不為生母服喪，這在《禮記》中是有記載的，何況他的母親是妾呢？用這樣的道理來衡量，即使不服喪，也不能說是錯。何況仇氏既然是在郜氏家裡死的，李定說自己確實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問，所以不敢服喪，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李定還是不忍心不為母親服喪，所以才假託侍養父親，要求解除官職，這是在實行心喪啊，也可以說是情至義盡了。而且，又怎麼知道不是李定的父親不許兒子為這個過去的妾服喪呢？」由此來說，李定不是不孝很清楚了。就算是李定不孝，與王安石又有什麼關係呢？而整個禦史台都以此來攻擊李定，再由攻擊李定進而攻擊王安石，氣勢洶洶連續上疏六七道，這是什麼道理？這就很明顯了，那些攻擊李定的人，不是因為李定不孝，而是因為他說了青苗法給百姓帶來了方便。他們也不是攻擊李定，而是攻擊王安石。因為別人不肯隨我一起破壞新法，就不惜編造故事來侮辱他的名節，這是剝奪別人的言論自由啊。這樣的諫官，不用張居正的辦法，一一拉來在朝堂之上打屁股，不能讓這些凶蠻的人得到教訓，然而後世那些史家，都讚美他們的耿直，真讓人歎息啊。我並不是非要為李定辯白，只是看到當時攻擊新法的那些人，他們的無賴竟然到了這種地步！

　　呂嘉問

　　字望之，幫助王安石施行市易法的人。《宋史》本傳極力醜化詆毀他，但王安石曾經寫過祭奠他母親的文章，其中寫道：「你生了一個有才幹的人，我對他只有嘆服和稱讚，他秉公守法，遇到再大的困難也不改變初衷。」王安石辭官回到江甯後，呂嘉問知江寧府，王安石的文集中《與呂望之上東嶺》一詩，詩的最後一段是：「何以況清明，朝陽麗秋水。微雲會消散，豈久汙塵滓。所懷在分襟，藉草泣如洗。」呂嘉問的為人，一定有值得我們欣賞的，而《宋史》的記載，真是不敢都相信啊。

　　常秩

　　（公元1019—1077年）常秩字夷甫，有道的人，也是王安石的好朋友。《宋史》因為他是王安石的朋友而詆毀他，醜化他。本傳說：「神宗即位，三次讓人去聘請他，他都辭謝不應。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下詔讓郡裡以禮恭送他上路，不要聽他辭謝的話。第二年才來到朝廷，奏對之後就要辭謝回家。皇帝說：『你既然來了，為什麼不能多住些日子，將來不能用你，再回去也不遲啊。』就拜他為右正言。」本傳還寫道：「最初，常秩隱居不出來做官，大家都以為他一定是個隱者。後來王安石做了宰相，施行新法，引起天下沸騰，認為不便出來，常秩在民間，見到他所頒佈的新法，認為很好，再一下詔，他就來了。在朝廷中擔任諫官和侍從，低頭看人臉色行事，沒有什麼建樹，聲望也就一天天地衰退了，當時很多人譏笑他。常秩對《春秋》很有研究，著有講解《春秋》的文章數十篇，等到王安石廢止《春秋》，才完全避諱不再講他的學問了。」今天看來，在同一傳記之中，前後相去不過數行，記載就有這麼多的矛盾，這是以前的史書中從未見過的。神宗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十月下詔請他來京城的，常秩多次辭謝，沒有去。直到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才開始入朝，本傳前面的記載是對的。王安石被任命為宰相，是在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常秩被召，是在以王安石為宰相的前兩年，而常秩來到京城朝見神宗，是在王安石做了宰相的兩年之後，而且，仍然有三次派遣使者聘請，又讓郡裡以禮恭送他上路，才勉強來到京城，這怎麼能說是「一召即起」呢？為什麼他們喜歡誣衊別人竟到了這種程度？但又為何這麼笨呢？劉敞《雜錄》說：「隱士們得道的，有孫侔、常秩、王令。常秩是潁州人，開始時不為人所知，歐陽修在潁州做太守，要求官吏整理郡中的戶籍，核實訂正他們的等級，常秩的資質排在第七等，眾人馬上請求說，常秀才清廉貧苦，希望能放寬他的等級。歐陽修感到很奇怪，向他們詢問，都說，常秀才很講孝悌，是個有道德的人，不是個一般的庸人。歐陽修為了修改他的戶籍請他來相見，很喜歡他的為人，常秩這才出名了。」如今來看歐陽修的文集，從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到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他與常秩的詩和書信有十幾條。歐陽修比常秩年長六歲，還稱他為「常夫子」，又說，願意包著頭巾，拄著竹杖，穿著葛屨，和先生一起四處走走。到他去世的時候，王安石為他寫了墓表，稱他是「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憑著劉敞（字原父）、歐陽修、王安石三個人的賢德，都這麼向往常秩這個人，這個人的賢德也是可以想見的了。而《宋史》卻這樣詆毀他，而且還說他：「做學問不能堅持自己的觀點，反而追隨著時尚，不斷變化，就像裝在水井上的桔槔，想要它不動幾乎是不可能的。」啊！只是因為他與王安石往來，就把他抨擊得體無完膚，想不稱它為「穢史」都不行啊。它還說常秩因為避諱不再講他的《春秋》了，根據我的考證，王安石並沒有廢除《春秋》，常秩就是有取悅王安石的想法，也用不著諱談《春秋》啊，對於這種誣衊，辨都不用辨了。

　　崔公度

　　（公元？—1097年）字伯易，學問淵博，文章寫得也好，當時人們稱他為「曲轅先生」。曾經作七千字的《感山賦》，歐陽修和韓琦都很器重他，劉沆舉薦他「茂才異等」，他以生病為理由謝絕了他的好意，沒有應召。英宗時（公元1064—1067年），授予他國子監直講，以母親年老為理由再次辭謝。幼時與王安石就是好朋友，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有《與崔伯易書》，為王逢原的去世感到悲痛，說世間能夠瞭解王逢原的只有我們兩個人。王逢原安貧樂道，超越凡俗，和王安石正是同樣的節操。而崔公度能夠得到他們二人這樣的稱讚，那麼他的高風亮節，也是可以想像的。但《宋史》本傳說：「只知道取悅王安石，拍他的馬屁，不管白天還是晚上，他去拜訪王安石，王安石蹲在廁所裡見他，他也不在意。還從後邊握住王安石衣帶的一端，王安石回過頭去看他，他笑著說，你的帶子上有污垢，讓我用袍子把它擦去吧。看到的人都笑了，也夠恬不知恥了。」嘿，不知王安石蹲廁所時為什麼還有人在旁邊，說見到的人都笑了，為何廁所裡會有這麼多人呢？這真是不盡情理而且極其肮髒、卑劣的話，居然寫到正史中去了，這是什麼樣的用心啊！關鍵是，只要這個人稍微得到王安石的禮遇，務必醜化，詆毀他，使他不能和人類站在一起才罷休。

　　王令

　　（公元1032—1059年）字逢原，王安石生平第一畏友，劉敞所說的隱士得道的三個人，有一個就是他。王安石文集中與他往來的詩文，不下數十篇。他去世的時候，為他寫了墓誌銘，把他稱為「天民」。《宋史》沒有他的傳，《王直方詩話》說：「王逢原被王安石賞識，王安石執政以後，一些要來依附他的人，每天都把門口擠得滿滿的，一個個都是滿嘴奉承話，王逢原非常反感，就在他的大門上寫了一首詩：『紛紛閭巷士，看我複何為？來即令我煩，去即我不思。』意思是說，應該有知道羞恥的人，但是，來請求拜見的還是這麼多。」考王安石所作墓誌銘，王逢原去世是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實際上是在王安石執政前十年，這樣的詩從何而來？可知宋朝人對待王安石，只要能夠誣衊他的，都要發揮到極致，所有的親友沒有一個可以倖免的。幸好《宋史》沒有為王逢原立傳，如果立傳，那麼，就像常秩把《春秋》束之高閣，崔公度在廁所中擦拭衣帶的事情一樣，又要弄得滿紙都是了。

　　這三位君子，常秩、崔公度雖然曾經一度在朝廷做官，都沒有擔任繁重的職務，他們對於新法，可以說沒有半點關係。王逢原則在新法施行前，已經去世多年了。但後來那些舞文弄墨的人，還是竭盡全力地誣衊他們，由於這樣的緣故，使得我對史書中所記載的呂惠卿和章惇等人的可恨之處，也不敢完全相信。不是我愛這個人連帶地也愛他房子上的烏鴉，實在是過去這些揮筆寫作的人討厭一個人甚至連帶到他的僕人，不能讓我完全相信他們。

　　王安石任用的人不止這些，他所結交的朋友也不止這些，但就是以這四十個人來說，他們中的賢才占了多一半，不肖的人只有十分之二三。這裡所說的不肖，他們的罪狀大概也還沒有定論呢。憑著王安石的寬宏大量，是不肯用「不肖」來看待一個人的，有時也會被人出賣，這種情況也是有的，如果說他喜歡諂媚逢迎的人，難道王安石肯這樣做嗎？所有的人，如果你曾經被王安石任用過，或者你是王安石的親友故交，或者你不肯隨聲附和來詆毀新法，雖然你是個君子，也一定要誣衊你是小人，這樣一來，他們說王安石專門任用小人也就有根據了。只有一個罪大惡極的禍首蔡京，他與王安石是遠親，熊本又曾以奉行新法機敏多才舉薦過他，但他的取悅於人，投機鑽營，謀求仕進的本領，在王安石這裡完全用不上，反而用在司馬光的身上了。所以，王安石雖然說不能知人，但比司馬光還是高出一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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