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家庭

王安石的家庭(1)

　　王安石以孝順、友愛聞名於當時，他的家庭，實在可以說是個模範家庭。王安石十七歲的時候，父親王益去世了，他繼續侍奉祖母十餘年。他的祖母是永安縣人，姓謝，曾鞏為她作墓誌銘，收在《南豐集》裡。他的父親名益，字損之，官職是都官員外郎。王安石寫過一篇《先大夫述》，收在他的文集中。他的母親是仁壽縣人氏，姓吳，曾鞏也曾為她作過墓誌銘，收在《南風集》中。他們兄弟七人，王安禮、王安國《宋史》都有傳。他的文集中收有《亡兄王常甫墓誌銘》、《王平甫墓誌銘》。王常甫就是他的長兄王安仁，王平甫就是王安國。王安石早年因為貧窮才出去做官，他的俸祿要用來奉養祖母、母親以及寡嫂，他家的境況在他的文集中記載得都很詳細，他與王安禮、王安國唱和的詩作極多，他寫的《王常甫墓誌銘》、《王平甫墓誌銘》，都稱讚他們最講究孝順友愛，那麼，王安石的孝順和友愛，也就可以知道了。

　　王安石有兩個兒子，一個叫王雱，一個叫王旁。王旁的事蹟沒有流傳下來，只有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一首《題旁詩》，也可以證明他的早年也是很聰明的。王雱字元澤，性情十分機敏，沒有成年的時候已經著書數萬字了。十三歲的時候，聽到來自陝西的士兵談起西北洮河一帶的情況，感歎起來，說：「這是可以安撫並擁有他們的，如果讓西夏人得到了，就會使敵人的力量增強，而邊境的憂患就多了。」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他二十四歲，考中了進士，調旌德縣尉（在今安徽），作策論二十餘篇，大膽談論天下大事。又著有《老子訓傳》和《佛書義解》，也有數萬字。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由於鄧綰、曾布的推薦，受到皇帝的召見，授予他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受詔撰寫《書義》、《詩義》，不久又提升他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寫好以後，升任龍圖閣直學士，因為有病沒有接受。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去世，只活了三十三歲。

　　（考異十八）

　　《邵氏聞見錄》說：「王安石的兒子王雱，性情險惡，凡是王安石所作所為中不近人情的地方，都是王雱教的。呂惠卿像奴才一樣侍奉他。王安石設置條例司，開始用了程顥作為下屬，程顥是個賢士，一天，天氣很熱，王安石正與程顥說話，王雱蓬頭散髮，光著腳，手裡拿著女人的帽子走出來，他問王安石：『你們在談什麼？』王安石說：『新法一再遭到人們的抵制，在與程顥商議辦法。』王雱伸腿坐在地上，大聲說道：『在大街上把韓琦、富弼的頭砍下來，新法就能施行了。』王安石說：『他胡說呢。』程顥說：『正在和參政大人談論國家大事，孩子怎麼能夠干預，請你退下。』王雱不願意離去，程顥從此與王安石有了隔閡。王雱死後，王安石罷相，有一天坐在鐘山上，恍惚之間看見王雱戴著枷鎖像一個囚犯的樣子，王安石於是將所居牛山園宅捐獻出來，建了寺廟，為王雱祈福。後來，王安石生了瘡，非常痛苦，曾對他的侄子說：『快把我的那些《日錄》燒了吧。』侄子哄他，燒了一些其他的書來代替，於是王安石就死了。還有人說，後來又有人見到了他。」李紱的《穆堂初稿》有《書（邵氏聞見錄）後》一文，其中說：「《虞書》戒無稽之談，《周禮·大司徒》用實行於鄉中的八種刑罰糾察百姓，第七種是針對製造謠言的刑罰。製造謠言一定要施加刑罰，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他的這些虛妄不實的話，完全可以搞亂是非，使相關的人受到傷害，即使在他的身後，也會在很長時間之內受到鄙人們的侮辱和恥笑。如果幸好這樣的話出自輕薄浮浪的小人之口，聽到這些話的人還可能半信半疑；如果不幸這些造謠的人還被錯誤地當成了有名望的士大夫，那麼，雖然是賢人君子，也可能相信他說的話。而受到誣陷的人，萬世都要蒙受不白之冤，這不是很殘酷嗎？自從唐朝的人開始，喜歡編寫小說，宋朝、元朝更加興盛，像錢世昭的《錢氏私志》，魏泰的《東軒筆錄》，在這些書裡，『孟主賢臣』，動輒就會遭到誣衊。至於《碧雲》、《焚椒錄》，胡言亂語已經到極點了。這些書中看上去可以相信的東西，不會超過《邵氏聞見錄》。現在看來，他們隨意談論的這些東西毫無根據，完全是誣告妄言，失去了真實性，與錢世昭、魏泰之流沒什麼區別。《邵氏聞見錄》所記載的最駭人聽聞的事，沒有能超過王雱談論新政這件事的。在父親面前，還有賢人在座，就蓬頭散髮，拿著女人的帽子，隨口妄談，要砍韓琦、富弼的頭。容貌和言語竟狂妄、醜惡到這種程度，使得天下後世的讀者，因為討厭王雱而討厭王安石。我曾經想過這件事，王雱以賢人的資質，早年就致力於經學，著書立說，在尚未成年的時候，已經寫了數萬言，怎麼可能是個無知無識的人呢？今年消暑有餘暇，偶然翻閱了一些書，簡單地核查考證了一下這件事的時間，才知道《邵氏聞見錄》是在無端地造謠和誹謗，絕對沒有這樣的事。王安石擔任參知政事是在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四月開始施行新法，八月舉薦程顥做了條例司的官員。第二年的五月，程顥就因為意見不合轉任簽書鎮甯節度使判官，而王雱是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丁未科許安世榜的進士。第二年是戊申年，也就是熙甯元年（公元1068年）。到了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雱已經由進士授予旌德縣尉的職務，遠到江南去做官了，這樣看來，王安石與程顥談論新政的時候，王雱並不在京城。直到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皇上召見王雱並讓他擔任了太子中允和崇政殿說書，這時才回到京城，而程顥到外地任職已經一年多了。怎麼能像邵氏記載的那樣，聽到程顥他們的議論呢？邵氏想要形容王雱的醜陋，就誣衊他蓬頭散髮，光著腳，想要坐實他的蓬頭散髮，光著腳，就說那天正好是夏天暑熱，卻沒有想到程顥任條例司官員是在八月，第二年五月就轉到外地任職了。他是從深秋開始，到初夏，其間並沒有暑熱的日子。程顥比王雱大九歲，大約就是他的兄長，而韓琦、富弼，甚至是王安石的前輩，他們的威望，不是程顥可比的。邵氏說，程顥很嚴肅地指責王雱：我與你父親正在談論國家大事，孩子不應參與，請你退下。王雱聽了這話，當即就退下了。這個王雱既然敢說斬韓琦、富弼的頭，卻很在意比自己大不了幾歲又是父親屬下的人，一受到訓斥就離開了，這都是不合乎情理的。邵氏又說，王安石在鐘山恍惚之間看到王雱戴著枷鎖等，這種鬼魅的傳說，是不值得辯駁的。司馬光說，三代以前，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誤入地獄見到所謂十王呢？那是因為沒有人記載這樣的事，如今邵氏的這種傳言，卻被採納到正史之中，又不能不辯。目的是不想讓王雱在後世還蒙受這個惡名聲，遏制稗官小說編造歷史之風的滋長，不讓人心風俗受到更多的危害。有人說，《邵氏聞見錄》大約是邵伯溫死後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他的兒子邵博編輯的，邵伯溫不應該編造到這種程度。也許是邵博做的吧，大約當時社會輿論正在對王安石進行攻擊，邵博希望借助於所編造的這些離奇故事來討好社會輿論，是不是這樣呢？我不知道。」

　　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說：「程顥與王安石討論新法，王雱很狂妄地說要砍韓琦和富弼的頭，李紱考證了發生這件事的時間，當時王雱並不在京城，邵氏無端地造謠誹謗是毫無疑義的。然而，李紱只說它被正史採用，是由於《邵氏聞見錄》，卻不知道朱熹在《程式外書》和《名臣言行錄》中也都採用了，於是，寫作《宋史》的人既然以為程朱這樣的大賢人是可信的，也就使得王雱這個千年的奇冤，不可能再被昭雪了。王安石平生是要實踐道義，拯救時世的，他推行的青苗法，開始於他在鄞縣做縣令的時候，那時王雱只有四歲，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寫了《上仁宗皇帝書》，第二年又寫了《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講的都是慎重地選拔人才，進行變法改革，這是熙甯（宋神宗年號，公元1068—1077年）新法的最初起源。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王雱成為進士，讓他做了旌德縣尉，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才來到京城，這時，新法已經一個接一個地施行了，和王雱有什麼關係呢？當時像韓琦、歐陽修、司馬光、劉攽等人的上疏，也只是說新法不便於施行，沒有人說王安石做事不近人情。第一個編造王安石十大罪狀醜化詆毀他的人是呂誨，即使是呂誨，也不曾有一句話涉及他的兒子王雱。即使從熙甯、元豐、元祐、紹聖以來，數十年間一直有人攻擊那些幫助施行新法的人，甚至到了勢如水火，狠如仇敵的程度，也只是針對呂惠卿、章惇等人，沒有人提到王雱。王雱很久以來一直在生病，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王安石還寫了《謝賜男雱藥物表》，九年（公元1076年），王雱就去世了，一定不是由於背上的瘡發作而死的，又紛紛編出鬧鬼的故事，這是那些有學問的君子應該做的事嗎？」

　　現在來看李紱、蔡上翔二人的辯駁，真像熱水潑在雪上，或快刀斬亂麻，令人有一種浮一大白，大呼痛快的感覺，我不必再用什麼言辭稱讚他們了。此外，史傳和雜書中詆毀、醜化王雱之處還有很多，有了這樣一個例證，其他的也都是不實之詞，大約不用多說了，所以不再廣引詳辯來浪費紙墨。又如蔡上翔考證，北宋的那些人中從未有人攻擊到王雱，到底是什麼原因，南渡以後，王雱忽然成了眾矢之的呢？根據我的思考，這大約是由學術之爭引起的。熙甯、元豐、元祐時對王安石的攻擊，目標只是他的新法，沒有涉及學術問題。此後分成了洛黨、蜀黨，他們的爭論波及王安石，楊時著《三經辯》十卷，專門攻擊《三經新義》，又寫了《書義辯疑》一卷，專門攻擊王雱。大概章惇、呂惠卿等人是幫助王安石施行新法的人，所以，攻擊王安石政策的人，一定要攻擊章惇、呂惠卿。王雱是幫助王安石著書立說的人，所以，攻擊王安石學術的人，一定要攻擊王雱。這也是很自然的事，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悍然觸犯了《周禮》規定的「造言之刑」，即針對造謠者的刑法，這是那些肆無忌憚的小人才做的事，想不到講學的大儒們也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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