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4)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4)

　　範子淵

　　王安石任用的興修水利的人。《宋史》中沒有他的傳，但《河渠志》記述他建設過的水利工程非常詳細，大概他極力主張疏通河道，並能發明一些新的器具用於水利工程，也是一個有才幹的人。《宋史》對於王安石的政績，沒有不進行詆毀的，所以對範子淵也說他迎合王安石來邀寵，又說他發明的器具沒有用，但如今歷史陳跡已經湮滅很久了，他們的是非我也無法查明了。

　　薛向

　　唐坰彈劾王安石，說他對薛向、陳繹頤指氣使，就像對待自己的家奴一樣。王安石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曾經舉薦薛向管理馬政，熙甯初年（公元1068年）又舉薦他為江淮發運使，不久又舉薦他為權三司使，對他的信任是很深厚的。薛向在這些單位工作成績都很突出，馬政、漕運經過他的治理，都革除了過去的弊病，熙河戰役，物資轉運沒有出任何差錯，他在理財方面的功績，大約和劉晏相當，即使《宋史》也很稱讚他。王安石善於使用有才幹的人，這也是一個例子。只是很奇怪，《宋史》在薛向的傳中，對於王安石屢次舉薦他，隻字不提，是不是不想用這樣的事玷污薛向呢？唉！

　　陳繹

　　（公元1021—1088年）唐坰把他和薛向並舉，他們都應該是王安石非常信任的人。熙寧間曾經知開封府。《宋史》本傳只有寥寥數行，只有論事不避權貴，當政的時候堅決摧毀豪強結成的朋黨，審理案件常常為人平反這三句。此外就是詆毀他的私德，揭發他的隱私，說他的兒子和媳婦一天晚上都死在士兵手裡。又說他善於偽裝成忠厚老實的樣子，多事的人看他像「山寨版」的顏回。在他的傳的後面，史家說：「陳繹喜歡迎合別人做事，本來沒有什麼可說的，但對閨門管理不嚴，發生了那樣的事，廉恥都沒有了，雖然很有管理才能，又有什麼可取之處呢？」根據這些材料來推論，陳繹一定是個操守嚴正做事很敏捷也很明白的人。古代那些老實守法的官吏，他們的政績有很多是非常可觀的，只是歷史很少記載。卻說他「偽裝成忠厚老實的樣子」，我不知道寫史的人是怎麼知道他一定是偽裝的；他的兒子和兒媳死於非命，和他有什麼關係，憑什麼指責他「廉恥都沒有了」？「雖然很有管理才能，並沒有什麼可取之處」，古往今來有這種論人的方法嗎？從古至今有這樣的「史筆」嗎？關鍵的是，只要是王安石關懷過的人，即使是好人也會被說成是強盜，這是全部《宋史》的一貫宗旨。

　　鄧綰

　　（公元1028—1086年）鄧綰的確是個反復小人，在王安石提拔的人當中，這個人是最為不肖的。王安石雖然曾經推薦了他，但後來討厭他諂媚自己，於是，自己彈劾自己舉薦失誤，王安石絕不文過飾非，這裡可以看到了。然而，世上卻說他喜歡諂媚的人，為什麼他做的正好相反呢？

　　許將

　　（公元1037—1111年）他究竟是不是王安石舉薦的，史書上沒有明確記載。然而，他在熙甯初年被破格提拔，不能說沒有王安石的作用。歐陽修曾經稱讚他文章風格像王沂公，考中進士授予外任做滿一屆之後，不願參加館職考試，這點與王安石一樣，對榮譽和利益看得都很淡泊。王安石很欣賞他，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吧。他在擔任流內銓判官時，因為考核匯總官員的名聲、政績而聞名。遼國用二十萬大軍威脅代州邊境，要求割去代州土地，朝廷派出的使節都不敢去，許將慷慨請求派他去。當面使得遼國的使節蕭禧折服，完成了他的使命安全返回。他在酒席宴前，杯酒之間，用外交談判的手段使敵人折服的功勞，不在富弼之下啊。他做尚書兵部判官，整理保甲法，成績卓著。他知鄆州，老百姓沒有犯法的，父老鄉親感歎說：「自從王沂公後五十六年，才見到監獄空了。他做兵部侍郎，逐條講述軍事策略非常全面，等到用兵西夏的時候，神宗讓宦官問他兵馬的數量，他馬上寫好呈遞上去。第二天再問那些大臣，沒有人說得上來。到了紹聖（公元1094—1098年）初年，有人提議要挖司馬光的墓，他又進諫制止了這件事。由此看來，許將這個人，才幹、謀略、品德、度量都是非常優秀的，王安石在執政的時候特意提拔他，不是沒有原因的。而《宋史》在他的傳後面評論他的時候，只說他努力制止發掘司馬光墓這件事是可取的，其他的事一概不提，這樣隨意地表現自己的好惡公正嗎？

　　鄧潤甫

　　（公元1027—1094年）由於王安石的推薦被任命為編修中書戶房事，不久又被提升諫院知制誥，多次升遷後做了禦史中丞。他在成為進士後，曾被舉薦為賢良方正的人，召他參加考試，他沒有參加。王安石喜歡他的淡泊名利。元豐末年（公元1078—1085年），神宗派遣李憲征西夏，鄧潤甫極力諫阻，不久就被蔡確陷害了，丟了職位，被貶知撫州。這個人也是個很耿直的人。《宋史》談論他的時候說：「鄧潤甫最早稱讚提出繼承熙甯、元豐變法遺產的主張，雖然還有其他長處，也就沒有什麼可觀之處了。啊，這又是和韓絳、元絳、陳繹各傳的筆法相同啊，一旦和奉行新法沾邊，有了再多的優點也裝作看不見，王安石任用的人怎麼能不都是小人呢？

　　王子韶

　　王子韶也是一個善於鑽營奔走，追逐名利的人，王安石最初用他為制置條例司屬官，後來提拔他做了監察禦史裡行，很快就被罷官，知上元縣，也許王安石自己意識到用錯人了？

　　吳居厚

　　（公元1039—1114年）吳居厚雖然不是王安石舉薦使用的，但王安石記錄了他的功勞並提拔了他。開始時做武安節度推官，推行新法特別用力，統計閒置的土地，均給梅山的瑤民進行耕種，取得了一定成績，升為大理寺丞，補司農屬，後來出任河北常平倉提舉。以新法為典範，增訂補充調整《役法》五十一條，史書上說他工于心計，精心籌劃，查考審核，征得賦銀盈餘數百萬。又說他鼓勵萊蕪、利國兩個地方的官員自鑄大錢，每年可獲得十萬緡（一緡為一千文錢）的收入。元祐（公元1086—1094年）時，治他的罪。紹聖（公元1094—1098年）期間，為江淮發運使，疏通支家河，以利漕運，楚、海之間的人都靠它來獲得好處。崇寧（公元1102—1106年）期間，他被任命為宰相。史書上說他在位的時間長，沒有非常明顯的毛病，但善於聚斂財富，被看作最大的污點。如今以《宋史》本傳指責他的罪狀來看，他核實閒置的土地均給瑤民，非常符合招撫的政策。冶煉鑄錢，使得一個國家的金融貨幣更充實，國家與百姓都得到它的實惠。如果說到他疏通河道，以利漕運，這是史家也肯定的。這些都不能說他搜刮民財。只有每年征得賦銀盈餘數百萬，果然是用損害百姓的辦法來使得國家獲利嗎？也許是他辦理得法，自然取得的效果？今天已經很難臆斷了，為功為罪大概也沒有定論，然而，史家特別討厭他，卻仍然說他沒有明顯的毛病，可見這個人是很能知道自尊自愛的，既然能夠知道自愛，而理財的能力又如此厲害，那麼，王安石把他從一個小官吏提拔上來，也不能說是做錯了。

　　張商英

　　（公元1042—1122年）唐坰說，張商英是王安石的鷹犬，而近代的大儒顏習齋也說張商英善於理財，可以和薛向相比，不知顏習齋依據的是什麼書。《宋史》本傳記載，張商英曾當面說服了章惇，章惇對他非常敬重，回來就把他推薦給了王安石。因此得以被召見，提拔他做了監察禦史，但很快又被貶出朝廷，直到熙寧末年也沒有被委以重任。他是否被王安石特別倚重，已經很難考察。哲宗親政以後，張商英上疏嚴厲彈劾元祐時的那些大臣，所以，當時的所謂士人君子，特別討厭他。宋徽宗崇甯初年（公元1102—1106年），蔡京做了宰相，張商英又上疏彈劾蔡京，說他身為輔佐皇帝的宰相，卻一門心思地巴結逢迎皇帝。蔡京因此懷恨在心，把他編入元祐黨人籍。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代替蔡京做了宰相，他說，蔡京雖然主張「紹述」，即恢復熙甯、元豐時的新政，但他的目的卻是要挾持皇帝，禁錮士大夫。於是大力改革弊端，蔡京曾鑄造一種大錢，一枚可以當十枚用，可大錢的實際重量還不到三枚小錢，張商英對此進行了改革，規定一枚大錢只能當三枚小錢，穩定了貨幣；他還恢復了轉般倉，禁止運送漕糧的漕船直接抵達京城，推行貨幣交換的辦法促進商品的流通，免除對老百姓的橫徵暴斂，來解放民間的生產力。他還勸宋徽宗不要太奢侈，要崇尚節儉，不要大興土木，不要心存僥倖，要有一點危機意識，宋徽宗頗有些懼怕他。而且，張商英也不辱沒王安石對他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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