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3)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3)

　　（考異十六）

　　《宋史·呂惠卿傳》引用司馬光的話說，呂惠卿才是變法的主謀，王安石不過極力地推行新法罷了。好像一切新法都是呂惠卿提出來的，王安石不過就是一個傀儡罷了。我認為這一定不是司馬光說過的話，如果真是司馬光說過的話，也是頭腦發昏時說的話，王安石的新法，平日就在他的心中醞釀，已經很久了，看他平時寫的詩和文章，以及《上仁宗書》就很清楚了。《答呂吉甫書》說：「整個朝廷的官員都對新法議論紛紛，只有您獨自支持我，幫助我。」這裡說的是呂惠卿幫助王安石，怎麼能說王安石幫助呂惠卿呢？

　　（考異十七）

　　《宋史》記載王安石和呂惠卿相互攻擊的事情很多，他們說的話都很粗俗不堪。如果真像這裡記載的那樣，那麼，不僅呂惠卿是奸邪之人，王安石就是更厲害的奸邪之人。在這方面蔡上翔討論得很詳盡，這裡就不再引述了。但是我們看他的《答呂吉甫書》，他是多麼的寬宏大量啊，以王安石這樣的為人，他怎麼肯做這種卑劣無恥的事呢？讀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個言行一致的人，那麼讀這封信就夠了，如果仍然不信，我在這裡嘮嘮叨叨說得再多也毫無用處，也就不再辯駁了。

　　曾布

　　（公元1036—1107年）曾布是曾鞏的弟弟，他輔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勞和呂惠卿是一樣的。《宋史》也把他列入奸臣傳，我根據本傳的文字進行考辨，實在不知道它所謂的奸表現在哪裡。當時，各種新法雖然都是由王安石提出大綱，但斟酌條目，編為法典，多半是由曾布完成的。朝廷上的大臣對新法提出質疑，也由曾布一一進行解答。《文獻通考》還記載了他的一些事，其中說到他的文思縝密，邏輯性強，以及知識淵博，善於雄辯，一定有超過別人的地方。本傳記載他初次被神宗召見時，就上疏請神宗推誠置腹，振奮精神，讓所有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皇上的意志是不可違抗的，新法是不可侮辱的，這些話都說到了根本上，可以彌補王安石的不足。他對於新法，每件事都是贊許支持的，只有在呂嘉問施行市易法造成惡劣後果的時候，嚴厲地彈劾了他，認為官府不應該參與施行兼併，最終因此得罪了呂惠卿，被出知饒州。我們經常說和而不同，難道不對嗎？司馬光執政的時候，命令他對募役法進行修訂，他拒絕了，說：「免除勞役這件事，法令制定得非常詳細具體，都是從我的手上出去的，現在讓我來改變，我沒有理由這麼做。」他可真是不會變通，太倔強了。後來在崇寧（公元1102—1106年）年間又得罪了蔡京，蔡京誣陷他收了賄賂，讓呂嘉問逮捕他的幾個兒子，嚴刑拷打，刑訊逼供，誘使他們誣陷自己，也是因為不肯依附于蔡京罷了。《宋史》對於曾布醜化得很厲害，以至於列入奸臣傳中。但是，記述他的所作所為卻是這樣，其中很多他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都被刪除了，沒有記載下來，真是數不勝數。他們指責他為奸臣的原因，不過是紹聖（公元1094—1098年）和建中靖國（公元1101年）期間兩次倡導繼承熙寧（公元1068—1077年）變法的成果而已。如果這就說是「奸」，那麼，為什麼不把王安石也併入奸臣傳呢？在我看來，曾布是千古以來正直的人，他的才學，完全可以輔佐王安石。曾鞏可以說有個很好的弟弟，王安石也得到一位忠實的助手，就像得到夔一樣，是很知足的。王安石的冤屈，數百年來為他平反昭雪的，還有十餘個人，而曾布的冤屈，千古以來卻像是在漫漫長夜之中，我怎麼能不為他澄清呢？

　　章惇

　　（公元1035—1105年）章惇也是奸臣傳中的一個人物。王安石最初任用章惇，讓他做的是編修三司條例官，後來派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蠻族，開闢湖南四個州府的土地，有功還是有罪，前面已經講得很詳細了。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拜為參知政事，當時王安石已經罷相，過了不久，因為他的父親冒占民田而被罷免，出知蔡州。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駁斥司馬光更改後的役法，滔滔不絕說了數千言。司馬光的役法依然施行，他在朝廷之上激憤地與司馬光爭辯，史書上說，他的言辭非常不客氣，甚至很荒謬，大臣們都上奏攻擊他。他隨之被罷了官。而元祐（公元1086—1094年）的七八年間，他還有幾次言論被人彈劾。哲宗親政之後，起用他為宰相，專門把恢復繼承熙寧（公元1068—1077年）間的法令作為國家大事，凡是元祐時被廢除的，都要恢復起來，大興黨獄，並且想追廢宣仁太后。哲宗去世以後，皇太后與大臣們商議立誰為國君，章惇說：「根據禮法律條來說，他的同母弟弟簡王應當冊立。」太后說：「我沒有兒子，每個王都是神宗庶出的兒子。」章惇又說：「如此應以長幼為序，申王應該冊立。」太后說：「申王有病，不能冊立。」最後立了端王，就是宋徽宗。章惇因此被貶到越州，不久又貶到潭州，再貶流放到雷州，最後遷徙到睦州，死在那裡。章惇不肯用官爵照顧自己的親友，四個兒子參加科舉考試都被錄取，只有三兒子章援曾被授予校書郎，其餘的都按部就班地走程序，在州縣裡工作，至今沒有特別顯赫的。《宋史》本傳的記載大致就是這樣。就根據這些來判斷，果然足以稱他為奸臣嗎？就以他不肯用官爵來照顧親屬這一件事說，他的正直孤傲，潔身自好已經可以使世俗之人感到是一種鞭策了。哲宗去世以後，和太后爭冊封誰做皇帝，就因為這件事遭到貶謫和流放終於死在那裡，雖然我們不知道他主張立的簡王、申王究竟如何，不過，宋徽宗的荒淫無道，最後使得宋朝滅亡，是從古到今大家都能看到的。怎麼知道章惇不是平時觀察宋徽宗這個人不適合做皇帝，故意出來阻攔呢？即使不是這樣，也沒有理由指責章惇有罪，如果只是因為他延續了熙甯、元豐的改革，就說他是奸人，那麼，他也只是奸其所奸而已。他最為世人詬病的，主要是兩件事，一個是放逐元祐時的那些大臣，二是請求廢除宣仁太后的名號。請求廢除皇太后的名號確實是有罪的，至於放逐元祐時的那些大臣，也還是以元祐時人對待熙甯、元豐時人的辦法對待他們而已。元祐各位大臣做得對，章惇也做得對；章惇做得不對，元祐各位大臣也做得不對。有人一定會說：元祐那些人都是君子，君子是可以放逐小人的；章惇是小人，小人是不能放逐君子的。我不知道這些人所說的君子小人是以什麼為標準的，如果說到私德，和章惇的耿直孤傲相比，恐怕元祐的各位賢人仍然會感到愧疚的；如果是說政見，我沒聽說過還有根據政見來判斷君子小人的。攻擊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指責信奉新法的人為小人，那麼，信奉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責攻擊新法的人為小人，他們之間能相差多遠呢？章惇報復元祐時的人，那種殘酷的程度確實比元祐時厲害，但是，也要看到，元祐時人報復熙甯、元豐時人的殘酷程度，也比熙甯、元豐時厲害多了。用正直來報答怨恨，這是一種美德。然而這只有崇尚道德的三皇五帝才能做得到，怎麼可以拿來要求章惇呢？而且，元祐的各位都自稱是君子，他們的道德還達不到這樣的要求呢，何況章惇這樣的人呢。我認為，章惇就是一個有才幹但喜歡負氣的人，至於說他是奸臣，我不能理解。

　　蔡確

　　（公元1037—1093年）根據《宋史》本傳記載的事實考察他，他其實就是個小人。然而，王安石執政八年中，始終沒有委派他太重要的工作，官職也只是到知制誥而已。王安石施行新法，也沒有借助他的力量。不能說是王安石任用過的人。

　　王韶

　　（公元1030—1081年）王韶的功勞都在前面具體介紹過了，《宋史》本傳仍然嚴重地詆毀他，這裡不再辯駁。

　　熊本

　　（公元1026—1091年）熊本的功勞也在前面介紹過，但《宋史》本傳對他也有微詞，這裡也不再辯駁。

　　郭逵（公元1022—1088年）、趙卨

　　郭逵、趙卨都是王安石任用過的邊將，在對西夏、安南的作戰中都立過功，《宋史》對他們也有微詞。

　　以上四個人，都是功勞和過錯不能相抵的。古代的名將，往往都是這樣。使用他們是因為他們有某種才能，為了取得成功而已，這些根本不是王安石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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