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1)

　　古往今來很多人談論王安石，其中把他當作小人的，就不必說了，即使那些敬仰他為君子的人，也未嘗不認為他的缺點是喜歡任用小人。然而，他果真喜歡任用小人嗎？他任用的人果真像史書中記載的那樣，沒有一個不是小人嗎？我希望大家能心平氣和地做一番考察。

　　我曾經說過，王安石不得不任用小人的原因，是當時的所謂君子沒有人願意讓他任用。實情就是這樣。王安石曾經說過：「洪水之患，不可能等到有了治水的人才發生，而這些大臣中，只有鯀的才能在治水方面表現得比較優秀，所以雖然剛剛下令毀了全族的人，也不能捨棄鯀這個人。」由此推斷，即使說他好用小人也沒有什麼不合適的。等到他辭官歸鄉之後，也曾經說過，自己的智慧不足以知人，所以給自己帶來麻煩的往往是那些平日交往很多，情誼深厚的人，他受到小人的牽累，自己也非常後悔，這也是事實，我們不必為他隱諱。而且，小人也不是什麼時候都不能用，但能否任用小人，一定要看任用他的是什麼人。如果是個純粹的君子要任用小人，天下沒有比這個更危險的事了。一個人所以被人稱為小人，一定是他的機巧變詐太厲害了，任用他的人，在這方面要能與他相匹敵，或者超過他，雖然他很善於欺騙，但即使他用盡渾身伎倆，卻仍然不會逃出自己的掌握之中，只有這樣的人，才能任用小人。比如張江陵（張居正），就是這樣的人，比如胡文忠（胡林翼），也是這樣的人，像曾國藩，已經不是這樣的人了，像王安石就更不是這種人了。為什麼呢？因為王安石就是個純粹的君子人啊，因為他是個太不懂得權術的君子人啊。

　　以毒攻毒，小人才能對付小人，君子常常顯得無能為力。

　　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也有類似的爭論，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也還沒有完全解決。白貓黑貓，捉住耗子就是好貓。現在看來，也要另當別論。

　　儘管如此，說王安石專門喜歡任用小人也是不對的，說他任用的人都是小人，更是不對的。王安石給神宗的《論館職劄子》說：「皇上即位以來，由於在職的這些人，能夠做事的很少，所以，提拔任用的這些人，許多人有點小的才能但大節卻很成問題。如果這樣的人能得志，就會敗壞社會風氣。想要改變這種狀況，只能是親近忠良之人。」他這樣規勸他的皇上，難道自己倒不這樣做嗎？在制置條例司剛成立的時候，神宗多次問王安石，他說：「如今要理財，就必須使用能人。但是，天下的人一旦看到朝廷優先使用能人，而不把任用賢人作為當務之急，恐怕風俗會因此而變得很糟糕。那樣的話，恐怕會貽害無窮。所以皇上考慮國家大事是有先後緩急的。」這是王安石關於親近賢人，疏遠小人的諄諄告誡，是非常深切的告誡。所以，與其說王安石喜歡任用小人，不如說神宗喜歡任用小人，而王安石一直想要矯正他，但沒有完全做到。事實上，王安石提拔任用關懷過的人，其中被後世稱為君子的有很多位，然而，這些人有的後來不再支持新法，有始無終，史家於是不認為他曾被王安石任用過。王安石既然一心一意要推行新法，那麼，凡是不贊成新法的人，雖然想要任用他，也不可能善始善終。此事在道理上就是這樣，說王安石無心任用他們，其實不是這樣。而對於始終奉行新法的那些人，後來的史家，並不問這個人平日的品行如何，就憑他附和新法這一件事，已經把他當作罪大惡極之人了。不僅如此，往往還虛構事實，一定要給他扣上個惡名才覺得痛快。不一定是和王安石一起共事的人，就是平時與他來往較多，關係比較密切的人，也沒有一個可以倖免。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王安石所用之人，怎麼能不是小人呢？不是王安石喜歡任用小人，而是只要這個人曾經得到過王安石的關心，再經過史家的一番修飾處理，雖然是君子也就成了小人。我不敢說王安石任用的人裡沒有小人，我覺得雖然有小人，但決不像有些人說得那麼嚴重。憑著王安石的高風亮節，一經史家的刻畫，仍然使後來的讀者，覺得王衍、盧杞就在眼前一樣，那麼其他那些在道德節操方面不如王安石的人，授人以可乘之隙，他們受到的誣衊可能就更加嚴重了。像韓琦這樣的人還可以指責他結交宦官，憑著歐陽修的名聲還有人指責他盜淫甥女，而且，整個朝廷都為此鬧得不可開交，說他希望得到皇上的恩寵而不擇手段，甚至欺騙皇上。當時的這種意氣之爭，哪裡還有是非之心，他們說的那些話又怎能讓人相信呢？孫固因為「濮議」一事，在朝廷上爭論幾句，馬上被人們斥責為「奸邪」，然而，近千年來指責王安石所用之人為奸邪的，又怎能知道他們的品行連孫固都比不上啊。我並非一定要為王安石任用的人進行辯解，但確實有我不能不說的話，下面就把可以考證的人一一列在這裡，並加以評說。

　　陳升之

　　（公元1011—1079年）陳升之在仁宗時就已經做了執政官員，並非王安石特別提拔。然而，王安石的文集中有《送陳升之序》，大概在他的名聲還沒有很顯著的時候，就希望能夠委以重任。到了制置條例司剛建立的時候，就把他調來一起共事，所以，神宗以陳升之為宰相，一定是王安石的推舉，這是毫無疑問的。陳升之擔任諫官五年時間，談到的事情有百餘件，這個人不是一個庸碌無為的人，只是因為和王安石共事，史書上說他狡猾多變，善於附會別人來謀取富貴。這種說法是否可信就不是我所能判斷的了。

　　王珪

　　（公元1019—1085年）王珪自熙甯初年（公元1068年）開始，連續為皇室起草詔書十八年，到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做了參知政事。九年（公元1076年），為同平章事，整個神宗朝一直擔任宰相。他是否得到王安石的提拔和推薦我不知道，然而，他是一直奉行新法的人，《宋史》本傳對他執政前多是褒獎讚美的話，在他執政之後卻有很多譏諷，批評他的話，平心而論，這是一個中和的人。

　　蘇轍

　　（公元1039—1112年）王安石最初設立制置條例司的時候，首先提拔他為檢詳文字。王安石專門提拔小官吏就是從蘇轍開始的，後來因為不贊成新法，出為河南推官。

　　程顥

　　（公元1032—1085年）制置條例司剛剛設立時，派遣八個人到各路去視察農田水利，程顥就是其中的一個。程顥實際上就是王安石特別提拔的人才。後來因為不贊成新法，出為簽書鎮甯軍判官。但是，《宋史·王安石傳》和《宋史·程顥傳》都不記載程顥曾經做過條例司官員一事，大概是覺得受到王安石的賞識是程顥的一個污點，所以要為他隱諱吧？

　　劉彝

　　（公元1029—1091年）條例司派遣的八個人之一。在這之前本來是縣尉，也是王安石特別提拔的人。史書上說他因為不贊成新法被罷官，又說神宗選拔管水利的官員，因為他熟悉東南的水利，讓他做了都水丞，並不是不用他，因為他有自己的專長，便委派他專門去做一件事罷了。由於他沒有在關鍵的部門工作，所以本傳沒有貶低他的言辭，而且極力稱讚他有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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