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下）(3)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下）(3)

　　章袞《王臨川文集》序說：

　　元豐（公元1078—1085年）末年的時候，王安石早已辭去官職，不久，宋神宗與他相繼去世，對王安石的議論隨之也平息了，事情慢慢地安定下來。元祐（公元1086—1094年）時如果能堅守新法不加以改變，因循習慣之後，效果自然就顯現出來了，誰說繼承發揚沒有好處呢？然而，非要追究過去的怨恨，一定要將熙甯、元豐時的新法全部廢除，王安石先用使人頭暈目眩的猛藥進行救治，司馬光又用使人頭暈目眩的猛藥製造混亂，於是，國家的政治屢次動搖，民心一再被人擾亂，回想當時說新法不可以廢除的，應當不只是範純仁、李清臣等人，只是因為書寫歷史的人排斥王安石，不想把當時的說法都保存下來。不僅如此，哲宗非漢獻帝、晉惠帝能比的，為什麼楊畏的一句話，章惇就做了宰相，而章惇一做宰相，党人就全被驅逐了，新法也全部恢復了呢？悲哀呀！開始的時候是群臣共同結為一黨來對抗皇上，最終是君子小人各自結党來求得勝利，紛爭不斷，互相決裂，耗費時日，耽誤國家大事，直到新的皇帝登基了，仍然不能停止，自古以來，像鬧成這個樣子而不給國家帶來禍患最終導致敗亡的，有這樣的道理嗎？王安石當年對仁宗說，晉武帝因循守舊，不思進取，不為子孫做長遠打算，當時在位置上的官員，也都是苟且偷安，貪圖享樂，拋棄禮義，不要法度，後來果然天下大亂，中原被夷狄淪陷了二百多年。王安石又說：「可以有所作為的時機，沒有比今天更急迫的了，錯過這個時機恐怕後悔都來不及了。」由此看來，靖康時發生的禍亂，王安石是早已預料到了。他苦心經營，不畏艱難，不逃避別人對他的議論和誹謗，每件事一定親自去做，他就是這樣，天未下雨時就想到事先要把門窗遮擋好。而古今那些議論他的人，卻要把靖康時發生禍亂的責任歸於王安石，這不是秦人斬首、車裂、滅族的習俗沒有消亡嗎？

　　陳汝錡、章袞都是平時崇拜王安石的人，他們的言論或許不免與我的言論有同樣的毛病，即阿諛我們喜歡的人。像王夫之對王安石的詆毀，大概和那些俗儒沒有什麼區別，但他論述元祐時的政治也像陳汝錡、章袞一樣，那種把宣仁太后比作堯舜，而把司馬光、呂公著比作皋陶和夔的說法，都可以省略了。而且，元祐時的那些人可以議論的，還不止這些呢。宋朝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記載：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沒有不推崇尊重他們的。紹聖（宋哲宗年號，公元1094—1098年）時定下來的，只有三十二個人，到了蔡京執政，凡是和自己意見不合的都被寫了進去，已經增加到二百零九人。然而禍根其實基於元祐時疾惡如仇太過分了。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安石親党呂吉甫、章子厚以下三十人，蔡持正親党安厚卿、曾子宣以下十人，張榜貼在朝堂之上。范祖禹上疏說，應該懲治首惡，脅從不問。范忠宣歎息著對旁邊的人說：「我們也將不免有今天這樣的下場啊！」後來形勢發生變化，章子厚建了元祐黨，果然像范忠宣說的那樣，大抵都是出於士大夫的互相報復，終於使國家遭受禍亂，真是悲哀呀！

　　章惇、蔡京製造黨獄，至今稍有見識的人，都是深惡痛絕的。章惇、蔡京應該受到大家的厭惡是絕對沒的說的，但怎麼知道造下這個孽的肇始者不是章、蔡，而是天下後世所推崇尊敬的元祐諸位賢人呢？如果不是有《玉照新志》偶然記述了四十個人張榜在朝堂之上這件事，我們到今天也不會知道。黨籍榜和黨籍碑有什麼區別嗎？何況刻碑公佈於天下，是崇甯（宋徽宗年號，公元1102—1106年）年間的事，他們在紹聖（宋哲宗年號，公元1094—1098年）時，也不過張榜而已。由此看來，始作俑者其實是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這幾個人，章惇、蔡京不過學他們的做法罷了，他們的罪過反而從來沒有減輕過。黨籍碑成了遭人萬世唾駡的材料，黨籍榜卻從未有人提及，難道有幸運和不幸運的區別嗎？不過是史家賦予他們的幸運與不幸運罷了。

　　蔡確已經被貶官，但台諫仍然議論不停，諫議大夫范祖禹也說蔡確的罪惡，天下不能相容。執政者要殺蔡確，範純仁、王存二人認為不可，極力爭取不殺他。文彥博要貶蔡確到嶺嶠，範純仁聽說了，對呂大防說：「這條路自從乾興（宋真宗年號，公元1022年）以來，荊棘已經生長七十年了，我們聽說了它，恐怕將來自己也免不了。」呂大防於是不再說了。過了六天，竟把他流放到了新洲。范純仁又對太后說：「聖朝應該務求寬厚，不能憑藉語言文字之間有些曖昧不明的話，就誅殺或流放大臣。今天的舉動應該就是將來的法律，這件事千萬不可有個開頭啊。」太后沒有接受他的意見。蔡確於是死在了流放地。啊，這件事可以對比王安石在執政時是如何對待異己的。但王安石卻蒙受苛刻嚴厲的名聲，而元祐的各位賢人，至今還有評論者認為他們除惡不盡，這樣來看，天下還有是非嗎？

　　陳汝錡又說：「楊立中正當靖康遭遇禍亂之時（公元1127年），說到這場禍亂，雖然是蔡京一手造成的，其實是從王安石那時就開始醞釀了。這種說法一出來，各種支持它的材料也翩翩而至，把熙甯（宋神宗年號，公元1068—1077年）時的變法作為靖康時禍敗的根由，把王安石當作了鼓舞蔡京的開路先鋒，這種誣陷太過分了。如今事實俱在，凡是蔡京所喜歡做的，沉溺在虛無的生活之中，大興土木，建造樓堂宮觀，在下面大肆搜刮盤剝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在上面極盡奢靡享樂，荒淫無度之能事，蛀蝕國家殘害百姓的事做了不止一件，哪一件是熙甯時做過的事？凡是蔡京結交的人，如內侍有童貫、李彥、梁師成，佞幸小人有朱沖、朱勔父子，執政者有王黼、白時中、李邦彥等人，惹是生非的不是一個人，哪個人又是熙甯時的人呢？雖然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但他並沒有因為蔡卞的緣故就受到王安石的提拔，在熙甯、元豐的時候當權。他與王安石有什麼關係？竟有人認為今天這個禍亂是王安石造成的？他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廟，是把王安石當作他欺君邀寵的工具了，多少掩蓋一點他的野心。就像篡奪漢朝天下改為魏國的人，未嘗不拿舜和禹禪讓的事作為藉口，製造所謂符命來糊弄小孩子于股掌之上；未嘗不以周公攝政的故事作為解釋，但曹丕篡漢怎麼能說是三讓登壇，是漢朝皇帝的謙讓品德給自己帶來了禍端，使得篡位者可以登上皇位呢，又怎麼能教給後世如何使假皇帝變成真皇帝的謀略呢？」

　　這番話說得可謂痛快。我曾經說過，紹聖（宋哲宗年號，公元1094—1098年）時章惇主持工作，他還是有意想要繼承王安石的，還不至於嫁禍於宋朝。真正給宋朝帶來禍亂的只有蔡京。但是，蔡京能夠躋身於顯要位置，是誰舉薦提拔了他呢？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馬光。司馬光要廢除募役法，恢復差役法，周圍的官吏同僚都認為非常困難，蔡京五天就把事情搞定了。司馬光欣賞他的才幹，於是，委以重任。如果援引舉薦連坐的法律，那麼，司馬光難道沒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嗎？司馬光也是一個賢人，我不敢學習史家深文周納、歪曲史實的伎倆，把蔡京禍亂宋朝的罪過，歸於司馬光，但我無論如何也沒想到，那些善於罵人的怪獸反而將這個罪名強加給與蔡京風馬牛不相及的王安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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