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下）(2)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下）(2)

　　王夫之《宋論》說：

　　宋哲宗在位只有十五年，太后發號施令就有八年，哲宗親政之後的日子，不過六年。紹聖（宋哲宗年號，公元1094—1098年）改元以後，他提拔小人，恢復苛政，被天下人詬病，可以不必再說了。元祐（宋哲宗年號，公元1086—1094年）年間的政治，也有很多是難以說得清楚的。紹聖時的所作所為，說是反對它其實是仿效它，而元祐時的所作所為，說是矯正熙甯、元豐（宋神宗年號，公元1068—1077年，公元1078—1085年）時的做法，其實也未嘗不是效法它，而且，啟發了紹聖，從而成為可以效法的對象。啊！宋朝沒有發生動亂甚至亡國的危機，但它還能挺多久呢？天子提拔士人是為了這個國家，君子出來做官是為了皇帝，怎麼能夠把朝廷當作定「流品」，分「清濁」的場所呢？這裡一定會有事發生，但這裡的事，一定是國事，其根本是君王的品德，其主要功能是治理國家，教化百姓，其緊急之事是異邦侵犯邊境，要在這裡進行謀劃。施行于老百姓的，看他們太辛苦了，就要讓他們休息；看他們丟棄了的，就要使他們發揚光大；他們遇到天災了，要進行拯救；他們受到官吏的肆虐，就要懲治官吏，用實實在在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寧。而選拔士人，就要涵養他的恬靜之心，調動他的新鮮之氣，從低層把他們選拔出來，用真正的君子來勸導他們，要求他們。難道只有紹聖時的人做不到嗎？元祐時的那些大臣能夠做到這些的又有幾個人呢？能夠卓然提出誠懇的意見，並超出紛紜爭論之外，向皇帝稟告的，只有這麼幾件事：劉器上疏對尋找乳母一事提出意見；程頤請皇帝到崇政殿繼續講讀，不要因為暑熱而停止；范祖禹勸皇帝好好讀書。除此之外，都是和已死成灰的王安石爭論是非，提出的建議沒有幾個是能夠用於實際的施政措施，所提拔的人，也不全是不肖之徒。但只要是熙甯、元豐時遭到貶斥的人，就急急忙忙地起用他們，好像趕不及了似的，難道新選拔的這些人裡面，就沒有一個可以擔當大任，成為國家百年棟樑之才的人嗎？而將他們流放到嶺南海島，使自己憋了很久的鬱悶之氣得以舒展，這樣就可以不辜負老天了嗎？他們要體恤百姓，王安石的新法肯定要改變。哪一年沒有水旱之災，要看採取了救災的措施沒有；四海之內怎能沒有被冤枉的人，要看及時地複查審問了沒有；監督施行新法之外，難道沒有魚肉百姓的貪官污吏，卻沒有人去彈劾；除了觸犯王安石的人，難道就沒有行為端正的好官，也不儘快地提拔。西部邊陲發生了十分緊急的情況，沒有聽說派遣一名將領來捍衛邊境不被侵擾；契丹屢次要求增加歲幣，也不聞誰拿出個主意來杜絕他的欺辱。就像這個樣子，宋朝還怎麼擁有他的天下呢？不過是元祐諸君揚眉吐氣，抒發憤懣的區區一方土地而已。司馬光、呂公著二人，並非沒有為國家擔憂的誠心，但除了剛直正大之氣，別的都沒有了。那些一時被流放到遠方，暫時屈就於此，以求將來有大發展的人，正在蠻煙瘴雨中拂拭著身上的塵土，一副暗暗得意的樣子，出去的，不知道有一個志向未定的孩子；裡面的，不知道有個靠不住的女主人；在朝的，不知道有尚未發揚光大的對法度的尊重；在野的，不知道有難以傾訴的疾苦；對外不知有傲慢地盯著我們尚未得逞的強敵，把一切都寄託在夢想著別人不到這裡來騷擾我們，大家都把二位當作宗主，每天提一些改變法令的建議。二位已經耳聾眼花，以為只有廢除了這些法令，罷免了這一派的官員，召回原來被罷免的人，恢復從前的老辦法，社稷民生就能有救，國家就能長治久安，他們的辦法不會超過這些了。啊，這樣做難道就能酬謝天子的重托，而不愧對皇天，坦然面對先祖的責問，告慰漂泊四海的孤獨之人，使西北狡猾的敵寇也能折服，而敢說盡到了大臣的職責嗎？我如果誠心誠意地修養君子正直的品德，邪惡的東西自然沒有辦法來窺視我；我如果誠心誠意地做一些實實在在的政事，那麼一些非分之想就沒有辦法影響我；我如果真能謹慎地選擇捍衛國家的將領，保衛我們的家園，那些邀功生事的自然就平息了；我如果真能革除中飽私囊的弊病，來充裕我的財富，從百姓中搜刮聚斂的計劃也就自己消失了；我如果真能用純淨的風氣來影響士子，從慎于進取的人中選拔賢才，為國家百年之後儲備人才，那些盯著官位的奸佞之徒也就自己收斂了，而好人則能通過自我修養，洗禮磨煉自己顯露出來。但沒有人這樣做，而是夜以繼日，像尋找丟失的孩子一樣，提拔一個人，就說他是熙甯、元豐時被罷官的；罷免一個人，就說他是熙甯、元豐時提升的；施行一種法令，就說這個法令是熙甯、元豐時廢除的；廢除一個法令，就說這個法令是熙甯、元豐時施行的。然而，如果讓元祐時的這幾位處在仁宗、英宗的年代，他們將一句話也說不出，一件事也做不成，就這樣優哉遊哉地過一輩子嗎？沒見到他們有什麼道理，僅僅是負氣而已。氣一動就停不下來了，於是，呂公著、范純仁在朝房不能協調，洛黨、蜀黨、朔黨在官署鬧出矛盾，一個人站在上面，更多的人在下面呼應，怎麼能說元祐時仍然有皇上，宋朝仍然有國家呢？而紹聖（宋哲宗年號，公元1094—1098年）時的那些奸人，駕駛著四匹馬拉的大車，馳騁在升官的康莊大道上，沒有人能夠阻擋他們。反對他們所作所為的，又學習他們的所作所為。所以說，哲宗在位的十四年，沒有一天不在為禍亂進行謀劃，沒有一天不處在危亡的境地，不是只紹聖是這樣。那個時候，契丹的君臣，也處在昏聵、淫亂而不能自保的情況下；李元昊的子孫們，也只能偷安而不能再逞強了，如果不是這樣，靖康年的災禍，不會等到那個時候。而契丹衰落，西夏孱弱，就像是遇到了漢宣帝北擊匈奴的大好時機，但是，全國的注意力卻集中在爭論你我之間的短長，而不能振奮起來。啊！難道只是宋朝的存亡嗎？無窮的禍患，就從這裡開始了。站在今天的立場，回頭再看哲宗時代的所作所為，他們的言辭洋溢在史書中，用實際的行為要求他們，沒有一個是有人心的。如果明白得失之間的道理，怎麼能與愚昧的百姓一樣，共同來慶賀呢？

　　王夫之的這篇文字中有「將他們流放到嶺南海島，使自己憋了很久的鬱悶之氣得以舒展」和「正在蠻煙瘴雨中拂拭著身上的塵土」兩句話，這是失於考證之處，因為，王安石執政時，不曾流放一個人，根據前面排列的名單，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即使在王安石辭職之後，八年間，也沒有聽說貶謫官員到嶺南海島的事。所以，元祐時流放蔡確於新洲，范祖禹說，這條路上生長的荊棘都已經有七十年了，可以作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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