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下）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下）(1)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駕崩，哲宗登基，宣仁太后臨朝執政。五月，任命司馬光為門下侍郎，於是將新法全部廢除了，並且流放驅逐神宗朝的舊臣。現在將當時的主要事情記載如下：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七月，廢除保甲法。

　　十一月，廢除方田法。

　　十二月，廢除市易法。

　　同月，廢除保馬法。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閏二月，蔡確出知陳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廢除青苗法。

　　三月，廢除免役法。

　　四月，廢除熙河經制財用司。

　　六月，放逐鄧綰、李定於滁州，放逐呂惠卿於建州。

　　二年正月，禁止使用王安石的《經義》《字說》。

　　四年四月，廢除明法科。

　　五月，放逐蔡確於新州。

　　以上所列舉的不過是其中比較明顯突出的，其他的就不再一一敘述了。一言以蔽之，當時對於熙甯、元豐（宋神宗年號，公元1068—1077年，公元1078—1085年）所做的事，沒有一件不被廢除，對於熙甯、元豐年間所用的人，沒有一個不被罷免的。范純仁曾經對司馬光說：

　　「去除那些過分的法令就可以了，就像廢除差役法這件事，尤其應該慢慢研究以後再說，不然的話，有可能增加老百姓的痛苦。希望您能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不一定非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想要逢迎你的人就可能乘機迎合你，差役法也許很難改回去，可以先一路試行，看其效果如何。」司馬光不聽他的意見，更加固執己見。範純仁說：「你這是不讓人說話呀！如果我想取悅你，向你表示好感，還不如年輕的時候迎合王安石很快地得到富貴呢。」過去，司馬光曾經對神宗說過，王安石有賢能卻剛愎自用。司馬光的賢能如何？我不敢拿他和王安石比，但他的剛愎自用和王安石不僅相似，而且更厲害了。於是，新法從此就銷聲匿跡了。

　　新法應當不應當廢除，我在前面幾章裡已經詳細討論過了，這裡不再多說。根據俗史的記載，據說在元祐（公元1086—1094年）初年國家形勢好得不得了，天清地明，全國歡欣，四周的異族國家都感到了震動。我沒有時間和他們辯駁這些事，讓我引用先儒的一兩個說法，來幫助我作一些說明。

　　陳汝錡的《司馬光論》說：

　　靖康（宋欽宗年號，公元1126—1127年）年間發生的禍患，有人說是從王安石開始的，我認為是從司馬光開始的。不是說司馬光直接造成了靖康年的禍亂，而是說他的所作所為引發了靖康年的禍亂。新法的施行不是隨隨便便姑且嘗試一下，每個法令的確立，皇帝和宰相都經過了反復的討論和商議，就像家人朋友，經過成年累月地商討，才開始頒佈為法令。而宋神宗又不是一個生長在深宮，不瞭解民間疾苦和希望的人，推測有利的一面，計算有害的一面，推究事務的起因，探討它的結局，法令尚未在國內發佈，施行以後的情形已了然於胸中，看得真切無疑了。所以，雖然有太后的尊嚴，岐王的憂慮，上自執政的官員，下至宮裡的守門人，都來苦口相勸，仍然不能使神宗停止改革。雖說在施行的過程中有過分之處，但應該允許有好處也有不足，實際情況與預先設想有不一致的地方，關鍵在於要在舊的基礎上變法圖新，挽救它的缺失，成就它的美好，使得對下面不傷害百姓，對上面又不違背先帝的意願。在這裡，小人們沒有可乘之機，報復的禍患也就無從說起了。為什麼這樣一副怨恨失意的樣子，要把前面做過的全部推翻呢？這是因為，前有太后等人反對新法卻不能得到神宗的支持，後有範純仁、蘇東坡等人請求不要盡廢新法也不能被司馬光接受。一遇到逢迎自己的蔡京，就高興地認為他是守法的人，而先帝的屍骨未寒，各種法令都已被破壞了。這是把臣子淩駕于君主之上，謀劃了數十年的事，一天之內就廢除了。這就是說，自己的見識和思慮比先帝還要高明，過去被認為是良法，如今卻認為是惡政。這不是太蠻橫了嗎？孔子為什麼稱讚孟莊子不改變父親的大臣和父親的政策呢？如今司馬光說：「先帝的做法，好的百世都不能變，如果是王安石創立的新法，危害於天下，改變它就要像救火和搭救落水的人一樣不能耽擱。」然而，神宗作為皇帝，豈能所有的事情都由王安石做主呢？神宗難道是個讓臣子牽著鼻子走的人嗎？說新法都是王安石一人創立的，有什麼根據呢？何況，王安石免除宰相的職務以後，在金陵（江甯，今南京）居住了八年，在這八年中，新法施行如故，並沒有因為王安石不在了，就被廢止。王安石創建的法令，神宗終其一生都在堅持施行，為什麼沒有像「手實法」和「鬻祠」的主張那樣被制止呢？可見神宗是有所選擇的，也是有自己的主見的。而且，元祐（宋哲宗年號，公元1086—1094年）期間，對新法的剷除和改變非常徹底，一點遺漏都沒有，所謂百世都不能變的法在哪裡呢？我擔心先帝有靈，在地下也會一天都不能瞑目的。又有人說，太皇太后是作為母親更改兒子的做法，而不是皇帝作為兒子更改父親的做法。然而，一切對以往政策的繼承和改變，以及所做之事，在告知宗廟並向天下臣民頒佈的時候，都說是我君之子，不說是我君之母，皇帝的母親可以廢止或擱置先帝做過的事，這正是呂後滅劉家天下，武則天篡奪唐朝政權而建立周朝的原因。作為一名臣子可以借母后的權勢而不把皇帝放在眼裡，這種做法與徐紇、鄭儼、李神軌之流沒有什麼區別，都是因為權勢太大了。這就是教訓啊！何況元祐之初（公元1086年），哲宗皇帝已經十幾歲了，並非是個遺腹子或嬰兒做皇帝，朝廷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取決於宣仁太后，皇帝一點都不能參與。即使皇帝詢問，大臣們也不回答，這是什麼禮義呢？蘇頌（字子容）覺得這事很危險，總是對那些老臣們說不要自找麻煩，皇上是誰都可以批評指責的嗎？而且，哲宗也說，只有蘇頌懂得君臣之禮。大概哲宗在紹聖（公元1094—1098年）親政之前，就已經蓄積窩藏了很多怨恨，而小人們借助于皇帝進行報復，也不用等到章惇、蔡京執政的時候。為什麼？既然臣子一定要力求超過皇帝，以為這就是忠，那麼，兒子一定要力求繼承父親來顯示自己的孝。皇上顯示一點他的意願，下面就會有異常的表現。首先出來表現的是章惇，他所做的就是拘禁和放逐，沒有一天是虛過的；接下來就是蔡京，他在朝廷興妖作怪，假借紹述即繼承神宗遺產的名義來謀求私利，宋朝的事情終於不可挽回了。司馬光不應該稍微分擔一些責任嗎？孔子說：「說話一定要考慮後果，行動一定要算計成敗。不考慮後果，不計算成敗，把自己的前途都交給老天，說老天會賜福給大宋，一定沒有這樣的事。老天是可以期待的嗎？老天讓神宗死去是賜福給大宋嗎？其實，太甲顛覆典章制度，就是老天在賜福給商朝了；而漢惠帝與曹參這些人，堅守天下的整齊劃一和清淨無為，是老天不賜福于漢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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