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上）(4)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上）(4)

　　（考異十五）

　　據《綱目》記載：「歐陽修因為固守自己的風骨節操，接連被人誣衊，六十歲，就請求辭去職位。到了他做青州太守的時候，上疏請求停止發放青苗錢，皇帝想再召他回來執政，王安石極力詆毀他，於是把他遷徙到蔡州。到這裡他請求辭職的心情更加迫切，馮京請求留下他，王安石說：『歐陽修依附于韓琦，把韓琦當作社稷之臣，像這樣的人，在一郡就會把一個郡的事情搞壞，在朝廷就會把朝廷的事情搞壞，留下來有什麼用呢？』於是，就讓他以太子少師的身份退休回家了。」蔡上翔辯解說：「自從宋朝的天聖、明道（均為宋仁宗年號，公元1023—1032年、公元1032—1033年）年間以來，歐陽修以文章、風節一直被天下人寄託著厚望。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曾鞏《上歐公書》寫道：『王安石雖然已經通過科舉取得了功名，但是他知道自重，不願意被別人知道，認為只有歐陽修這樣的人才可以瞭解我。』這一年王安石二十四歲。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歐陽修第一次見到王安石，從此以後，他們的書信往來，以及各種奏章當中，都能見到互相愛慕，交口稱讚的內容，他們的關係好得無與倫比。歐陽修的全集中都可以見到。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歐陽修批評青苗法對國家有很大危害，而且還擅自停止青苗錢的發放。這些也只是討論國家大事，希望對國家和百姓都更有好處罷了，哪裡就曾斥責他是奸邪，惡狠狠地好像面對仇人，就像呂誨等人那種過分的言辭呢？社會上流傳王安石做了宰相，曾大肆詆毀歐陽修。考察歐陽修擅自停止發放青苗錢是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夏天，到了十二月，王安石被授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第二年的春天，歐陽修寫了《賀王相公拜相啟》，其中寫道：『你在整個翰林都很超群出眾，被整個朝廷寄託了厚重的希望；晚年執掌了朝政，得到皇帝對你的特殊禮遇。』像歐陽修這樣剛直的人，如果在王安石做參知政事時二人之間真的發生過不愉快的事，那麼，在他做了宰相之後，卻又獻上這樣阿諛奉承的文字，這難道是歐陽修能夠做得到的嗎？過了一年，歐陽修去世了，王安石作了《祭歐陽文忠公文》，對於歐陽修的為人與為文，他的朝廷上的大節，他所遭遇的坎坷困頓，以及他們之間平生如知己一樣的感情，死後臨風遙想和悵望的心情，都顯露出來。就憑王安石在皇上那裡得到的寵信，推行新法又如此的堅決，對於歐陽修有什麼必要忌恨他，而且非要把他排擠走呢？再說，人家活著的時候詆毀人家是天下最大的惡人，人家死後又讚美他是整個天下不可多得的人，這難道也是王安石的所作所為嗎？歐陽修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因為「濮議」遭到呂誨、彭思永的攻擊。第二年，又因為流言蜚語受到彭思永、蔣之奇的詆毀。由此堅決要求離開京城，到外地做官。於是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一直到他去世。在熙甯元年到熙寧四年（公元1068—1071年）之間，他不曾有一天在朝廷做官，每年都告病請求辭職，尤其是在王安石沒有執政以前，這與王安石有什麼關係呢？『在一國則亂一國』這樣話，出自楊立中的《神宗日錄辨》，這種誣衊之詞是很容易辨別的，後來的人根據這樣的話認為王安石做得不對，但他們二位的全集都放在那裡卻都不翻開來看一看，這是為什麼呢？」今天我們來看蔡上翔的文字，辯駁得非常清楚，不用我們再增加一些讚美了。歐陽修的辭職，不是因為王安石，在這裡說了這麼多，就是為了駁斥王安石排斥忠良的誣衊之詞。歐陽修是這樣，那麼，各種雜史筆記中所記載的王安石詆毀他人的言論，又怎麼能全信呢？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實在是中國可以數得上的文字之一，我已將它放在第二十章，大家可以參考，欣賞。

　　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禦史中丞楊繪、監察禦史裡行劉摯上疏談論免役法的害處，貶楊繪為知鄭州，貶劉摯為監衡州鹽倉。

　　五年（公元1072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疏，他說，新法是他不明白的，不能用來治理州郡，願意回到洛陽養病，皇上答應了他的請求，授予「司空武甯節度使」的稱號，辭職回家。

　　六年（公元1073年）四月，樞密使文彥博請求辭官，授予他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七年（公元1074年）二月，監安上門鄭俠進獻《流民圖》，說天下大旱是新法造成的，不久就因為擅自派發「馬遞」傳送文書被交付禦史審問治罪。八年（公元1075）正月，把他放逐到了英州。

　　綜上所述，正是當時阻撓新政的大概情形。德高望重的元老們，在朝堂之上作梗；盛氣淩人的諫官們，在下面哄然而起，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在他們中間，整個天下的艱難危險，沒有超過此時的了！王安石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有《答手詔慰撫劄子》，其中寫道：「我觀察老天給了皇上聰明睿智，要實現堯舜那樣的理想，確實是有希望的，所以才沒有考慮自己的能力和時機是不是合適，就大膽地用我這個不很強壯的身體，承擔起天下的怨恨和誹謗，不過是想幫助皇上實現您的志向。自從參與政事以來，已經有一年了，也沒有什麼作為，但他們內外勾結，聯合起來，在一邊非議我們所做的事情，對下專門欺騙百姓，對上企圖蒙蔽皇上，流俗像波濤一樣鼓蕩起來，洶湧澎湃，以至於到了這種程度。皇上又好像不能不被他們迷惑，恐怕像我這樣一個藐小的人，最終不能完成這項使命。」他的危難痛苦之情，百世之後的讀者仍然感到十分的哀傷。如果不是像王安石這樣堅韌不拔的人，他能成就什麼事呢？後世那些批評王安石的人就不必說了，即使是讚賞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為他任用了小人而為他感到惋惜。王安石所任用的那些人，果然都是小人嗎？我將在另外的章節中論述，但是，當時阻撓新政的那些人，難道不是世人所說的君子嗎？像程顥、蘇轍，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起來幫助做事的官吏。其餘像韓琦、富弼、文彥博、呂公弼等元老，他們和王安石共事，或一年，或二三年，或四五年，王安石從始至終何曾想到要排擠他們？但他們動輒就以去留相威脅，來爭論新法是否可行，王安石能因為要安慰挽留這些同僚和朋友就扭曲自己的信仰，改變自己的志向嗎？或者，為了堅持自己的信仰，實現自己的理想，就得罪這些同僚和朋友嗎？二者不得不選擇其中之一，真的是很難的，所以，王安石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曾經上疏請求罷免他的職務，也就是因為他覺得既然志向不能夠實現，那麼還不如退隱山林守住自己的身體呢。但神宗對他的信任越來越深厚，對他任用也越來越專一，有這樣的皇上，他又怎能忍心辜負皇上的期望呢？只有鞠躬盡瘁，使得改革的大業能夠最終完成。那些所謂賢人既然對王安石的新法不肯苟同，並且發誓不與他同在一個朝廷為官，也就只有聽從他們的意願離開這裡了。我們生在今天，如果為王安石設身處地地想一想，果然有可以兩全的辦法嗎？王安石當時所立的各項新法，沒有不好的，他要革除的弊端，也是那些賢人們曾經皺著眉頭提出來的，後來所取得的成績，也許不像最初預想的那樣，但也是因為推行新法的人不是很適當而已，如果這些賢人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濟，時常能互相彌補並防止過分的行為，那麼，怎麼見得成績不會更加顯著呢？但事實上，卻不問是非對錯，凡是新法，一定拼了性命來攻擊它，明明知道這種攻擊是不能讓皇上回心轉意的，卻一定要上彈劾王安石的奏章，請求辭去職位，使自己出名。甚至有些地方官，竟然要求州縣不要執行朝廷的命令，這些人都是豪門大戶，士子庶民都看著他們是如何做的，於是，那些從新法中得不到好處的人，都依附到他們周圍。他們鼓動起來，影響到四面八方，使得老百姓無所適從。就好像一隻手畫圓，十隻手畫方，雖然有很好的法令，終於得不到很好的推行，這是必然的。然而，新法的好處不能補償它的弊端，是誰的過錯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又是誰的過錯呢？儘管如此，王安石對待那些攻擊自己的人，可以說已經夠仁至義盡了。對於各位元老，都自己要求居住到京城之外去，仍然經過了再三挽留，不同意，堅持要走，也只好讓他們走。對於其他的那些官員，也不過降職或外放補缺，不曾有一個人因為這件事被罷免官職，治罪的就更不用說了。其間只有鄭俠一個人，被放逐到邊遠的地區，但那也是王安石罷相回到江寧以後的事了。我們想看看子產、商鞅是怎麼對待貴族的嗎？想看看張居正是怎麼對待那些言官的嗎？想看看孔子是怎麼殺少正卯的嗎？我的朋友，南海潘博曾經談到王安石，他說，可惜王安石純用儒家那一套，缺乏法家的精神。這是非常中肯的說法。世上那些議論王安石的人，都說他實行法家那一套，用嚴刑峻法來約束百官，為什麼他們的說法和當時的情形完全相反呢？王安石是以禮來對待那些士大夫的，雖然他的新法由於這些人的反對沒有完全施行，但作為大臣的風度，足以成為千古以來的模範。而元祐（宋哲宗年號，公元1086—1094年）年間諸位賢人對待熙甯（宋神宗年號，公元1068—1077年）年間的大臣做的怎麼樣呢？我寫到這裡不禁有一種茫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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