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上）(2)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撓和破壞（上）(2)

　　我指出王安石所做的這些猥瑣之事，也許污染了皇上的耳目，但我是擔心皇上欣賞他的才能，一直依賴重用他，真假、正邪都分辨不清，使得奸邪之人道路通暢，而賢明的人卻漸漸離去，動亂也就由此而產生了。我追究王安石的行為軌跡，他並沒有遠大的戰略，只是務求改革，標新立異，文過飾非，欺上瞞下，我很為此擔憂。誤導天下蒼生的，一定是這個人！我真誠地希望皇上對於如何治理天下，還是要和眾人商量。現在天災多次出現，人與人之間也有很多矛盾，只有讓事情變得透明，而不應該把水攪渾。像王安石這樣的人在朝廷上執掌大權這麼久，天下沒有安定和諧的道理。我坦率誠懇地說出這些話，甚至不考慮可能飛來的橫禍，就是希望能感動皇上，讓皇上能辨別真偽。何況皇上的志向就是要剛毅果決，對於尚處在隱伏階段的事情，也能有所察覺。您也可以和其他人的說法對質，就知道我所說的是不是中肯。不過，攻擊詆毀大臣的罪過，我也不敢逃避。我在孤立危險的情況下寫了這些意見，是因為自己擔任的這個職位，有一份責任在這裡，不說出來心裡會不安的。當您公開奏章內容的時候，希望能避開和我有夙怨的人。

　　呂誨是什麼人呢？就是治平（宋英宗年號，公元1064—1067年）年間因「濮議」事件彈劾韓琦、歐陽修，請求殺歐陽修以謝祖宗的那個人。歐陽修在他所著《濮議》一文中，將他的語言、狀貌和心術，都刻畫得一覽無餘。歐陽修曾經說過，宣揚皇帝的缺點來顯示自己的正確，是不可以的，更何況以惡名誣陷皇帝來邀買虛名呢？當時的言官，大約都是這樣的，呂誨是他們的代表。現在我就根據他彈劾王安石的話作一番辯解。

　　呂誨在一開始就把王安石比作盧杞，然後才說到他要彈劾王安石的十件事，是因為不得已才這樣說的。第一件事就是「爭鵪鶉」這個案子。當時王安石判得是否合適，如今在史籍中已經見不到整個案件的記載，我們也無法考辨，但即使有不合適的地方，也就是法官解釋法律條文的錯誤，這是很小的一件事，而且，事情發生在嘉祐末年（宋仁宗年號，公元1056—1063年），到這時已經過去六七年了，難道還不能畫句號嗎？他所說的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都在指責王安石沽名釣譽，心裡邊所想不過是謀取官職，本來屬一件事，非要一分為二，以便湊足十件事這個數，已經很可笑了，再把他所彈劾的問題，拿來和事實對照一下，就會發現，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七月，王安石服喪期滿，宋英宗下詔，要求他赴闕，也就是到京城做官，詔書接連下了三次，王安石也連續三次向朝廷遞交了《辭赴闕狀》，這些都在他的文集中，現在仍可以見到。他在其中訴說自己抱病日久，不能走太遠的路，等到稍能支持，再出去為官府做事。而且，他還請求做一名小官吏，能在江寧府居住，方便打理，他的三篇《辭赴闕狀》，內容相同，何嘗有賴在病床上不起來的事呢？根據這件事就證明他輕慢無禮，難道呂誨不許別人生病不成？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這年的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寧府，仍然有《辭知江寧府狀》收在他的文集中，理由還是病未痊癒，那裡有不屑于為英宗做事，只想為神宗做事這樣的意思呢？王安石自二十歲開始到中年，都是因為貧窮而做官，所以，他並不認為小官就卑賤。那種隱居山林的思想，他在晚年的時候確實是有的，但此前卻不曾有過。即使是在平生交遊往來的書信中，都不曾流露過，更何況對皇上呢？他在此前還有《辭試館職》、《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等，都是有原因的，這些都收在他的文集中，是清清楚楚，可以考證的。

　　到了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九月授予他翰林學士，從此不再聽到他辭謝的聲音，那是因為沒有必須辭謝的理由了。在這之前，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任命他知制誥，他也沒有辭謝，而是接受下來。知制誥與翰林學士，相差多少呢？因此就說他前面輕慢，後面謙恭，是見利忘義，為什麼這樣深文周納地編派他呢？他所說的第三件事，是根據王安石主張坐著給皇上講經，就說他要挾君王而自取名聲。古代的三公，都是坐而論道，從漢朝到唐朝都沒有廢除過。自從宋太祖篡奪了周的天下，範質因為是前朝留用的官員，曾做過前朝的宰相，在宋太祖面前就很謙恭，怕有嫌疑，不敢就座，從此相沿成了習慣。皇上面前，不再有大臣的座位，大臣們開始以奴才自居，而忘了他們與皇帝是共同擔負天職的。王安石請求恢復坐講，不只是要效法古代，而且是合乎道理的。像這樣就說是要挾君王博取名聲，那麼唐代以前就沒有一個純粹的大臣了。葉夢得的《石林燕語》說，熙甯初年，侍講官中建議恢復坐著講道的，有呂申公、王荊公、吳沖卿，同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都贊成呂申公他們的意見，而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則認為，講讀官既然叫「侍」，意思就是侍奉天子，並不是以「道」為老師。於是，這個建議就被擱置了。在這件事中，主張坐講的並非一個人，為什麼只有王安石一個人被彈劾呢？而且，這件事已經被擱置，為什麼仍然揪住他不放呢？在這之後的元祐（宋哲宗年號，公元1086—1094年）初年，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上疏極力要求在殿上坐講，當時給事中顧臨以為不可，於是，程頤又寫信給太皇太后，批評顧臨說的不對，甚至寫了一千五百多字，這與王安石前後如出一轍，既然王安石是要挾君王博取名聲，難道程頤就不是要挾君王博取名聲嗎？後來《通鑒綱目》只記載了程頤的《經筵講讀疏》，說是培養君王的德行，卻不提坐講一事，難道是因為當時呂誨攻擊王安石太過分了，現在不得不為程頤遮掩一下嗎？而且，從此以後，那些講學的人，再也沒有人以坐講來議論王安石了，難道是因為要替程頤遮掩，就連王安石也跟在他的後面減去罪名了嗎？宋朝人對待是非太沒有原則了。他說的第四件事，是說他把正確的都攬在自己身上，錯誤的則把怨恨引到君王身上。但自從新法施行以來，整個朝廷都把過錯歸到王安石身上，只有惡名沒有美名，只有錯誤沒有正確，如果說他掠美，不知這時有些什麼美可掠，呂誨能指出王安石掠了哪些美嗎？如果說他把怨恨都引到皇帝身上，那麼，眾人所攻擊的是新法，所怨恨的是王安石，不知有什麼過錯可以使人們怨恨皇帝？呂誨能指出具體的事來嗎？他說的第五件事，是登州阿芸的案件。議論是從許遵開始的，王安石是主持此事的人。即使其中有一些過失，根據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的仁厚，反而不懷好意地說他徇私報怨，試問這個案子中的人，哪個是王安石的私人關係，誰又是王安石所怨恨的呢？而且，這件事本來是很瑣碎的一件事，卻叫嚷不停，怎麼不怕厭煩呢？第六件事是把王安國的及第作為王安石的罪責。考察王氏家族的人登上進士榜的，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有王貫之，是王安石的從祖。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有王益，是王安石的父親。宋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是王安石，六年（公元1046年）是王沆，王安石的表弟。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有王安仁，是王安石的兄長。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有王安禮，是王安石的弟弟。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有王雱，是王安石的兒子。六十年中，祖孫父子兄弟中共有七個進士，可見，從科舉取得功名是他們家固有的傳統，區區此事，難道還需要有人暗中幫助才能得到嗎？王安石兄弟在當時名氣都很大，王安國與王安石是齊名的。在這之前曾有吳孝宗的《上張江東書》，稱道王安國的賢德，想要舉薦他的人很多。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歐陽修有《送平甫下第》詩，其中寫道：「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王安國的賢德可想而知了。熙甯元年（1068年），王安國由韓絳、邵亢推薦，召試賜進士及第，和王安石有什麼關係呢？卻因此被人誣衊。幸虧王安石的兒子王雱提前一年已經中了進士，否則又為呂誨的彈劾增加一項資料了。他說的第七件事是王安石專權，真像他說的那樣，似乎有可以討論的地方。然而考察《宋史》，說到當時中書省授予官職的文書，數目都決定不下來，皇上就問王安石，然而這是出自神宗的意思，不能說王安石專權。第八件事說到唐介的憂憤而死，考《宋史·唐介傳》，說是多次與王安石爭論，王安石強詞奪理，皇上也支持他，唐介非常生氣，竟然在背上長了疽瘡，死了，只有六十歲。呂誨說，王安石曾與唐介爭論如何判一個案子，說的就是阿芸殺人那件事。人死於病疽，是很平常的事，唐介六十歲而死，尤其平常。唐介曾與文彥博在皇帝面前為了「燈籠錦」一事發生爭吵，由此遭到放逐，都沒有死，為了一個婦人重罪輕判的事有所爭論，卻死了，如果確實是這樣，可以說是輕如鴻毛。因為同僚中死了一個人，就被認為有罪，那麼誰是無罪之人呢？第九件事是說章辟光請求讓岐王搬到外面去住。自古以來，專制國家因為兄弟爭奪皇位而導致天下大亂的，史不絕書。所以，後世諸王分封之後，一定要讓他們搬到外面去住。因為互相挨得很近會覺得有一種壓力，不如離得遠一些反而可以常保無事。岐王和嘉王，都是宋神宗的同母兄弟，沒有比他們更親密的了。熙寧（公元1068—1077年）初年，著作郎章辟光請求他們遷居到外面去，這與陰邪小人私下裡的挑撥離間是不一樣的。神宗想加罪于章辟光，應該也是親情使他這樣做的。只有王安石違背眾人的看法，不主張給章辟光加重罪，最重要的，他是作為大臣在為國家的前途著想。況且，岐王、嘉王都是有賢德的王爺，熙甯（公元1068—1077年）以來，岐王多次請求搬到外面居住，表章呈上就被推卻，這是岐王以禮要求自己。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患病，開始時二王每天都來問候，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趙傭為太子，就不讓二王隨便進入了。憑著宣仁太后母子的親情，與神宗二十年來的兄弟友愛，會有什麼嫌疑呢？然而就是這樣，這正是宣仁太后以禮來維護二王的地方。元祐（公元1086—1094年）初年，哲宗賜顥親賢坊與弟弟對門居住，並且下發文告，說：「先皇帝以仁厚之心對待兄弟友情，恩德超過了禮義，所以不讓二王搬到外面居住，如同武王對待周公的用意。太皇太后嚴肅朝廷禮義，用禮義來約束恩德，才答應他們的請求，搬到外面居住，這是孔子說的『遠其子』的用意。他們的做法或有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由此看來，章辟光的建議完全符合上述道理，很顯然，是不能以離間這樣的重罪來處理他的，而王安石就更沒有罪了。他所說的第十件事，是攻擊三司條例司，到這裡才開始說到新法。當時的財政，不可不整頓，而整頓財政必須有一個機關負責此事，那麼，三司條例司就不能不成立，這一點前面已經說得很詳細了。至於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調查，然後才能立法，這正是遵守辦事的次序。他所派遣的八個人中，有像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這樣的人，當時都號稱是賢人，當初的用意難道是任用小人來敗壞天下大事嗎？當時，均輸法、保甲法、青苗法、免役法等各項法令還沒有施行，王安石的抱負，還沒有得到嘗試，呂誨根據什麼說看到他是耽誤天下蒼生的人呢？考《宋史·呂誨傳》：章辟光上疏建議岐王顥應該搬到外面居住，皇太后大怒，皇帝下令治他的離間之罪。王安石說他無罪。呂誨請求把章辟光交給監獄的獄卒，沒有得逞，於是上疏彈劾王安石。然而，呂誨實際上只是因為章辟光這件事沒有按照他的意見辦，激於意氣，不惜對王安石進行大肆誣衊。這與此前因為「濮議」之爭他沒有達到目的，就不惜誣告韓琦和歐陽修是一樣的，如出一轍。像這樣的人，就算是寬容地對待他，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樣，指出他的毛病是雖然直率但不知禮義，如果嚴格地要求他們，那麼就要像帝堯曾經說過的那樣，他們的讒言毀壞了許多美好的東西，讓我們都感到震驚啊。據史書記載，呂誨將要上朝回答皇上的問話，司馬光在朝房遇到了他，悄悄問他：「今天要說的是什麼事？」呂誨說：「袖中彈劾的文章是新寫的。」司馬光驚訝地說：「大家都很高興得到一個人才，為什麼你要參他呢？」從這裡也可以看到，當時朝廷上的人，沒有一個不信服王安石的為人的。對王安石進行私人攻擊的，只有呂誨一個人。這與蔣之奇、彭思永以男女之事誣陷歐陽修沒有什麼區別。後人沒有人為他申辯，我因此不怕多費筆墨，作了如上的辯解。

　　（以上所辯，一半採用蔡上翔的說法，其間又摻雜了我的想法，因此不再注明，把蔡上翔的名字附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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