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新政的成績

王安石新政的成績

　　王安石的新政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呢？不能說都成功了，這一點就不用說了。為什麼呢？因為它的效果往往不像他預期的那樣好。儘管如此，說它失敗了也不應該，為什麼呢？因為施行起來難免有相沿而成的弊端，然而，從挽救當時的形勢考慮，利還是大於弊的。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曾有一篇《上五事劄子》：

　　皇上即位已經五年了，需要改革的事情有幾千幾百件，其中已經寫成條例，確立法令，而且對國家有利的，真是多得很！在這些法令中，最重要，見效最慢，而議論又最多的，有五件事：一是「和戎」，二是「青苗」，三是「免役」，四是「保甲」，五是「市易」。如今青唐、洮河一帶，方圓三千餘裡，整個戎羌族的百姓大約二十萬人，獻出他們的土地，歸附朝廷，成了我們的「熟戶」，可見，和戎政策已經有成效了。過去，貧困的百姓向豪強人家借債付息；今天，貧困的百姓已經向官府借債付息了。官府把利息定得很低，解決了老百姓的困難，看來，「青苗」的法令也開始施行了。只有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這三項法令，實際效果這裡還不能確定。如果得到可靠的人去推行，就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果推行的人有問題，也許會帶來很糟糕的效果。逐步推行，可能會收到好的效果，急於求成，就可能帶來禍患。《尚書》裡說：「辦事如果不效法古人，卻能長久地辦下去，我還沒有聽說過。」像這三項法令，可以說是效法古代了，然而，要懂得古代治國的道理，才能實行古代的法令，這就是我所說的尚不能確定的重要因素。免役法來自《周禮》對「府、吏、胥、徒」四種差役的設置，也就是《禮記·王制》篇中所說的「在官府裡當差的平民」。然而，全國的老百姓，貧富不均，風俗不同，地位有高有低，這些都不能作為實行免役法的依據。現在一旦要改變這種狀況，把免役法推行到各家各戶，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國家的所有勞役，都能出錢請人代替，把全國的所有農民都從勞役裡解放出來，回到田間從事生產勞動。但如果沒有可靠的人去推行，那麼，五個等級的劃分就不會很公平，而募役的費用也就不能按照財產的多少公平合理地負擔了。保甲法起源于夏、商、周三代的「丘甲」制度，管仲在齊國實行過，子產在鄭國實行過，商鞅在秦國實行過，仲長統在東漢時也談論過，並不是今天一定要標新立異。不過，天下的人，像野鴨大雁一樣散居四方，沒有人管，已經有幾千幾百年了。現在一旦要改變這種狀況，把他們按照保甲法的規定組織起來，鄰里相接，互相監督，既清查了壞人，又保護了百姓，平時，養兵於民；戰時，可以打仗。但是，如果沒有可靠的人去推行，那麼，他們就會用追逼、叱責的手段來騷擾百姓，用強徵調派的辦法來嚇唬百姓，這樣，民心就動搖了。市易法來自周朝的「司市」和漢朝的「平准法」。如今，官府拿出百萬貫錢撥給「市易務」，作為收購貨物的資金，來平衡物價，又借貸給做生意的人，讓他們去經商，同時，商戶每年要向官府繳納幾萬貫錢的利息。但我深知國內的貨物、錢幣尚未流通起來，特別擔心那些急於邀功請賞的人，想在一年半載就迅速地見到成效，這樣的話，新法就被毀壞了。所以我說，這三項法令，如果能有可靠的人來逐步推行，就會獲得成功；如果沒有可靠的人，又急於求成，就有可能失敗。實際上，免役法如果能成功地實行，就不會耽誤農時，同時，百姓負擔的勞役也就公平合理了。保甲法能夠實行，內憂外患就會平息，國家就會強大起來。市易法能夠實行，貨物和錢幣就會在全國流通，國家的經費也就充裕了。

　　孔子說：「欲速則不達。」又說：「這個人還在，他的政令就能夠實行；這個人不在了，他的政令也就廢止了。」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難道只有這三件事嗎？然而，王安石單獨舉出這三件事來很鄭重地談論它們，是因為這三件事最繁重，而官吏們在文字上做手腳，也比較容易一些。不過，正當各種法令經過草創將要就緒的時候，王安石忽然上了這個劄子，難道發現了宋神宗在實施新法的時候，有急於求成，用人太濫的毛病嗎？看他的《論館職劄子》，說皇上即位以來提拔使用的那些人，有許多只是有一點小才，而品行卻很成問題，就知道他考慮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根據王安石的這個劄子，我們知道，「和戎」、「青苗」這兩件事是他認為已經有了成效的。「和戎」這件事，它的功勞整個天下都看得見，不必說了。青苗法立意雖然很好，但從道理上講，不能只有利而沒有弊。也許這個法在最初推行的時候找到了十分可靠的人，所以才能見到比較多的成效，而問題暴露出來的很少。或者王安石的聰明仍然有被遮蔽的地方，沒有能夠發現。不過，看到反對派當時對青苗法的詆毀，都說它有弊無利，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再看此後元祐（宋哲宗年號，公元1086—1094年）年間想要廢除青苗法時，主張不要廢除它的人反而很多，這也可以說明問題。免役法改變了數千年來的苛政，為中國歷史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改革剛開始的時候，雖然一部分人難免會感到有些痛苦，但這些基本都是有錢有勢的人。而小小老百姓，沒有不得到它的好處的。這可以說是只有利而沒有害處的。保甲法內容豐富，思慮精當，是王安石一生最用力的事業，它的警示作用，可以說是有利無害的，它的成效也看得很清楚了。而它的寓兵於農的作用，則由於當時募兵制度還沒有完全廢除，常備軍和後備軍的區分還不明確，對百姓生活有些影響，也是意料中的事。但為了使衰弱的宋朝能振作起來，又不能不這樣做。只有市易法，他的用意不能說不好，但萬萬不能在專制政體的國家中實行，萬萬不能在標榜自由競爭為根本觀念的經濟社會中實行，即使奉行者是非常可靠的人，仍然擔心國家有可能成了兼併壟斷的頭子；如果奉行者不是很可靠的人，那麼，將為官吏打開以權謀私的大門，小老百姓的生活就會一天比一天過得慘淡。王安石的失策大約沒有比這個更厲害的了，而當時見不到什麼成效的，就數這個最厲害。當時阻撓新法的人，都說因為實行新法的緣故，導致了百姓的顛簸困苦，而又無處控訴。他們的這些言論被記載在史書中，數也數不清。然而，考察遠古的歷史，那些執政者十分殘暴的政權，沒有不招致動亂造成國家顛覆個人身亡的。像秦始皇、隋煬帝這樣的人就不說了，又如王莽，固然也托言于《周禮》，進行所謂變革，但是他所實行的政策，沒有一項是效法先王意志的，自始至終就沒想過要給老百姓帶來好處，因而搞得怨聲載道，沒有幾年就天下大亂，四海沸騰了。後世評說王安石的，有人甚至將他比作王莽。但是，王安石創立新法，沒有一個不是以國家得到利益，百姓得到幸福為前提，他的做法與王莽不可同日而語，是不用分辨的。那些學問淺薄、不求根本的人，或者看不到這一點，為什麼不將他們的結果作一番比較呢？假如王安石的新法果然有害于百姓，那麼，當老百姓不堪忍受，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時候，是一定會鋌而走險的，即使王安石有超強的統治能力，難道能夠禁止嗎？宋朝自真宗、仁宗以來，雖然號稱天下太平，但發生在民間的叛亂，仍然此起彼伏，從未間斷；殺人搶劫的案件，在鄉間更是到處都有。在這之前，固然已經招募強悍之人到軍隊中服役了，但國內仍然不能確保安定的秩序。只是到了熙甯元豐（宋神宗年號，公元1068—1085年）這二十年間，一切都在變革之中，又因為實行保甲的緣故，不禁止民間攜帶弓弩，如果政府的改革措施，果然違背了百姓的意願，那麼，一人振臂高呼，萬千民眾響應，於是釀成大亂是很容易的，但我們卻沒有聽說有這樣的事。即使是江湖上的草寇，也比以前有所減少，整個國家和睦和諧，其樂融融，好像忘記了還有皇帝的威嚴。讀當時這些人的詩文集，那種氣象是可以想像的。王安石有一首《元豐行示德逢》：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
　　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
　　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皋。
　　旱禾秀髮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
　　倒持龍骨掛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
　　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複如此。
　　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又《後元豐行》（一首）云：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風雨。
　　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
　　水秧綿綿複多稌，龍骨長乾掛梁梠。
　　鰣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
　　百錢可得酒鬥許，雖非社日長聞鼓。
　　吳兒蹋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
　　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
　　垂興歌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

　　又《歌元豐絕句》（五首）云：

　　水滿陂塘谷滿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處處傳簫鼓，共賽元豐第二秋。

　　露積成山百種收，漁梁亦自富鰕鰌。
　　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元豐第二秋。

　　湖海元豐歲又登，秬生猶足暗溝塍。
　　家家露積如山壟，黃髮諮嗟見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壤音。
　　曾侍土階知帝力，曲中時有譽堯心。

　　豚柵雞塒晻靄間，暮林搖落獻南山。
　　豐年處處人家好，隨意飄然得往還。

　　杜甫（杜工部）的《憶昔》追詠唐朝開元（公元713—741年）年間全盛的時候，其中寫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讀杜甫的這幾句詩，氣象仿佛和王安石描寫的元豐（公元1078—1085年）年間是非常相似的。不是非常太平年代，怎麼會有這樣的詩呢？這時，新法已經實行十餘年了，而王安石也已經歸隱鄉間退休了。以此對比司馬光曾經講過的英宗時民間的景況，說是不敢多種一棵桑樹，多置一頭牛，不敢儲存兩年的糧食，不敢收藏十匹帛，這種情景和元豐（公元1078—1085年）年間的情景相比，相差得太遠了！前後不過二十年的時間，為什麼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困頓，竟有天壤之別呢？難道不是因為最殘害人民的差役法已經廢除，又有青苗錢已經注入民間，來幫助百姓發展生產嗎？而保甲制度已經實行，盜賊都洗手不幹了，所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盛世，也就不期而至了。如果可以這樣說，那麼新政的效果，也就可以看出來了。

　　蘇東坡有《與滕達道書》，其中寫到（此書不知作於何年，大約寫在元豐年間）：

　　我想與你見面談一談，我們在剛剛施行新法的時候，大概是抱有偏見的，以至於有了關於同意或不同意的爭論，雖說動機是好的，都是憂國憂民，但說的並不對，很少有合情合理的。如今，皇上的德政每天都有新的變化，社會大眾的教化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回過頭來再看以往我們所堅持的意見，更覺得是有疏漏的。如果要我改變自己的志向和操守以求進取，我還不敢這樣做，如果還像以前一樣吵吵嚷嚷，我也會陷入更深的憂慮。您此行是要表示一種歸隱田園的意願吧，作為一名年紀已老、疾病纏身的舊臣，您也要表達一點心意，想要再見皇上一面，這樣，恐怕就要有一番對話。您的來意，沒有超出這些吧？

　　蘇軾是以往詆毀新法最用力的人，他的《上神宗書》，被詆毀新法的人視為聖經賢傳，說是像懸在天上的太陽、月亮一樣，是不能更改的。但他到了晚年在談論此事的時候卻是這種態度，深深感歎于皇上德政的更新和民眾教化的有成。那麼，熙甯元豐（宋神宗年號，公元1068—1085年）的治理，一定有超越前人，能使大家心悅誠服的地方。新法果然有什麼對不起天下人的地方嗎？元祐（公元1086—1094年）時的那些人鬧鬧嚷嚷，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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