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罷官之後的王安石(2)

罷官之後的王安石(2)

　　（考異九）

　　據《宋史·王安石傳》記載：鄭俠上疏，將流民扶老攜幼困頓苦痛的樣子，繪了一幅圖畫，獻給皇上，並且說：「天下大旱是王安石導致的，罷免了王安石，老天爺肯定下雨。」慈聖、宣仁兩位太后也流著眼淚對皇上說：「王安石擾亂天下。」皇帝也對他產生了疑問，於是，罷免了他的宰相職位，讓他做了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今天我們通過他寫的這些辭職報告可以證明，事實與《宋史》的記載是完全相反的。他的辭職報告連續遞交了六次，雖然被皇帝接受了，但仍然想把他留在京城。皇帝如果真的懷疑王安石，能這樣做嗎？而且，接替王安石擔任宰相的韓絳、呂惠卿，都是王安石推薦的，皇帝如果是聽信了鄭俠和太后的話，才罷免王安石，為什麼還要用他所推薦的人呢？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宋史》沒有一處不是在胡說八道。

　　王安石自從獲得了這個閒散職位，就把他剩餘的精力都用來著書立說了，完成了《三經新義》這部巨著。不到一年，他又被召回，做了宰相。顯然，當時神宗曾與他有過約定，說是再召他回京的話，他不能推辭，才放他回去的，所以，他在辭職信裡一再說「將來再有用我的時候，我不敢推辭」這樣的話，這時他就不得不應召前去了。然而，再次為相一年有餘，退隱江湖的意願，越來越阻擋不住了，終於再次引退。他多次上奏，皇上都不允許，最後甚至告訴他，不要再提引退的事了。王安石沒有辦法，只好請王珪出面為他說話。他的文集中有《與參政王禹玉》兩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寫道：

　　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已經很久了，每次想到這一點，就覺得不能敷衍了事。近來我在為工作操心之餘，病又加重了。對於自己的身體，我可以不去管它，但以此來謀劃國家大事，怎麼能沒有荒疏和耽誤，又怎能對得起皇上任用我的心意呢？何況，自從春天以來，我請求辭去宰相職務，已經上疏四五次了。如今，我的病一天比一天嚴重，已經沒有再繼續做下去的道理了。所以，特別要仰仗你的幫助，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委婉地為我說說話，也好早一點遂了我的心願，不應該再被皇上留下，從而加重我怠慢的罪過。

　　他的第二封信是這樣寫的：

　　承蒙您能親臨我家，傳達皇上的旨意，我感到非常局促不安，手足無措。我獨自一人在外做官，常有無助之感。恰好遇到神宗皇帝，不顧眾人的批評指責，把宰相的工作託付給我，如果有利於國家，哪怕犧牲了我的生命，也在所不辭。但我自己覺得，我的行為既不能取悅於眾人，而皇親國戚、朝中大臣又對我十分不滿，怨聲載道。我的才智不足以做到瞭解一個人的真實面貌，而陰險邪惡之人又常在往來親密的朋友之中。而且，佔據了這麼重要的位置，時間又這麼久，難免有到達極限的擔憂。我的意氣也已衰退，精力更顯疲憊，也擔心影響工作。我看前世那些大臣，到了這種時候，還不請求辭官回家，而且最終沒有使國家受到損害的，大概從未有過。由於這個原因，我寧肯接受故意逃避責任的指責，想在過失沒有積累太多的時候，能夠急流勇退，回歸鄉里，做一個聖明時代知道適可而止，不做非分之想的大臣。希望天下後世之人，對於皇上選拔任命的官員，沒有什麼譏諷議論的地方。您是一個我所尊敬的人，正值您主持朝中大政，從大處說，為了朝廷的事業，從小處說，顧及我們的友誼，您應該多少考慮一下我的情況，替我向皇上陳述一下我的意願，既然皇上沒有准許我上奏表章，我只能把希望寄託在您的一番話上。我心中對您的感激之情，是書信難以傳達的，只有請您對我多加同情和體察。

　　王安石這個時候大概病得更厲害了，已經不能擔任繁重的工作，所以，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再次擔任宰相之後，第二年春天就提出辭職多達四五次。皇帝很久沒有召見他，於是又請求同僚給予幫助。他說得很誠懇，主要是擔心自己在職位上耽誤了工作，以至於拖累了國家，怕給皇帝帶來不能知人善任的負面影響。到了這個時候，神宗也知道王安石是非走不可，不可挽回了。於是，給了他一個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充鎮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使判江寧府的職位，增加食邑一千戶，實際享用的封戶四百戶，並且賜給他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的稱號。大概讓宰相居住在京城之外，這是宋代以禮優待有功之臣的特例了。王安石多次請求辭去這些封號和賞賜，都沒有得到允許。又過了一年，拜他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又拜他為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公。他在江甯（今南京）居住了十年，皇上的賞賜問候一直不間斷，直到神宗去世，實行王安石的政策沒有多少變化。

　　（考異十）

　　據《宋史·王安石傳》記載：「王安石與呂惠卿互相排擠，皇上非常厭惡王安石的所作所為。到了他的兒子王雱死的時候，他特別的悲傷，堅決要求辭去他的職務，皇上更加討厭他，罷免了他的職務，讓他到江寧府去，一直到神宗去世都沒有再召見他。」國家的史官說：「嘿，《宋史》竟敢這樣誣衊王安石，甚至誣衊宋神宗，也太過分了！」王安石辭謝職務的本意，在前面抄錄的幾篇文章中都有表達，就是小心翼翼地提醒自己不要自滿自足，擔心工作受到影響，恐怕連累了皇上，給人留下不能知人善任的話柄，他在處理一個大臣的進退方面，可以說是沒有遺憾的。王安石已經離去，皇上還以宰相的身份尊崇他，封他為荊公、為舒國公、為左僕射、為特進，沒有一年不派人慰問，並賞賜湯藥，他的謝表收錄在文集中的就有數十篇。神宗對於這個辭職引退的臣子，也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了。況且，當他第二次辭職的時候，從春天到冬天，上了好幾次表章，都沒有同意他的請求，直到不許他再上表章，陳說此事，不得已他才拜託同僚為他求情。試想王安石去志已決，已經到了這種程度，想要再起用他，這怎麼可能呢？曾公亮曾經說過：「皇上與王安石就像一個人。」神宗自己也說過：「自古以來的君臣，像我與王安石這樣相互瞭解的極少。」正因為他們君臣之間相互瞭解得很深，所以才能不僅瞭解他的才幹，瞭解他的德行，而且瞭解他的志向。王安石第一次辭去官職的時候曾說，以後再有需要我的時候，我不敢推辭，所以，一聽到神宗召喚他，馬上應召前往，履行他的諾言。等到第二次辭去職務以後，能夠報答君主的事已經做完了，也就不能再挽留了，神宗非常瞭解這一點。因此，只有用恩賜和慰問來酬謝他的功勞，不再強迫他擔負任何責任，這就是十年沒有召見他的原因。如果按照《宋史》的說法，一會兒說皇上討厭他，一會兒說皇上更討厭他了，一會兒又說皇太后曾在宮中流淚。我試著問一句，假如王安石做宰相而皇帝討厭他，直接罷免了他，把他趕走，不就完了嗎？難道王安石擁兵自重，皇帝擔心投鼠忌器嗎？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說皇上以禮優待大臣，給他留有面子，那麼在他提出辭職的時候答應他也是可以的呀，為什麼每次辭職都要再三懇求，仍然得不到允許，甚至不許他再提辭職的請求呢？而且，皇上既然討厭他，那麼，王安石已經走了，新法應該很快得到糾正啊，對上可以安慰太后的心並保全他孝順的名聲，自己也可以稍微寬解一下厭惡他的心情，為什麼新法在元豐（宋神宗年號，公元1078—1085年）年間實行，十年如一日，沒有改變呢？呂惠卿開創的手實法、鬻祠法，他一離開就罷而不用了，而王安石的新法，整個神宗朝沒有廢除一項。由此可見，曾公亮說「皇上與王安石如同一人」，並沒有錯。我曾私下裡談論自古以來的君臣關係，真的是很難說啊。蕭何與漢高祖一起做過小吏，後來蕭何輔佐漢高祖奪取天下，功臣裡位居第一。其後也有許多封賞，買了田地房屋，但君對臣子不信任，臣子對君也有所懷疑，結果最終還是把蕭何抓起來殺了。唐太宗說到魏征，甚至有「箴規過失，不可一日離左右」的說法。魏征死後，唐太宗還親自撰寫碑文，又答應公主嫁給魏征的兒子。但沒過幾個月，就推倒了石碑，撕毀了婚約。但是像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始終如一的品德，二十年如一日，自古以來不曾有過。大概是君與臣心裡都只有國家，只有百姓，而沒有個人的私心雜念，而他們在謀劃事情時的見識，做事時的勇氣，都足以相輔相成，所以才能沆瀣一氣，始終親密無間啊。宋代儒生中的小人，對王安石恨之入骨，所以，他們詆毀王安石的時候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對待宋神宗，大概也是如此。但他們畢竟不敢直接詆毀宋神宗，而實際上，詆毀王安石就等於詆毀宋神宗啊，於是不得不造謠說，皇上厭惡王安石，皇上更厭惡王安石了，殊不知，皇上對待王安石的態度，人們都是歷歷在目，看得很清楚的；皇上在王安石之後仍然想著完成王安石開創的事業，人們也都歷歷在目，看得很清楚的。欺騙誰呢？欺騙上天嗎？神宗如果有知，我相信他一定不能瞑目於九泉的。假使王安石真如蘇洵所說，是王衍、盧杞二人的合二為一，那麼，神宗一定也如楊用修所說，是把周赧王、秦二世、漢桓帝、漢靈帝合為一體的人物，大概他們君臣二人，已經融為一體，有功則都有功，有罪則都有罪，賢明就都賢明，不肖就都不肖。如今既想把王安石說成是共工或鯀，又不得不把神宗說成是堯舜，進退失去依據，才製造出這樣相互矛盾的言論，不是太可悲了嗎？而且還把它寫進正史，以一手而遮掩天下的耳目，竟然瞞了一千年。可見，肮髒的歷史毒害天下，比洪水猛獸還要厲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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