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教育和選舉

教育和選舉(1)

　　——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和施政綱領（四）

　　民政、財政、軍政，這三個方面差不多已將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包括在其中了。此外還有一兩項，這裡作一簡單論述。

　　第一，教育

　　教育方面的事務，是王安石平時最重視的，也是他《上仁宗書》談得最懇切的。等到他執政以後，首先注意到學校。熙甯元年（公元1068年），增加太學的學生。四年（公元1071年），以錫慶院、朝集院作為大學的校舍，把學生調整為三等，初入學的學生為外舍，外舍升入內舍，內舍升入上舍。上舍學生一百人，內舍學生二百人，外舍學生人數不限。後來，內舍學生增加到三百人，外舍學生限制在兩千人。這一年，還創辦了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五路的學校，以陸佃等人為各州的學官。其後，各路州府都創辦了學校，學官達到五十三人。著有《文獻通考》的馬端臨說，當時大興辦學校，而教官只有這些人，大概是重視作為教育者的官職，不肯輕授濫設的緣故。

　　有人說，位於意大利博羅尼亞市的博羅尼亞大學，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大學，創辦於1088年。殊不知王安石創辦的大學要早於它20年。但博羅尼亞大學至今還是意大利的學術中心，有學生10萬，王安石的大學卻沒能堅持下來，這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歷史有太多的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書經》即《尚書》。

　　這所學校所教授的內容，以經學為主，每人專門學習一經。到了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王安石把他撰寫的《三經新義》一書發給各位學官，要求在學校裡講授。三經就包括了《周禮》、《詩經》、《書經》。

　　《三經新義》也是當時及後世許多攻擊王安石的人的一個藉口。據歷史記載，蘇嘉在太學讀書，老師顏複曾經以王莽變法和後周宇文氏變法為題，考這些學生，蘇嘉就在文章中極力表示對變法的不贊成。他的文章被老師列為優等，激怒了王安石，把各位學官都趕走了，讓李定、常秩同判監事，重新選用學官，不是執政者喜歡的人一概不要。此後就頒發了《三經新義》一書。考察王安石平日言論，總是把一種學術當作端正人心的根本，那麼，歷史中的記載，應該不是對他的誣衊。這實在是王安石為政綱領中最醜陋的部分。大約社會要不斷進化，確保其思想自由是第一位的。所以，當今之世談論政治的人，在各個方面都要求整齊劃一，把這當作慣例，只有在學術上則完全相反，主張百家爭鳴，信仰則尊重每個人自己的選擇。真理總是越辯越明，人的心靈，只要疏通就不會枯竭。用強制的手段要求大家信奉一種思想，這只能使思想凋敝。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以來，中國學術史上再也沒有光彩照耀的局面，就像王安石這樣一個優秀的人，在這方面也重蹈覆轍，真是可悲啊！

　　不過，王安石當時並非在《三經新義》之外，完全排斥其他思想，不過要求大學以此作為教材罷了。既然設立大學，必定要有教育者，而且，教育者必定有他所主張的學說。大學既然作為一個國家學術的生產部門，它的思想一定會在社會上作為主導而存在，這也是勢所必然，是不能回避的。就像今日的日本，其帝國大學有兩三位老輩學者的學說，頗為一些年輕學者所反對，受到他們的抨擊，但全國大多數學者還是要學習他們的學說，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既然如此，這也不能過多地責備王安石了。如果說王安石排斥其他思想，就認為他破壞思想自由的話，那麼，他其實並沒有禁止其他思想的傳播，不過是提倡自己一家的主張罷了。學者有了他所主張的學說，一定想要使其發揚光大並因此而改變世界，這不僅不違背常理，而且是負責任的表現，王安石有什麼錯呢？如果一個學者沒有自己的主張，只是揣摩執政者的喜好，以此來換取高官厚祿，這才是學者在犯罪，而倡導新的學說的人，並沒有犯罪。自從元祐（宋哲宗年號，公元1086—1094年）年間將《三經新義》廢除以後，南宋時的學者更是不遺餘力地進行攻擊，從那時開始，數百年來，很多學者都羞于提它。《三經新義》中詩義、書義出自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和學生之手，如今已經不在了。只有《周禮新義》一書為王安石親自撰寫，清朝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還從《永樂大典》中找了出來，加以重新編輯，現在還可以見得到。我曾經找來讀過，其中精要之處是很多的，實在是為我國經學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從漢代到今天，沒有能夠超過他的。這一點我會在二十章專門討論，這裡就不囉唆了。但學者不認真思考，就隨聲附和、大肆詆毀、排斥抵制王安石的思想，這就是韓愈說過的，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吧？王安石不曾禁止別人學習他之外的學說，倒是反對王安石的人，禁止別人學習王安石的學說。既然如此，那麼，束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人，是王安石呢，還是王安石的反對者呢？這又是不能不認真考察的。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國子司業黃隱焚燒《三經新義》的書版，禁止學生們誦讀他的書。大學的許多學生聽說王安石去世了，想要設立靈堂進行祭奠，也遭到禁止。第二年，皇帝下詔禁止科舉考試使用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和《字說》。宋欽宗靖康年間（公元1126—1127年），一個叫楊時的人上奏朝廷，竟把王安石的著作斥責為邪說，認為它污染了學者的耳目，請求朝廷追奪他的王爵，使得歪理邪說不再迷惑學者。宋高宗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張浚為宰相，又一次重申禁止王安石學說的傳播。由此看來，王安石對諸位賢德的學者怎麼樣呢？當時，看到楊時詆毀王安石的學說，禦史中丞王過當即在朝廷之上彈劾他：

　　五經的意義很精深，因而各家的學說常有不同，這是很難避免的。把自己可以接受的視為正，把自己不能接受的視為邪，這是一種很大的失誤和偏頗。前不久有人斥責蘇軾的學問為邪說，並加以禁止，如今已經解禁了，允許採用他的長處，這實在是一種通達的見解。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又來詆毀王安石的學說，把它視為邪說，這也是不對的。學生們習慣了引用王安石的學說，現在楊時提出要禁毀王安石的書，不允許學生們閱讀，他們便聚集起來去找他理論。楊時竟閉門不敢出來，不得已，學生們才散去。這也足以證明楊時的做法是不能服眾的。

　　這番話可以說是確切的論點。楊時是什麼人呢？他是程頤的學生，曾依附于蔡京，謀求個一官半職，學者都尊稱他為「龜山先生」，他在孔廟中享受「從祀」的規格，至今沒有被廢止。而這些儒家之所以尊敬他，大概是因為他在排斥王安石學說的時候貢獻最大。當時程頤的學生們，自以為他們的學說是孔子的正統，凡是和自己不同的，都加以排斥。他們著書講學，排斥別人的學說以宣揚自己的學說，這固然是學者的本分，應該這樣做的，但是，為什麼要借助皇帝的力量來封天下人的口呢？宋代的黨爭，在此之前不過是政見的不同罷了。等到程頤的門徒得了勢，開始是禁錮蘇氏的蜀學，不久又提出禁錮王學，從此以後，學界的黨爭也日益激烈起來，而政界更加水火不相容。以至到了宋朝末年，追究起是誰造成的這種禍端，正派的人不能不對楊時這些人表示深惡痛絕。此後，慶元年間（宋甯宗年號，公元1195—1200年），韓侂胄和胡紘指斥朱熹的道學為偽學，並將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為「逆党」，史稱慶元黨禁，讀史的人都很反感這種現象。韓侂胄的禁偽學確實做得不對，然而，是否想過那始作俑者是誰嗎？韓侂胄的做法，不過是請君入甕而已。我對於程朱理學，雖然不是我所願意學的，但我仍然敬仰它，怎麼敢狂妄地詆毀它呢？然而對於諸位君子的妄自尊大，排斥異己，非但不敢附和，而且認為，中國最近這數百年來學術的不發達，就是由於程朱這些人極力束縛人們的思想自由造成的，他們是逃避不了這個責任的。本來沒必要談到他們，因為說到王安石的經義，才涉及此事。

　　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又建武學堂于武成王廟，選擇文官、武官中懂得軍事的擔任教授，講解各家的兵法，編撰歷代用兵成敗的經驗教訓，以及前世忠義之士的氣節操守，對足以成為典範的進行講解，學生的名額限制在一百人。

　　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又在大學設置律學教授四人，凡是在職的官員和學生，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入學。同年，皇帝又下詔要求各科進士和被選入官的官員子孫，都要加試斷案和律令的要旨。

　　又在大學設置了醫學教授，挑選翰林醫官以下的官員、上等學生以及社會上的良醫來擔任，學生通常經過春試來選取，以三百人為限額，計有方脈科、針灸科、瘍（創傷）科，考察、提升、補缺的辦法，大約和其他各學科相同。考試合格的，最高可以做到尚藥局醫師以下的職務，其餘的，按照等級補官，去做本學博士正錄或外州醫學教授等。

　　這是王安石教育施政的大概情況。我們看他的規劃實施，基本上還是注重京城的大學，各個州縣的學校，規模似乎都不大完備。不知道是史書沒有記載，還是當時的力量尚有不能達到的地方。至於他的大學，和今日歐美各國相比，雖不能說完備，但看它有律學、醫學等學科，與經學並重，就可以說分科大學的制度是從這裡開始的。它的起源比起英國的阿士弗大學更加古老，如果不是中途廢棄的話，使他的事業能繼續到今天，難道不足以在世界上為之自豪嗎？然而即使像這樣僅僅曇花一現，已足以成為我國學術史上的榮耀了。當王安石最初設置律科的時候，司馬光上奏說：「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必須掌握的，何必設置一科呢？假如讓學生預先學習它，那麼，不合乎禮教的行為，正是刑罰要制裁的，作為一個讀書人，如果能深明大義，自然也能遵守法律，如果他不懂得道義，那麼，學習法律只能使他成為一個刻薄的人，為政的時候怎能奉公守法呢？這樣做也不能培養人才，敦厚風俗。」啊，司馬光的這種論調，在今天法制思想盛行的時候，稍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他是錯的，不用深入地和他討論。果然像他說的那樣，則當今之世各個文明國家，不是曾經學過法律的不能擔任官吏，那麼他們那裡還會有奉公守法的人嗎？我一直不理解，司馬光對於王安石的每個舉措，無論大小，一定不遺餘力地進行反對，他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居心呢？我也不理解後世那些讀史的人，他們對於當時的每個舉措，無論大小，一定袒護司馬光而貶低王安石，他們又是怎樣的一種用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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