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軍隊和國防(7)

軍隊和國防(7)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宋哲宗繼承皇位，當時任陳州知府的司馬光首先上疏要求停止實行保甲法，他寫道：

　　自從唐朝開元年間（唐玄宗年號，公元713—741年）以來，利用民兵的辦法已經不成了，戍守攻戰，都靠招募的長於征戰的士兵，民間哪有懂得打仗的人？我大宋建國已經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四方無事，頭髮花白的老人都不認識兵器，一旦在田間務農的人都穿起軍服拿起武器，在田野裡奔跑馳騁，那些年高望重的老人都歎息不已，以為是不祥之兆。這件事從開始實行，調度就很混亂，挨家挨戶地騷擾，一戶都沒有遺漏。朝廷又時常派遣前來督查的人，到處巡視檢閱，每到一個地方就濫發賞錢，浪費的錢財，何止千百萬。這些錢財都是很殘忍地從老百姓手裡一分一尺收斂來的，一旦使用這些錢財的時候，卻視如糞土一般。那些鄉民百姓，只會覺得勞役很辛苦，不會因為給他獎賞就感恩戴德。農民既然是這樣的辛勞，而國家的花費又是如此之大，這些民兵最終能發揮什麼作用呢？如果讓他們捕捉盜賊護衛鄉里，則用不了這麼多人；讓他們戍守邊境，從事征伐，但那些生活在邊遠地區的外族民眾，平時就靠騎馬射箭為生，攻伐作戰是他們的風俗，從小到大，沒有別的事情。中原的老百姓大多數從事農業，在田間勞作，雖然把兵器發給他們，教他們武藝，在練兵場上，按照陣法或進或退，看上去很整齊，很有章法，但如果派遣他們和敵軍遭遇，擊鼓的聲勢雖然很大，但鳴鏑才開始交戰，他們的潰敗是可以預料的，這一點不用懷疑。

　　啊！司馬光指責保甲法的那些理由，也不過如此了。我今天就試著和他討論一下。他說百姓不知道打仗是怎麼回事已經有上百年了，所以，不能恢復民兵是形勢所迫。但是，人為萬物之首，最為尊貴，其原因就在於，人是善於學習的，就算是以前沒有見過或親身經歷過這樣的事，如果國家用獎賞來鼓勵他們學習，那麼，沒有不能訓練成功的。何況百年之前的遺跡，並沒有完全湮滅呀。如果按照司馬光的說法，國家一切教育訓練的事業，都可以不做了，為什麼只有保甲呢？他還說，那些年高望重的老人都不認識兵器了，見到身穿軍服手拿武器的人，甚至歎息並認為是不祥之兆。這些話就更加可笑了。大臣應該為國家謀劃百年大計，但是，他的政策卻取決邊遠鄉村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人，他對天下大事的看法也就可以知曉了。正是由於人民不認識兵器，不熟悉戰爭了，執政的官員才主張振奮其精神，並認為這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情。宋神宗和王安石以親力親為的精神，要在嚴格規定的限期內，看到對普通百姓進行軍事訓練的成果。如果像司馬光說的那樣做，舉國諱言打仗，執冰以嬉，對於歌舞昇平來說是很好了，但此後北方外族長驅直入，百座城池都望風披靡，我卻不知道它祥在哪裡呢。他還說，保甲法剛開始實行的時候，調度很混亂，每家每戶都受到騷擾。任何事情在開始實行的時候，由於缺少經驗，都會遇到一些問題，舉措也會有失當之處，這是在所難免的。但要看它是否值得去做。如果值得做，即使遇到一些困難，發生一些問題，也應該堅持下去，不能戛然而止。何況司馬光說這番話的時候，距離熙甯初年（公元1068年）開始實行保甲法已經過去十七年了，官吏已經熟悉了他的工作，而且，法令也已經有了成效，這時，卻要翻出老賬，可以說是公平嗎？況且，過去因為百姓不熟悉軍事才要興辦這樣的民團進行教練，也許騷擾了百姓；而今天要把百姓已經熟悉的生活完全改變，難道不是另一種騷擾嗎？以暴易暴，尚且是不可取的，何況以暴易仁呢？他還說，用於獎勵和賞賜的錢財，浪費了國家財政，好像是這樣吧。但為什麼不想一想，保甲的經費，其實來自封椿各庫和禁軍缺額所節省的軍費，並沒有動用國家財政一分錢。他也不看看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的統計數字，由於改行保甲的原因，每年節省軍費一百六十余萬，而保甲和犒賞所需只有一百三十余萬，兩者比較，還能節省不少於三十萬貫錢！實際上，為了保持國家的實力，這些錢有時是不能省的。如今世界各國，不惜花費數以億計的資金來發展海軍就是這個道理。何況它在前面已經節省很多了。司馬光的這種說法不過是要迷惑皇帝罷了。至於他最後的論調，以為中國人，雖然以軍事技能加以訓練，也是毫無用處的。他這樣說，即使判定他犯有侮辱國民之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按照他的說法，似乎外國人就永遠適合充當征服者，而中國人就永遠適合充當被征服者。既然中國人經過訓練仍然不適合征戰，而那些招募來的士兵，難道不是中國人中的一分子嗎？以前的這些募兵是不能抵禦外族來犯的，這種情況，五尺童子都能瞭解，難道司馬光竟不知道嗎？如今只是指責保甲制度不能應付戰爭，卻不提出那種辦法可以應付戰爭，推測司馬光的用意，是不是認為，以臣妾的身份對待北方外族是天經地義的，沒有誰敢於挑戰這個事實呀？

　　唉，當時那些賢德之人對於新法為什麼不滿，他們的理由大約也就是這些了。從保甲法這一件事來看，其他的就可以類推了。

　　自從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廢除保甲法之後，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雖然有人提議恢復，但終於沒有實行。到了宋徽宗崇寧年間（公元1102—1106年），蔡京這個反復小人，藉口恢復神宗時實行的新法，再次提倡實行保甲法，但從精神到形式，都不是王安石搞的那一套了。高安陳汝錡說得好，他說：「宋朝是個因武力衰敗而導致國力貧弱的國家，武將的權力在酒席宴上被解除，地方的兵力就衰落了。守衛天子的禁軍，承擔了戍守邊境，征討異族的任務，京城的守備也就衰弱了。招募遊手好閒的人，給他們刺上字，以充當士卒，既妨礙了當地百姓的生活，又因為供養他們而使得百姓陷入困頓，其駐地防禦也因此顯得很薄弱。所以，金兵一出手，就攻陷了朔州和代州，接著又圍困太原，拿下了燕和薊，直搗汴梁開封，於是才有了南朝即宋朝無人之歎。而太後手詔，也有人們不懂軍事的遺憾。如果保甲法不被廢除，民兵按時進行訓練，用兵謀略越來越熟悉，家家都配備了兵器，而且人人都能同仇敵愾，縱然是胡馬向南方嘶鳴，又何至於金兵能像自由自在的旅行者那樣行進了數千里，竟然沒有一城一壘觸犯它的鋒芒！又何至於紛紛召集軍隊，心情沉痛地下一個勤王的詔書！所以我認為，王安石實行保甲法，訓練民兵，已經預料到他日會有一場靖康之難啊。而靖康之難之所以像河決魚爛一樣，就是因為保甲法被破壞，只頂著它的名義，卻拋棄了它的實質，國家財政的支出越來越多，而國家的銳氣卻越來越少，就像驅使著有病的婦女和弱小的孩子，赤手空拳去和豺狼搏鬥，能不馬上被利爪和銳齒撕碎嗎？想到這些，還會有人詛咒和謾駡王安石嗎？」啊，這些話可以說是深得我心啊！保甲法已經廢除，募兵的制度也已破壞，宋朝即使不想南渡，能夠做得到嗎？然而使宋朝陷入災難的，是王安石呢，還是司馬光呢？

　　陳汝錡明朝萬曆時人。

　　指南宋的創建者孟太后。

　　第四，保馬法

　　保馬法就是官府把馬送給百姓，由百姓代替官府養馬。並且獎勵百姓自己養馬，等到有了緊急情況的時候，則由官府按照馬的價值收購。馬是作戰的重要力量，軍事家是不能忽略它的，所以，歷代都把馬政作為國家的大政之一，即使當今之世各國也是這樣做的。宋代時馬是稀缺的戰略資源，在這之前特意設置了群牧監，常以中樞機構的大臣擔任領導，以表示重視這項工作。然而，官府養馬弊病很多，耗費的資金巨大，而且達不到繁衍生息的效果。到了王安石執政的時候，於是有了保馬法。

　　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皇帝下詔開封府界各縣保甲願意養馬的人，仍然以陝西一帶市場上賣的馬選送給養馬人。六年（公元1073年），又下詔司農寺制定養馬法，於是，曾布等人遞上了他們制定的條例，凡是五路義勇保甲願意養馬的人，每戶限養一匹，家裡富裕有能力的，願意養兩匹馬，也聽其自便，都由監牧挑選並提供馬匹給他們，或者由官府出價讓他們購買，但不要強迫。開封府界不要超過三千匹，五路不要超過五千匹。除了追逐盜賊之外，禁止騎馬超過三百里。在開封府界，養馬人免除徵收糧草二百五十束，還要另外給他錢。在五路，養馬人每年免除折抵應該繳納的稅金。三等以上的人家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的人家，十戶為一社，以此應付病死的賠償。保戶馬匹死亡，養馬人獨自賠償；社戶馬匹死亡，社裡的養馬人賠償一半。每年檢查一次馬的肥瘦，不允許私自扣留。保馬法一共十四條，先從開封府界實行，五路委託監司、經略司和州縣推廣。

　　王安石所開創的各種新法中，最不合理的，就是保馬法了。馬是生物，它的肥瘦生死，往往不全由人力來決定，要求百姓飼養，有了損失還要讓他們賠償，這樣做是為政不得要領。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的為政，很多批評王安石的人爭相指出這項法令對百姓有害，從一般常理來看，他們說得並沒有錯，儘管當時王安石要實行這項法令自有他的道理。大概王安石最看重的，還是訓練民兵，即保甲法的實行。但訓練民兵不可以沒有馬匹，官府不提供就沒的可用，官府想要提供卻沒有馬，所以，把馬貸給百姓，讓他們飼養，主要還是靠保甲法來維持。然而即使為了此事來謀劃，也應該有具體的辦法和措施。保馬法，是在他最不應該干涉的地方進行干涉，這是千慮中的一失啊。如今世界上的各個國家，籌劃馬政的辦法其實是很多的，但這無關大局，就不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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