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軍隊和國防(2)

軍隊和國防(2)

　　他在《策別十六》中繼續論述：

　　三代時的士兵，不用選擇也是非常精幹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兵是從農民中選拔出來的，軍隊的數量是固定的，但士兵卻是不固定的。國家有了危難，就要求一家出一名正式的士兵，這樣也就罷了。所以，老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病人也能放心地休息，在官府服役的那些老百姓，都是健壯的小夥子，沒有戰事的時候，他們照樣在田裡勞動，在山裡打獵，不曾徵用老弱的百姓；軍隊行動，運送糧草，也不曾養過無用的士卒。如果這些人手腳輕快，動作敏捷，艱難險阻都不在話下，手持武器一點都不費力，他們的聰明就能使得他們按照旗鼓的節奏進攻，他們的強銳就能使他們敢於赴死而不貪生，一支有千乘戰車的軍隊，每名士兵都可以獨自為戰。所以，那時的戰爭總是殺人很少就取得了勝利，費用不多但兵卒的作戰能力卻很強。到了後世，兵和民有了區別，當了兵就不能再當老百姓，於是軍隊中開始有了老弱的士兵。一個人，既然已經被招募為士兵，他的妻子和房屋，也就託管於軍營之中，他的姓名也就登記在官府的戶籍之中，既不能再去經商，也不能再去務農，只能靠官府養活，直到衰老也不能回去了，他的這條道只能一直走下去，所以，這些無用的士兵，雖然待遇越來越差，但總能養老送終。凡是一個人的生命，從二十歲以上一直到衰老，大約都在四十年，年輕氣盛、勇武有力，敢於上戰場和敵人拼殺，也就二十餘年。如今要養老送終，那麼，一個士兵大約將有二十年沒有事做而只能讓官府養活。照此推論，如果養兵十萬，就有五萬人可以除去；如果屯兵十年，就有五年是沒有效益的費用。如今天下招募的士兵非常多，當年陝西之戰，把官府名冊上的平民都征了兵，再加上明道（公元1032—1033年）、寶元（公元1038—1040年）年間，國內發生了旱災、蝗災，還有最近幾年，青州、齊州的饑荒，以及河朔地區的水災，百姓急於當兵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按照登記的戶口來看，近世以來，官府募兵之多，沒有超過今天的。然而都是老弱和沒有經過訓練的人，打起仗來，不能當古代的一半，而衣食的費用，卻超過古代上百倍。這種情況長久得不到改變，是特別不應該的。凡是百姓中當了兵的，這些人中很少有良善之人。當他們年輕力壯的時候，往往是賭錢喝酒，不能安心在家裡過日子，有時也能拼他的生命。等到他青春已逝，英雄氣短的時候，大概也會感到後悔的，但已經追悔莫及了。我認為，一個人到了五十歲以上，如果他希望回家去做老百姓，應該聽其自便；從今往後，百姓中願意當兵的，只收三十歲以下的，限制當兵的時間為十年，超過十年的，就請他轉業或復員。如果百姓三十歲開始當兵，十年之後復員，他的精神力氣仍然可以養活自己，並安排一生的規劃。如果他在應募當天就知道當兵的日子不會超過十年的話，為這十年考慮，他大約不會因為從簿籍中除去他的名字而抱怨。以無用之兵一輩子白吃白喝的費用，招募新兵，響應的人一定很多。這樣一來，縣裡的官吏不領導老弱之兵，老百姓中不能勝任作戰的人，也不至於無辜地喪失生命。他們都知道自己不超過十年就能復員成為平民百姓，就會愛惜自己的身體，對可能違犯法律的事非常慎重，不至於和遊手好閒、刁滑強橫的人呼為同類，自暴自棄成為兇惡之人。如今天下的禍患，在於老百姓不瞭解當兵是怎麼回事。所以，當兵的常常表現得驕橫兇悍，老百姓都怕他們。但是，盜賊來了他們不能防禦，外族侵犯他們也無力抗擊。如今能讓老百姓替換著當兵，當兵的也能復員成為老百姓，天下人對當兵的有了更多的瞭解，盜賊和外族對他們也就能有所畏懼了。

　　讀了他們的這些論述，我們看到，當時養兵的積弊，就是有一萬個理由，也不能不進行改革了。范鎮、歐陽修和蘇軾諸位先生的這些建議，正是後來王安石所實行的。為什麼要等王安石來做這件事呢？因為這件事說說容易，做起來就難了，天下大業，終非坐而論道者能夠完成的。宋仁宗固然是個優柔寡斷的君主，不可以和他談論改革的大計。而宋神宗卻是個英明的君主，完全可以輔佐他實踐自己的主張。然而，一旦皇帝決定要進行改革，實行新法，諸位大臣就一個接著一個變了臉色，沒有誰敢負這個責任了。其中第一個阻撓新法的人就是司馬光。他說：

　　如果兵卒淘汰得過多，就會造成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愁容滿面，怨聲載道的，然而，國家太平，法律一向都能得到伸張，此事雖說也會引起一些騷亂，但估計不會有太大作為。不過，詔書一下，萬一有些流言蜚語乘機傳播，把老百姓驚動了，朝廷就是想要省事，收回成命，也很難了。而且，朝廷的威信也將立刻喪失，以後再向他們發號施令就困難了。如果堅持推行新法，又會惹得眾人怨氣十足，就像後樑要分魏博的兵，結果導致了張彥之亂，這事是可以當作借鑒的。

　　司馬光的這種論調，大概可以作為當時反對派的代表言論。他的理由，不過是顧慮到驕橫的士卒不容易制約，一實行省兵，即裁軍，就會刺激他們，演變為暴亂。這種觀點不過是在姑息他們，培養毒瘡而已。假如沒有王安石，那麼，這個舉措很可能就會因為缺少主見而泡湯了。有一天，皇帝與王安石議論裁軍的事，皇帝說：「司馬光認為一定會發生唐朝建中之變那樣的亂子。」王安石回答：「皇上鞠躬盡瘁，勤勤懇懇地治理國家，上下之間互相信任，沒有發生這種事的道理。建中年間發生的動亂，是因為唐德宗任用盧杞這樣的人而疏遠陸贄這樣的人，他沒有亡國已是他的幸運。如今需要皇上當機立斷，不再猶豫，詳細地制定條例，以逐步地推行。」神宗終於下定決心。於是，熙甯元年（公元1068年），詔令諸路監司，即中央政府派出的監察人員，核實各州的兵卒，不符合新法的，按照規定辦理，不能勝任禁軍的，降為廂軍，不能勝任廂軍的，就免除為老百姓。不久，又下詔要求挑選諸路中的一半，即四十五歲以下能夠穿起盔甲的人，作為最高限額，五十歲以上願意回家做老百姓的，尊重他們的意願。按照舊制，兵卒到了六十一歲的時候，才能免去軍職，即使這樣，仍然不能馬上批准。實行新法之後，免除軍職做了老百姓的人越來越多，冗兵由此被大量減裁。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又下詔廢除合併各個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個，合併為二百七十個。馬軍的標準為三百人，步軍四百五十人。其後陸續都進行了合併，馬步軍營五百四十五座，合併為三百五十五座，而駐守京城的軍隊，以及各州府、諸路和廂軍，都要匯總各營兵卒的數額，按照標準補足餘額。自從熙甯至元豐年間（公元1068—1085年），每年都對軍隊大量裁減，並且增加了武衛軍，對他們進行嚴格的訓練，不過數年都練成了精兵。

　　冗兵應當裁減，當時人人都懂得這個道理，然而，不敢做的人，藉口害怕激起兵變。但是，王安石毅然決然地要做這件事，而且制度嚴明，並不驚擾百姓，他們所擔心的兵變在哪裡呢？不過是諸位有身份的人，害怕做事，不肯負責任，不能任勞任怨，寧肯坐視國家的凋敝，也不肯用自己的名譽地位賭一把，在成敗未知的情況下做一點嘗試。他們自以為得計，但不知國家要這樣的大臣究竟有什麼用處。治平年間（公元1064—1067年）的兵卒，總共有一百一十六萬兩千，到了熙寧年間（公元1068—1077年），裁減為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年間（公元1078—1085年）稍有增加，也只有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大概是從前的一半。從王安石最初執政以來，能夠裁減宮廷費用和其他冗費十分之四，執政十年，能夠陸續裁減多餘的兵卒達到二分之一，由此看來，他的魄力真是雄奇偉大，果敢堅毅，我們是很難超越的；他工作起來任勞任怨，艱苦卓絕，卻是可以想見的。這兩項工作，都是當時的批評家們每天搖唇鼓舌談論的東西，說說可以，卻不能實行，王安石實行了，又處處詆毀他，這些人可以說是沒人心的人。後代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對於這種豐功偉績，竟熟視無睹，他們也可以說是有眼無珠的人。王安石裁減的兵卒，《宋史·兵志》有詳細的記載，如果有學者想將建隆（宋太祖年號，公元960—963年）以來的制度和熙甯（宋神宗年號，公元1068—1077年）以來的制度作一番比較，瞭解更詳細的情況，可以再去翻閱，這裡就不再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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