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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稅收和國家財政(8)


  啊!我讀條例司和司農寺擬定的役法條目,感歎王安石和他的那些下屬,真可以說是體大思精,可以成為立法家的模範了。差役制度對百姓的傷害,既然已經像前面說的那麼嚴重,再不進行改革,絕對不行了。不過,此前的各種差役,固然有繁雜苛細應該免除的一方面,卻也有治理國家所必須而不能輕易免除的一方面。如今的熙寧新法,對於其中可以免除的,已經免除了,其中還有不能免除的,但又不能繼續讓百姓服役,更不能以不再役使百姓為理由,這些工作也不做了。這就需要由國家招募百姓中願意做這件事的人來做,這是非常明顯的道理。但既然是招募,又並非義務的性質,而是帶有契約的性質,如果沒有報酬,誰肯幹呢?而且,國家並非哪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如果有所需求,只能取自老百姓。這樣的義務,人民本來已經負擔幾十年了,只是因為立法不善,所以,貧弱的人更容易受到傷害,而那些狡猾的豪強富戶卻往往可以倖免。如今按照它固有的義務加以改善和明確,使徭役變成了賦稅,這其實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事物的性質,但和前面的法令比起來百姓的負擔並沒有增加。這正是免役錢合乎道理的地方。它的徵收,是以財產的多少分出等級,有錢人徵收得就多些,貧困的人徵收得就很少,最貧窮的那些人,官府還會免除他們的賦稅。這與如今許多文明國家所得稅的法律正好相同。各國收取所得稅,凡是人民中收入很少,只夠維持其基本生活的人,是不納稅的,只有當他有了額外收入的時候才納稅。而且他們的納稅,是按照規定好的等級比例累進計算。這其實是非常公平的課稅之法,是各國財政學家最為稱道的。王安石在數百年前各國尚未發明這種稅法的時候,所制定的募役法竟與當代的所得稅法殊途同歸,比如,核定每家每戶的資產,按照貧富上下分出等級,根據等級納稅交錢。農戶自四等以下,坊郭戶自六等以下,可以免稅,豪強大族以及僧侶,也不必納稅和服役,而國家的一切負擔,都加在這些軟弱無力的平民身上。這是歐洲自中世紀以來的弊政,而法國大革命和近百年來的歐洲各個國家的革命,其動機多半都在這裡。王安石痛心疾首於這種不平等的政策法令,不怕得罪那些豪強大戶,依然要求這些人也要繳納助役錢,這是歐洲各國經過億萬人流血才得到的結果,王安石卻能巧妙謀劃於朝廷之上,頃刻之間指揮若定,就把事情辦成了。他的立法如此完善和周詳,已經像前面我們講過的一樣,但仍不敢過於自信,還要張榜公佈一個月,老百姓沒有疑義了,再定為法令,頒佈於天下,正式實施。即使這樣,仍不敢過於急躁,而是先在一兩個州府試行,等到它有了成效,再推廣到其他州府。所謂勤勞謙虛的君子是一定會有好結果的,不是嗎?自從實行了這個法令,此後雖然屢有變遷,但始終不能被廢除,直到今天,人民不再知道還有徭役這樣的事,說起這個詞,往往不能理解,這是誰做的好事?就是王安石啊!此公之舉,將堯舜三代以來的弊政一舉掃除了,實在是我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最有名氣的社會革命。我輩生於今日,已經把這件事淡忘很久了。試看當時人們所說舊社會顛沛流離、困苦不堪的情形,又考察歐洲中世紀和近代的歷史,見其封建時代的豪族僧侶剝削貧民的事實,可以兩兩相互印證。而對於王安石,我們該如何崇拜甚至頂禮膜拜啊。但是,數百年來,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至今還在說他是個不切實際的人,執拗的人,苛刻殘酷的人,甚至說他以權謀私,是個奸邪小人。啊,我們的國民不知感恩的陋習,充分地表現在這裡了。

  當時制定法令的人說過:如今新法寬厚優待的都是鄉村裡不能自己表達其願望的貧苦農民,裁度取用的都是官宦或豪強富戶,他們都有控制輿論的能力,看到新法的實行對他們不利,阻撓新法的人一定很多。果然是這樣,當時一些所謂士人君子都先後起來攻擊新法,他們所持理由,都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下面舉幾個例子:

  蘇轍說:「服役的人不可不用鄉戶,即農民,猶如官吏不可不用士人,即讀書人。」

  蘇軾說:「自古以來,服役的人一定要用鄉戶,猶如吃飯必用五穀,穿衣必用絲麻,水上行走必用舟船,陸地行走必用牛馬,雖然在這中間也許會有替代物品,但畢竟不是人們經常用的。」他又說:「士大夫拋家舍業、背井離鄉到四面八方去做官,效力之餘,也希望能有一些樂趣,這是人之常情。如果廚房都如此的蕭條簡陋,就好像一個國家處於危難之中,連飲食都變得很粗劣,這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

  神宗曾與他身邊的大臣討論免役的利弊,文彥博說:「祖宗的法制都在,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以至於失去民心。」神宗說:「役法的改革,在士大夫中有很多人不高興,但老百姓有沒有什麼不便利呢?」文彥博說:「因為你是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並非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

  啊,當時這些攻擊新法的人,他們的心肝怎麼能像我們看到的這樣呢!比如蘇轍、蘇軾說的那些話,什麼鄉民服役是天經地義的,不可改變的,他們深受階級制度惡劣風俗的毒害,以為人生來就有高低貴賤的區別。法國大革命時的貴族和俄國現在的貴族,都以這種論調來維護他們的特權,沒想到我國所謂有道德修養的人也像他們一樣。在當今世界上,無論中國還是外國,都沒有所謂服役的人,沒有所謂徵用鄉戶服役的法令了,並沒有不以五穀為食,不以絲麻為衣呀。蘇軾看到這種情況,他還能說些什麼呢!況且,蘇軾對於免除服役的痛恨,竟然來自於廚房的條件簡陋不能讓那些從四面八方到這裡來做官的人盡情享樂。如果像他說的這樣,以此來裝點太平盛世的景觀,那麼,盛世確實像盛世了,但還記得我們的百姓為了這個盛世,付出了寡母改嫁、兄弟分家、拋棄田產給別人,以免除上等戶的差役,不惜非正常的死亡,也要做單丁戶的代價嗎?還記得我們的百姓為了這個盛世,不敢多種一棵桑、多養一頭牛、多存一年糧、收藏十匹絹帛嗎?就為了少數官吏的幸福生活,卻要使多數人民流離失所、忍饑挨凍,唯恐他們死得不快。這簡直就是把飲人之血當作快樂!是豺狼才能說出的話!這種話,稍微有點心肝的人怎麼能夠說得出口?沒想到這些號稱有道德修養的讀書人,卻能覥著臉說出這番話來,而且,數百年來,那些有道德修養的讀書人都來隨聲附和,集中火力攻擊為民請命而行為有些古怪的賢明宰相,從這裡我看到了中國喪失公正的輿論已經很久了!至於文彥博說的那番話,想起來也是很可怕的,他說:「皇帝是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並非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姑且相信他的這種說法,那麼,盡可能地掠奪老百姓的財產,來取悅于士大夫,是不是就達到天下大治的極限了呢?我要鄭重地告訴後世讀史的人,王安石當時推行的新法,沒有一件事不是有利於老百姓的,也沒有一件事是不利於士大夫的。士大夫的利益一定和人民的利益相衝突嗎?我輩今天所能考察見到的,都是當時士大夫的言論,當時老百姓怎麼說?已經無從知道了。想要憑藉一面之詞就造成證據確鑿的判決,那麼,他的冤枉豈不是真的和莫須有的罪名一樣了嗎?免除差役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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