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分配、稅收和國家財政(5)

分配、稅收和國家財政(5)

　　第三，均輸法

　　均輸法也是一種惠民政策。它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地方對京城的物資運輸，如何減少盲目性，使其更加合理。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寫了《乞制置三司條例》一文，其中寫道：

　　我觀察先王制定的賦稅法，在國都的周邊地區，徵收的賦稅實物，有精品，也有粗貨，等級標準是以一百里為限來劃分的，而那些離國都比較遠的諸侯國，就根據他們各自出產的貨物來進貢。同時，又規定可以靈活變通，以貨幣或實物進行貿易也是允許的，對於市場管理，貨物的流通，原則上是沒有的使它有，有害的就從市場上清除出去。那些在市場上賣不出去，滯銷在民間的貨物，就由政府委派官吏收購下來，以備臨時要買的人，所有這些都不是對貨物的壟斷。

　　作為一個君主，聚積起天下的百姓，就不能沒有財物；管理天下的財物，則不能沒有原則和辦法；以一定的原則和辦法管理天下的財物，安排轉運輸送物資的工作，就要注意勞逸的均衡；費用或多或少，就需要相互溝通；資金或有或無，也不能不加以控制；而物價的高低、貨物的收購或賣出，管理好這件事，也不能沒有一套辦法。

　　如今，天下的財政和物資供應已經到了非常窘迫的地步，主管的官員卻死守著不合理的制度，朝廷和地方相互之間不通氣，賦稅收入有盈有虧，也不能互相彌補。每一路上繳的貢品，年有定額，遇到豐年或路途近便的，本來可以多運送一些，卻不敢多收；碰到荒年物貴的時候，很難將貢品準備充足，他們也不敢減少。遠處上繳貢品要花幾倍的運費，但在京城卻只值一半的價錢。三司轉運使只知道按照規定的額度和期限來收取，不敢有任何的增減調整。碰到國家有重要的軍費開支或皇帝的郊祭大典，只能派官吏四處搜刮，洗劫一空。各級政府管理財政的官吏，往往隱瞞真情，不說實話，儘量為自己多留一點應付臨時開支的本錢。他們還擔心一年的預算不夠用，往往採取改變繳納賦稅地點的方式，勒索繳納賦稅的農戶多交運輸費。農戶為了繳足賦稅的額度，往往要花費比原來規定多出一倍的財物，而且，朝廷需要的物品，總是求索於不產這些物品的地區，或不產這些物品的時節，那些富戶或投機商人就乘公私急需的機會，操縱市場和物價。

　　我們認為，發運使總管東南六路的賦稅收入，他的職責就是管好茶、鹽、礬的稅收，軍事儲備和國家行政開支，很多都要靠它們來供給，朝廷應該撥給專款，作為周轉的經費，使他們能夠全面掌握東南六路的財物賦稅的情況，以便靈活調撥。凡是收購賦稅上繳的物品都應該避開價格高的地區，而去價格便宜的地區，到離京城近的地區，不到遠離京城的地區。京城倉庫儲備情況以及每年支出的數目、現存的數量和所要供應的數量，都要讓發運使預先知道，有所準備，以便隨時處理所掌握的物資，等待上面的調用。這樣，朝廷就可以逐漸掌握市場的控制權，調配物資的有無，做到便利地轉運輸送，節省費用和勞役，革除沉重的賦稅，減輕農民的負擔，國家財政或許從此能充裕起來，百姓生活財用也不再感到匱乏。

　　《宋史·食貨志》記載了均輸法施行過程的始末：

　　王安石親自撰寫的《乞制置三司條例》已經上報，皇上也已經下詔批准，不久，就作為均輸新法，正式頒佈實施了，並委託江、淮、兩浙、荊湖六路發運使薛向總領六路發運與均輸平准事宜。朝廷還從內藏庫撥款五百萬貫、上供米三百萬擔，作為營運資本，由薛向全權支配。曾有議論擔心有人干擾他的工作，薛向既總領其事，於是請求設置所屬官吏，報朝廷備案。神宗允許他自己選配官吏。薛向於是聘請了劉恍、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其部屬，又要求地方官吏報告六路每年應當上繳的數額、京城每年的支出，以及現在倉庫中的儲備等情況，凡是應該預先規劃的，都提前向有關官員彙報，他們都按照要求去做。其後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裡行錢、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知諫院範純仁、諫官李常等都屢次上疏批評均輸法，並且彈劾薛向，宋神宗一律不予採納，還下詔獎勵薛向。然而，均輸法並沒有貫徹施行下去。

　　均輸法是漢朝桑弘羊開創的，到了唐朝的劉晏則更加完善，王安石只是仿效了他們的辦法，並非自己的首創。古代貨幣的使用還不完善，民間常常是以實物進行交易，國家徵收賦稅，也以實物計算。所以，由於道路有遠有近，輸送稅收的勞役就不是很均衡。又由於每年年景的豐歉不同，供求之間也得不到很好的調劑。百姓因此受到很大的傷害，國家也沒有因此而獲得利益。確實像條例司原奏中所寫的那樣。因此，桑弘羊、劉晏施行的均輸法，不用增加賦稅而國家財政收入充足，歷史學家稱讚他們，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當今世界，交通便利，貨幣的使用也更加普遍了。我輩讀史，見他們為了這件事竟不怕麻煩，苦苦思索，以求答案，卻不瞭解當時那些治理國家的人，他們的苦心孤詣，看上去是那麼遙遠而不可企及。當時那些氣勢洶洶攻擊均輸法的人又是為了什麼呢？《宋史》說，均輸法最終沒能貫徹施行，但它沒說最終沒有貫徹施行的原因是什麼，難道是因為攻擊它的人太多就終止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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