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總論_學達書庫

總論

　　——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和施政綱領（一）

　　世上談論王安石的人，往往只談他的變法。由於這個緣故，人們在談論王安石功罪的時候，也只是根據他的變法。我固然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儘管如此，我知道，歷史學家是不能根據個人好惡來評判歷史人物的。在這裡，我將全面考察當時的情形，並參考古今中外各種學說，心平氣和地討論王安石的歷史功過。

　　自元祐年間（公元1086—1094年）以來，所有人談到王安石的變法，都說他的那些法是惡法。他們這是意氣用事，片面偏激，是不用多說的。然而，王安石所變之法，都是良法嗎？這也是我不能貿然肯定贊成的。我常說，天下有絕對的惡政治，沒有絕對的好政治。如果他的施政本意在於為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進行謀劃，就應該算作是好的政治了。還有一種情況，這種謀劃最終達到了目的，好的謀劃得到了好的結果；但也有謀劃得很好，卻不能達到目的的，出發點（或者說動機）是好的，其結果反而非常糟糕，這種情況也是有的。所以，同一政策，往往甲國實行了，就能達到很好的結果，乙國實行了，卻得到非常不好的結果；甲時代實行了，能達到很好的結果，乙時代實行了，卻得到非常不好的結果。這個政策究竟好還是不好呢？這是沒辦法回答的。可以回答的只有一點，就是放在一個具體的環境中，合適還是不合適。

　　王安石所變之法，我想從其中找一個完全不好的法，是找不到的，因為他的本意，也就是出發點或動機，都是為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來謀劃的。然而，從王安石施行這些變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其中適合當時情況的與不適合當時情況的，大約一半對一半。王安石非常讚賞古時三代的法度，他說，這些法都是三代已經實行過並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三代太遙遠了，記載於典籍中又不可盡信，這些法是否曾經實行過，我也不敢確定。但是，王安石的這套辦法，曾在一郡之內和一縣之內做過嘗試，而且確實是有效的。不僅如此，根據我的見聞，當今之世的歐洲各國，他們的政治設計，往往和王安石不謀而合，而新興的德意志帝國在這方面則有更多的相似之處，而且，它已取得了很耀眼的成績。既然如此，王安石也採用同樣的辦法，並且誠心誠意為天下蒼生而謀劃，效果卻非常不明顯，這是什麼原因呢？應當看到，三代以前的政治家，他們所經營謀劃的，幾乎都是占地千里的王國，有些還是只有數百里的諸侯國。當今之世的歐洲各國，其中大一點的，不過和我們的一兩個省差不多，小一點的也就只能和我們的一兩個縣相比，所以，三代以前行之有效的，或今天歐洲各國行之有效的，王安石管理鄞縣一縣時也是行之有效的，這一點可以斷言。等到他做了宰相，管理這個國家的時候，是否還能像他在鄞縣一樣行之有效，我就不敢斷言了。

　　我讀中國的歷史，獲得成功的政治家只有幾個人，一個是管仲，一個是子產，一個是商鞅，一個是諸葛亮。我們考察一下他們所處的時代，都是封建時代或割據時代；他們所管轄的地域，只能和今天的一個省或數個州縣相比。

　　但是到了大一統時代，管理的是整個國家，想要得到這樣一個政治家，他能夠深思熟慮、深謀遠慮，制訂一個宏大、長遠的規劃，使全國人民都能得到他的好處，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幾個人一樣，大概還沒有這樣的人吧。如果有一個，那就是王安石。而他的成就，一定讓後來的人瞠目結舌。我於是私下裡懷疑，我國的政治家，是不是只能治理小國家，不能治理大國家呢？我由此想到我國之外世界其他國家聞名於後世的那些政治家，那個萊喀瓦士是什麼人哪？梭倫又是什麼人哪？我國的一個裡正，一個鄉官而已。那個施泰因是什麼人哪？加富爾是什麼人哪？俾斯麥、格蘭斯頓又是什麼人哪？我國一個巡撫或總督而已，也就是一省的領導人罷了。至於強盛中的羅馬帝國，還有當今的俄羅斯，都希望能有像管仲、商鞅那樣的人，為什麼沒有呢？我經過深入思考發現了其中的緣故。大政治家都是一些這樣的人，他們要做的事情，不外乎統一國民的思想意志，使他們能向著一個目標前進，從而達到對內充實國力，對外揚眉吐氣的目的。而要想統一國民的思想意志，他們所採取的辦法，只能是進行干涉。今天，用放任的辦法而不是干涉的辦法管理國家的，只有英美等兩三個國家。然而，他們所謂放任，已經不是我所說的放任了，何況在此之前，他們也都經歷過更大的干涉階段，才有了今天的放任。其餘那些國家，沒有不是用干涉的辦法治理國家的。並非只是今天的東西方各國如此，就是我國古代也是用的這種辦法。管仲、商鞅、諸葛亮，都是用干涉的辦法管理國家和民眾的。《尚書·周官》一篇是否為周公所作，我不知道，其中的那些主張曾經實行與否，我也不知道。假如真是周公的作品，而且真的曾經實行過，那麼，干涉民眾最多的，沒有能超過周公的。這樣看來，干涉是政治家唯一的手段，就很明顯了。而這種手段，如果用於治理小國還比較容易，用於治理大國，就比較難了。小國實行這種辦法，利大於弊；大國實行這種辦法，則弊大於利。所以，過去治理大國的人，所用方法只有兩種：一種是專制獨裁，一種是無為而治。專制獨裁者我們叫他民賊，對他們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也不認為他們是政治家。而放任也絕不足以稱為政治家，我沒聽說過政治家臥在床上就可以治理他的國家。況且，既然說到放任，那麼，不僅人可以做，而且，土木做的偶人也能夠做到，何必還用這些政治家做呢？我國有數千年的歷史，凡是一家一姓興起的時候，一定用專制獨裁的政策，像漢高祖、宋太祖的時代就是這樣。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則一定用放任的政策，像漢景帝、宋真宗的時代就是這樣。放任時間久了，就會出現混亂，混亂就可能亡國，亡國後又有振興，有振興就會有獨裁，專制獨裁已經疲倦了，就會返回放任。歷史就是這樣往復循環，好像是一丘之貉。所以，在這裡是不能產生政治家的，對此我一點也不感覺到奇怪。放棄專制獨裁和無為而治這兩種辦法，在這兩種辦法之間的，只有干涉這一條道了。然而，大國很難實行干涉的辦法，而且弊大於利，已經像我們說過的那樣了。所以，我私下以為，國家太大了，便利了那些威風八面的軍人，成為他們馳騁的舞臺，也便利了那些碌碌無為的庸才，可以藏身於其中得過且過，最不利於那些發憤圖強、意志堅決、有條有理、明察秋毫的大政治家。從今往後，交通日漸發達，這些大國也就像過去的那些小國一樣了，則政治家的成就也就比較容易實現了。而在過去，天下最艱難的事業大概沒有能超過它的。就王安石的時代、王安石的地域來說，想要實現王安石的理想，它的難度，周公沒法比，管仲、商鞅、諸葛亮沒法比，萊喀瓦士、梭倫沒法比，施泰因、加富爾、俾斯麥、格蘭斯頓也沒法比。他的難度這麼大，他所取得的成績也只能是這樣，一定是很合適的。他的難度這麼大，尚且能取得這麼大的成績，則王安石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中，其地位是可以想見的。

　　而且，同樣都是以干涉為特徵的政治，也有程度上的深淺差別。程度淺的實行起來就比較容易，程度深的實行起來就比較難。王安石所實行的以干涉為其特徵的政治，有些是立憲制國家能夠實行的，而專制國家實行起來是非常艱難的，甚至還有接近於國家社會主義，而今天世界上那些立憲國家仍未實行的。我們國家這些數千年來沒有經歷過以干涉為手段實行管理的民眾，突然把干涉強加給他們，他們群起譁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王安石的法果然是良法嗎？或者不是良法嗎？我沒有辦法給他命名。此外，在這裡，還有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一個原因，就是用人不當，這一點，很多人都能指出來。然而，我對於這種說法，還是有保留的，與過去的論述者稍有不同。這個問題放在下面講，這裡就不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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