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執政前的王安石（下）(9)

執政前的王安石（下）(9)

　　（考異五）

　　在熙甯、元豐年間（公元1068—1085年）整個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為難，然而，從未有人詆毀他的人格。如果有，就從世人所傳蘇洵作《辨奸論》開始。他在其中說道：「將來使天下百姓遭殃的，一定是這個人。」又說：這個人真是將「王衍、盧杞合為一身了」。又說他：「嘴上講的是孔子、老子，身體行的是伯夷、叔齊，收羅那些沽名釣譽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在一起製造輿論，自我標榜。」又說：這個人「內心陰險狠毒，志趣和一般人大不一樣」，又說他：「滿面塵垢像居喪者一樣，可是卻大談詩書。」又說：「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大惡的人，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類人。」這些語言醜化、詆毀一個人到了極致，真是沒有沒說到的了。近代有一位李穆堂先生，據他考證，《辨奸論》是一篇偽作。他在《讀〈辨奸論〉後》一文中寫道：蘇老泉也就是蘇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本已經看不到了，今天流行的版本中有一篇《辨奸論》，世上的人都因為這篇文章稱讚老泉能預見到王安石將給國家帶來災難。這篇文章最初見於《邵氏聞見錄》中，這本書編於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到了紹興十七年（公元1148年），沈斐編《蘇洵文集》附錄二卷，其中載有張方平為蘇洵寫的墓表一文，其中提到了《辨奸論》。而蘇東坡為了感謝張方平為他父親作墓表，寫了一封給張方平的信，也講到寫作《辨奸論》這件事。我認為，這三篇文章都是贗品。根據當時的情形來考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按照墓表的說法，王安石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開始出名，他的同黨一時為他傾倒，他的任命書中這樣寫道：自有人類以來，只有幾個這樣的人。製造輿論，把他說得幾乎就像個聖人。歐陽修也對他表示讚賞，勸先生，也就是蘇老泉，與他交往，而且，王安石也願意結交先生。蘇老泉說：我瞭解這個人，這是個不近人情的人，很可能會給天下帶來災難。而《邵氏聞見錄》敘述《辨奸論》的寫作初衷，和墓表是一樣的。它引用了墓表嗎？那應當明確指出來，不應該用自敘的語氣。是與墓表暗合嗎？那不應該字句完全一樣。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還沒有被當時的朝廷所重用，同黨也很少。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才被任命為度支判官，一個中央財政部門的屬官。這一年他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並沒有得到施行。第二年，負責《起居注》的編修，辭章上了八九篇，又被任命為知制誥，很快就得罪了當朝執政的大官，遂以母親去世為理由，返回南京（金陵）守制去了，宋英宗在位這些年，他一直不接受朝廷的召喚。卻說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同黨一時為他所傾倒，錯得太厲害了。把王安石當作聖人的，是宋神宗。任命書說的那番話，是在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而蘇老泉死于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後來的那些事都不是他所能聽到的。（中略）還有收羅一些沽名釣譽之士和不得志的人，一起製造輿論，自我標榜，自以為是顏淵、孟軻再生於今世，然而，王安石的本傳和王安石的全集都在，其中並沒有這樣的事。王安石執政之後，或許有依附於他的人，但老泉先生已經不在了，是不可能知道的。如果把老泉先生所接觸的人引見給王安石，他們相隔得太遠了，王安石不一定有收羅他們的能力。我不知道所謂沽名釣譽而又不得志的都是些什麼人。人為什麼要奸詐呢？一定有好處他才這樣做的。王安石生平是以夔、稷、契為表率的，千乘之富他不看在眼裡，三公的高位也不能改變他，這是天下所有人都信服的，他又為何要奸詐呢？他看到大宋朝的積弱現象，心裡很不踏實，惶惶不可以終日。而那些公卿大臣卻像堂上的燕雀一樣，悠閒得自以為很安全，他才不得不出來承擔起天下的責任，而又幸運地遇到了很想有一番大作為的皇上，於是，毅然與他合作，建立制度，改變風俗，力排眾議，推行他的那一套變法的措施。都是為了改變國家的弊端，希望國家長治久安，絲毫自私自利的想法也沒有。他的辦法不見得都好，但要相信他的出發點還是好的，哪裡有什麼奸詐呢？還有一點：我年輕的時候讀俗刻本《蘇老泉集》，讀了他的《辨奸論》之後，認為不是老泉的作品，看書的人還有些疑問，不很相信。曾想得到宋刻本作為參考，但購求多年，都沒有得到。馬端臨（字貴與）的《文獻通考·經籍考》列載了蘇洵的《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的刻本，不稱「嘉祐」，書名既然有很大差別，又多至二十餘卷，覺得一定有後人的贗品、偽作，摻雜在裡面了。最近得到了明朝嘉靖壬申年（公元1532年）太原府太守張鏜翻刻的巡按禦史澧南王公家藏本，該書書名和卷數，都與《經籍考》記述的相同，而其中唯獨沒有所謂《辨奸論》這篇文章，就更加相信這是邵氏偽造的贗品了。然而又感歎他這樣費盡心機地製造偽書，但從來沒有作偽者不被人揭穿的。

　　李穆堂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點亮了一盞明燈，使得所有的事物都無法將自己隱藏起來。蔡上翔引申發揮他的說法，有數萬言，論證《辨奸論》和《墓表》確實是偽作，更令人大呼痛快。這裡因為文章很繁複就不具體引述了。蘇洵並不是聖人，即便是他寫了這樣一篇文章來詆毀王安石，也不能讓王安石有什麼損害。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能認為它是真的。邵氏之流，為了誣衊王安石，把蘇洵也誣衊了，這種鬼域的醜態，我實在無法理解，只恨後來編寫歷史的人，還把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當作實錄，而沉沉冤獄，經過了上千年也沒有得到改正，我又怎能不為之伸張呢？

　　（考異六）

　　《朱子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說：治平年間（公元1064—1067年）與客人在天津橋上散步，聽到杜鵑的叫聲，神情慘然，很不高興。客人問他原因，他說，洛陽過去並沒有杜鵑，今天開始有了，一定是有原因的。客人問，什麼原因呢？先生（邵康節）說，不超過兩年，皇上用南方人為首相，會引來很多南方人，專門進行改革變法，天下從此要出事了。天下要得到治理，地氣是從北向南；將要大亂，則從南向北。如今，南方的地氣已經來到。這段文字也曾見於《邵氏聞見錄》，而朱熹，朱夫子竟也採用了，它的荒誕妄言粗俗醜陋，簡直不值得有見識的人一笑。邵康節可以提前知道以後的事，難道杜鵑也能提前知道以後的事嗎？大概是當時的小人們特別痛恨王安石，而又各自有他們所崇拜的人，所以就把所謂的先見之言託付給他所崇拜的人，用他們對未來的預言來抬高自己的身份。這就是王安石三次拜謁周敦頤（濂溪先生）而不被接見，蘇洵寫作《辨奸論》，以及邵康節聽到杜鵑叫聲的由來。考察《宋史·司馬光傳》，其中說道：宋神宗曾經詢問司馬光，現在這個宰相陳升之，外面都怎麼議論他？司馬光回答：閩人狡猾、險詐，楚人輕浮、隨意，如今，兩個宰相都是閩人，兩個副宰相都是楚人，他們一定提拔、推薦自己的同黨，天下的風俗，怎麼能夠更加淳樸厚道呢？這種偏激淺陋、嫉賢妒能的話，對於稍能識大體、顧大局的人來說，都是說不出口的。司馬光果然說過這樣的話，還是誹謗者假託司馬光的名義？我不敢下這個斷語。然而，由此可見，當時那些缺少遠大見識，熱衷眼前名利的儒者，他們的南北門戶地域之見是非常嚴重的。王安石作為南方來的人忽然當了宰相，北方人是很嫉妒的。這也是天津橋上聽到杜鵑叫聲，邵康節所發那番議論的另一個原因。這種謬論到處流傳，直到今天，則變本加厲，以省界為標準，妨礙國家的統一，真讓人感到悲痛！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