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執政前的王安石（下）(8)

執政前的王安石（下）(8)

　　梁按：這篇文章是秦漢以來的第一篇大文章，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只有漢朝賈誼的那篇《治安策》（陳政事疏）。然而，賈生說的，大半都是為了皇帝自保其宗廟社稷來謀劃的，他對國事、民事的議論，又往往不考慮事情的根本，而只強調細枝末節，哪像王安石這篇文章胸懷闊大，用國民忠僕的標準責備皇帝，而且正本清源，哪一條都和先王的思想理念相適應。李商隱的詩說：「公之斯文若元氣。」（此詩為李商隱詩《韓碑》中的一句，讚美韓愈的文章以氣盛，梁啟超在這裡借此讚美王安石的文章）他是完全可以擔當的。在此之前有范仲淹的《應詔條陳十事疏》，他援引《易經》所說的絕望了就會想到要改變，改變了就能暢行無阻，暢行無阻就能夠長治久安。說得非常懇切。他說，國家革除了五代造成的混亂，富有四海，已經八十年了，法律制度，經過逐日逐月的侵蝕消解，上面的官吏人滿為患，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必須改革變法來救國救民，他的這種見解，和王安石是一樣的。然而，整個朝廷都沸騰起來，與范仲淹為難，宋仁宗也沒有辦法左右這種形勢。怎麼能說這是宋仁宗一個人的過錯呢？但沿襲社會的風俗習慣更讓他們感到安全，習慣是非常厲害的，雖然有雷霆萬鈞之力，往往也沒有辦法征服它。我曾經讀過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其中寫道：「人們習慣於得過且過已經很久了，知識精英中的大多數人又把不關心國家大事，附和世俗，討好眾人當作美德。」當時的社會心理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一些。只是宋仁宗一個人的過錯嗎？漢文帝對於賈誼，宋仁宗對於王安石，大約是非常相似的。賈誼沒有遇到賞識他的人，因此憂鬱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支持，能夠將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所以，賈誼只能通過文章為後人所知，而王安石卻能通過他的改革事業而著名。然而，王安石遇到宋神宗，他的成就也就只有這些，就像孟子所說的，不是沒有新條嫩芽生長出來，但緊跟著就在這裡放牧牛羊，所以就變得光禿禿了。自從王安石在當時被人指責、辱駡，數百年來，直到今天也沒有人為他辯白，而那些不關心國家大事，只會附和世俗，討好公眾的人，卻能夠得到世人的稱讚和推崇，於是，中國數千年好像墜入長長的黑夜一般，只留下這篇文章被參加射策考試（漢代選士的考試方法之一）的人作為諷讀或任意割裂、批評的談資。這是多麼可悲啊！

　　一篇《言事書》既然沒能使宋仁宗醒悟，那麼兩年後，也就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又向宋仁宗遞交了一份意見書，即《上時政疏》（一說嘉祐六年，1061年），其中寫道：

　　我曾私下裡觀察自古以來的君主，他們在位的時間久了，就少了心憂天下的那份真誠，即使沒有對百姓施行暴政酷刑，天下也有可能發生動亂。秦朝以後，在位時間較長的帝王，有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這三位皇帝，都是很聰明，有智慧，有膽略，建立過功業的帝王。他們在位的時間都很長，又沒有什麼內憂外患，於是，便因循守舊，苟且偷安，並不真正地為天下的安危而憂慮，只求能度過眼前，缺少長遠的打算，自以為災禍不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直到真的大禍臨頭了才後悔莫及。雖然自己或許能夠得到倖免，但祖宗廟宇已經遭到破壞和侮辱，妻子兒女也已走到窮途末路，天下的老百姓更陷於血泊之中，活著的人都不能擺脫困苦、饑餓以及被人劫掠的厄運。作為先王的子孫，看著祖宗的廟宇受到毀壞侮辱；作為百姓的父母，保護不了子民的生命安全，這難道是仁孝的君主所能夠忍受的嗎？然而，晉、梁、唐三位皇帝，在安逸享樂之中走到這一步，自己還以為災難不會到來呢，即使來了，也沒有這麼嚴重，沒想到，它在不知不覺中就突然降臨了。

　　天下大約是最大的器物了，不大力申明各種法令制度，便不能維持它；不大量培養人才，就不能保住它。假如沒有為天下安危而憂慮的真誠，就不能詢問察訪到有賢德的人才，也很難要求人們遵守法度。有賢德的人才得不到使用，法令制度得不到完善，這樣過著偷閒的日子，或許僥倖沒有出現問題，但曠日持久，到最後卻未必不會釀成天下大亂。我想，皇上有謙恭儉樸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有仁愛士民百姓、天下萬物的思想，然而，在位時間已經很久了，到了應該認真思考天下大事，吸取晉、梁、唐三位皇帝的教訓來警戒自己的時候了。在我看來，如今朝廷裡的官職，還不能說已經得到了有賢德的人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還不能說已經合乎法度。官吏在上面為所欲為，百姓在下面忍受貧困，社會風俗一天比一天敗壞，財力、物力一天比一天困窘，而皇上高高在上，深居宮闈，並沒有詢問察訪人才，完善法令制度的意思。這就是我在私下裡為皇上謀劃，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啊。

　　因循守舊，苟且偷安，貪圖享樂，無所作為，可以僥倖一時，卻很難維持長久。晉、梁、唐三位皇帝，不知道考慮天下的安危，所以，災難禍患一旦到來，雖然再想詢問察訪有賢德的人才，完善法令制度，卻已經來不及了。把古代的事情作為今天的借鑒，則天下的安危治亂，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而有所作為的時機，沒有比今天更迫切的了（就在今日），今天的機會一旦喪失，我擔心您會後悔莫及的。然而，用十分認真的態度去詢問察訪，培養大批有賢德的人才，用十分認真的態度去完善、申明各種法令制度，這些，皇上現在還能不抓緊嗎？《尚書》中說：「如果吃了藥卻不感到暈眩，他的病就不能痊癒。」我希望皇上能以終身致命的疾患為憂，不要為一時的眩暈而叫苦。我既然被皇上提拔任用，讓我擔任侍從官員，那麼，國家的治亂安危就關係到我的榮辱，這就是我不敢以避免越權的罪責，放棄盡力規勸的職責的原因。希望皇上能仔細考慮我的意見，警戒自己，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上時政疏》與前面的《言事書》反復陳述的都是一個意思，然而，他的語言更加危言聳聽，他的意志更加堅忍不拔。大約王安石那時真的擔心形勢很危急，不能坐視不管，而且覺得仁宗皇帝還可以接受他的意見，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善。然而，仁宗皇帝已經老了，已經不想做什麼事了，過了兩年，他也就去世了。

　　（考異四）

　　《邵氏聞見錄》中說：王安石被委任了知制誥這樣一個官職，也就是為皇帝起草詔書和文件，大約相當於今天的辦公廳秘書。一天，皇上舉辦賞花釣魚宴，招待各位官員。內侍們用金碟盛了釣魚用的藥餌，放在一個小桌子上，王安石把它都吃光了。第二天，仁宗皇帝對宰相說：王安石是個奸詐的人！如果是誤食釣餌，吃一粒也就不會再吃了，他把釣餌都吃光了，這是不近情理的，平時我就不喜歡他。後來，王安石自己寫作《日錄》，對祖宗討厭鄙薄，對仁宗皇帝表現得尤其嚴重。蔡上翔說：臣子陪伴皇上賞花釣魚，皇上就在身邊，旁邊還站著各位同事，這些釣餌，內侍們已經盛在金碟裡了，人人都知道它是釣餌，怎麼會有王安石誤食這樣的事，而且還被皇上親眼見到了。如果皇上親眼見到王安石誤食釣餌，又何必等到第二天對宰相說這件事，難道他對王安石還有所畏懼而不敢當面直說嗎？而且，既然平時就不喜歡這個人，為什麼忍耐到現在，不把這種想法說出來呢？不過是一盤釣餌罷了，王安石已經知道吃錯了，還要把它都吃完，就是要表現他的奸詐，這種奸詐表現在哪裡呢？皇上也一定要等他把釣餌都吃光才知道他的奸詐，這種說法的道理又在哪裡呢？皇上因為這件事而不喜歡自己的臣子，臣子也因為這件事而怨恨他的君王，以致後來撰寫《日錄》，就非常鄙薄宋仁宗。為什麼邵伯溫造謠誹謗竟到了這種極端的程度！蔡上翔對邵伯溫的駁斥，可以說是快刀斬亂麻。此種小節，本來是不足以辯駁的，把它記錄下來的原因，就是想說明，王安石本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潔的人，誹謗者竟用奸詐來誣衊他，他說了那麼多的好話，做了那麼多的好事，都被這個「詐」字抹殺了，天下還有公正的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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