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執政前的王安石（下）(7)

執政前的王安石（下）(7)

　　梁按：文章真切直白，沉著痛快，沒有能夠超過它的了。正當舉國沉醉於天下太平氛圍中的時候，這一番話真說得毫無顧忌，雖然前有賈生的痛哭流涕，難道超過王安石了嗎？可惜宋仁宗沒有醒悟啊！

　　如果對造就人才的大計，能夠進行預先的謀劃，做到心中有數，並逐步推行，那麼，為國家造就人才也是很容易的。我開始讀《孟子》的時候，看到孟子說王政是容易推行的，心裡以為真是這樣。後來看到他與慎子討論齊國和魯國的土地問題，孟子以為先王分封諸侯各國，一般不超過百里，當時如果有王者出現，就會按照制度，凡是諸侯王先有的封地達到一千里或五百里的，都要將它削減到幾十裡或一百里才罷休。於是我懷疑孟子雖然很精英，他的仁德和才智足以統一天下，但怎能不通過戰爭，不動用軍隊，就能使幾百里或上千里的強國，一下子肯削減十分之八九的土地，和先王時代的諸侯王一樣呢？後來，看到漢武帝採用主父偃的計策，叫諸侯王把受封的土地分封給他們的子弟，由朝廷親自決定他們的爵位和名號，分別直屬於中央，於是，諸侯王的子弟都得到了土地，從而使得勢力強大、封地廣闊的諸侯，終於因為土地的分封而變得弱小了。這才使我懂得了，只要能做到深謀遠慮，心中有數，逐步推行，那麼，大的諸侯國可以使它縮小，強國也可以使它削弱，而不至於使國家發生震驚、動亂和傷痛的局面。孟子的話沒有說錯，何況今天要進行改革，形勢並不像孟子當時所面臨的那麼困難，所以我說，如果能對改革變法的大計做到深謀遠慮，心中有數，逐步推行，變法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然而，先王治理國家，不擔心人們不做，只擔心人們沒有能力做；進而，不擔心人們沒有能力做，只擔心自己不肯努力做。什麼叫不擔心人們不做，只擔心人們沒有能力做呢？人們一般情況下想要得到的東西，不過是善良的品行、美好的名譽、尊貴的官爵、優厚的利益，而先王能夠掌握這些東西來對待天下的讀書人，天下的讀書人能夠遵從先王來治理國家，先王就把他所希望得到的全部給他。讀書人沒有能力也就罷了，如果有能力，那麼，誰肯放棄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東西，而不努力施展自己的才華呢？所以說，不擔心人們不做，只擔心人們沒有能力做。什麼叫不擔心人們沒有能力做，只擔心自己不肯努力做呢？先王的辦法，對待這些人是再好也沒有了，除非他是冥頑不化的蠢材，否則，沒有不肯努力的。然而，君主如果不能真誠懇切地對待這些人，並且身體力行，先走一步，就不會有人也以真誠懇切的態度努力實踐來響應他。所以說，不擔心人們沒有能力做，只擔心自己不肯努力做。皇上如果真誠地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皇上努力去做就是了。

　　我還看到朝廷過去曾想要有所作為，進行變革，開始的時候，對於利害問題的謀劃，就不是很成熟。所以，只要有一個因循守舊、投機取巧的人出來反對，就不敢繼續進行了。其實，法度確立以後，人們不會只感到它的好處，所以，先王的辦法，雖然對天下是非常有好處的，但是，當他剛接受這個爛攤子，人們還心存僥倖的時候，他要建立新的法制，沒有不感到艱難的。假如他要建立新的法制，而天下那些心存僥倖的人，都能心悅誠服地遵守施行，沒有任何抵觸的話，那麼，先王的法度至今是不會廢止的。正是因為創立法律制度非常的艱難，那些心存僥倖的人不會心悅誠服地遵守施行，所以，古代的人想要有所作為，沒有不首先懲辦那些反對他的人，然後才能貫徹自己意圖的。《詩經·大雅·皇矣》篇裡說：「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這就是說，周文王也要先進行征討鎮壓，然後才能使天下太平啊。先王想要建立法制，改變被破壞的風俗，造就新的人才，雖然有征討鎮壓的困難，但還要忍痛去做，就是覺得不這樣做就辦不成事情。後來孔夫子出現了，他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周遊列國，所到之處，則鼓動他們君臣，拋棄原來的習慣，違背自己的意願，加強薄弱的地方，可是，他風塵僕僕地到處走，結果卻陷入困境，到處受到排斥和驅逐。然而，孔夫子始終並不因為困難就放棄，他認為，如果不是這樣，就不會有所作為。他所堅持的大概和周文王是一樣的。君王中的聖人，沒有能超過周文王的了，臣民中的聖人，沒有能超過孔夫子的了，他們想要有所作為，進行變革，都是這樣幹的。如今皇上掌握著天下的權力，處在先王一樣的地位，如果想要革新法令制度，並沒有征討鎮壓的困難，雖然有一些心存僥倖的人不高興，出來攻擊這種變革，但人數一定沒有喜歡改革的人那麼多。如果一聽到有些因循守舊、心存僥倖的人提出反對意見，就停止改革，不敢繼續進行下去，那是因為自己主意不定啊。皇上如果有意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您果斷地幹下去。如果做到了深謀遠慮，心中有數，逐步實施，而且還能努力去做，毫不猶豫，這樣還不能造就天下的人才，據我所知，大概還沒有這樣的事吧。

　　梁按：讀這一段，再看王安石後來在執政期間的主張，他的意見受到世俗中人的中傷，他是早有思想準備的，他能百折不撓，始終不悔，說明他是按照自己說過的去做的。可惜宋仁宗是個不值得和他說這番話的人！我們看范仲淹執政期間進行的變革，不過兩三個節目而已。然而，就因為不能被那些因循守舊，心存僥倖的人所容忍，只做了三個月就從這個位置上離開了。宋仁宗的優柔寡斷，從這裡大概就可以看出來了。然而，王安石卻不管你聽不聽，就是反復地對你說，這不就是孟子說的，齊國人中沒有比我更敬重君王的嗎？

　　然而，我的主張，一般世俗之人是不講的。如今談論時局的人，都認為我的這些意見是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我私下觀察這些精英人士，想要盡心盡力幫助朝廷的人是有的，但他們所考慮的，不是遠大的目標，而是眼下所能行得通的。這些精英人士既然拿這種想法去迎合潮流，而朝廷選拔人才時看重的也是這種人，至於君臣父子的關係，國家的法律，維繫社會關係的禮儀，這些先王特別看重和堅守的東西，他們都很少注意。誰要談到這些問題，他們就聚攏在一起嘲笑誰，說這是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現在朝廷對所有的事情都很關注，有關部門的法令卻只是在紙面上做文章，這種情況已不是一兩天了，它的效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那麼，對於所謂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我想皇上也可以稍微留神考察一下。

　　從前，唐太宗貞觀初年（公元627年），朝臣對施政方針各有各的看法，像封德彝這類人，都認為不把秦朝、漢朝的政治制度綜合起來加以施行，就治理不好天下。能夠認真研究思考先王的政治制度來啟發唐太宗的，只有魏征一個人。他推行的政策，雖然還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意圖，但大部分是合適的。所以才能在數年之內幾乎放棄刑法而不用，使得國家安寧，外族順服，自從夏、商、周三代以來，從未有過這樣繁榮富強的時代。但唐太宗剛登基那些年，天下的風俗，也像現在這樣。魏征的那些話，在當時也是所謂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吧，但他的實際效果卻很好。賈誼說：「如今有人認為，用道德教育人民不如推行法律更有效，說這種話的人，為什麼不看看商朝、周朝、秦朝和漢朝的實際情況呢？」而且，唐太宗的情況，也是可以考察的呀。

　　我榮幸地能以職務關係回來向皇上報告，沒有考慮自己是否稱職，卻在這裡大膽地談論國家的根本問題，這是因為我得到了皇上的信任，是應該向您報告的。我認為，現在當朝的人才缺乏，與朝廷想要任用人才的情況很不相稱，而朝廷任用這些精英人士的辦法有些不很合理，使得他們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這也是我的工作涉及的情況，應該讓皇上先有所瞭解。如果撇開這些事不談，只提那些瑣碎的問題來玷污皇上的聰明，對國家社會也沒有好處，也就違反了我勤勤懇懇為皇上辦事的初衷。我希望皇上認真考慮，選擇其中適當的意見來實行，就是國家的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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