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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前的王安石(下)(1)


  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被任命為提點江東刑獄。這一年的十月,朝廷召王安石回到京師,任命他為三司度支判官。轉過年來的春天,他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借向皇帝述職,綜論天下大事,詳細陳述了自己的政治革新主張。這個言事書可以說是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宣言書,後世那些有志于學習治理國家的道理並做出一定成績的人,大約沒有人不曾讀過王安石這篇萬言書的。如今我避諱習俗的看法,把他這篇萬言書全部引錄在這裡,並作一點簡單的注疏和解釋,以備研究古代如何治理國家的人參考。

  我才德淺薄,蒙受皇帝的恩典,當上了一路的提點官,現在又蒙恩召回朝廷,有所任用,應當把在外工作的情況,向皇上作一彙報。我有點不自量力,不知自己是否稱職,竟敢根據自己工作所涉及的一些情況,冒昧地談論天下大事。敬請皇上詳加考慮,選擇其中比較適當的加以實施,這是我的最大榮幸。

  我私下裡觀察,皇上有恭敬儉樸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早起晚睡,處理政務,沒有一天鬆懈過,對歌舞、美色、遊獵、玩物一類嗜好,一點也沒有沾染上,而且,能以仁慈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百姓,愛惜物力的主張,得到了天下人的信任。皇上還能秉公選拔有聲望的人才來輔佐朝廷,把國家大事託付給他們,並不因為奸邪小人的中傷就懷疑他們。即使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不過如此而已。按說應該家家富裕,人人滿足,天下太平了。然而,事實上,並沒有收到這樣的效果。我看到的情況是,對內不能不為國家擔憂,對外則不能不擔心外族的侵擾,國家的財力一天比一天困窘,社會的風俗一天比一天敗壞,全國各地的有志之士,常常擔心國家不能長治久安。這是為什麼呢?我認為,主要的弊病就在於不瞭解法令制度的重要性。

  如今,朝廷立法很嚴,政令齊備,哪方面的法令都不缺少,為什麼我還認為沒有法令制度呢?因為如今的法令、制度,有很多都不符合先王的政治。孟子說:「國君有仁愛之心和仁愛之名,而老百姓卻沒有得到他的恩惠,就是因為沒有效法先王的辦法來治理國家。」按照孟子的說法,比較今天的現狀,問題就在這裡。然而,現在這個時代距離先王的那個時代已經很遙遠了,所遭遇的變化,所面臨的形勢,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想要在各個方面都恢復先王時代的做法,即使是蠢人,也知道是非常難的。不過,我所說的今天的問題在於沒有按照先王的辦法去做,指的是效法他們的理念罷了。二帝三王其間相差大約千年有餘,從治到亂,從亂到治,其中的興盛和衰亂,都經歷過,人們所遭遇的變化,所面臨的形勢,也各有不同,他們所採取的方法、措施也並不一樣,但他們治理國家的理念,處理事情的輕重緩急,卻沒有什麼不同。所以我說,應當效法的只是先王的理念罷了。效法先王的理念,則我的變法革新的主張,就不至於駭人聽聞,讓天下的人感到擔憂害怕,舉國譁然,而實際上已經合乎先王的施政方針了。

  梁按:當今這個時代談論政治的人,一定要說依法治國。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沒有舍去法制還能夠得到治理的。中國的儒家學者諱言這一點,只是用遵守祖宗的現成法度來美化自己。他們所說的祖宗成法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承襲前代的舊制度罷了。而這個前代又承襲更前代的舊制度,數千年來,都是一丘之貉,結果是,因陋就簡,每況愈下。那些以政治家聞名於世的人,不過是就現有的法律、制度,作一點考察,使其名實相符罷了。更好一點的,也只是彌補其中的一些疏漏,做一些完善的工作。其中一個提倡變法的人,就是漢代的董仲舒,他說道:如果琴瑟非常不協調,一定要改弦更張,才能繼續演奏啊。既如此,考察一下他的做法,就會發現,他的所謂改革只是改正朔和變換衣服的顏色。這些細小的事情,一定和治理天下的大道理無關,這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董仲舒並不是真正能夠變法革新的人,而且,漢武帝的志向也不在這裡,就不必說了。從此以後,更沒有聽說過哪個人在這方面還有作為。能將制定法律、制度作為自己的職責毅然承擔起來的人,大概都是懷著真誠善意的心情為國家分憂的人,這樣的人多少年多少代都見不到一個,即使有這麼一個人,但他的見識也未必能達到這樣的高度。他對於國家的性質,大概也不清楚,在他們看來,國家就是皇上,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為了皇上便於統治而設立的。如果法律、制度都是為了皇上的統治而設立,那麼,從數千年皇權統治的經驗來看,其實已經很完備了,它不必改弦更張也能維持下去。啊,三代以上不用說了,秦漢以後,能夠真正瞭解國家的性質,並懷著真誠善意的心情為國家分憂的人,只有一個王安石啊。他對國家的擔憂是非常真誠的,對於國家的停滯不前,不能進步,國民的貧窮孱弱,疲憊困頓,真是痛心疾首,反復探討其中的原因,就像探索黃河源頭的人一定要到達星宿海一樣。所以他敢用這樣一句話來下斷語:問題就在於對法律、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不瞭解。是啊,這句話真是說到家了。也許,有些論者以為,王安石既然稱頌效法先王,那他一定是個把傳統理想化的保守派,對當代的事物並不瞭解。但是,王安石不是說過嗎,所謂效法先王只是效法他們的理念而已,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王安石所說的先王,並非具體的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從本質上說,所謂先王的理念,就是政治中最主要的原理、原則而已。王安石的變法,事實上,並不想駭人聽聞,讓天下的人感到擔憂害怕,造成舉國譁然的局面,但這種局面竟然出現了,這不是王安石的過錯。

  儘管如此,根據當今之世的情形來看,皇上雖然想改革更新國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皇上具有恭敬儉樸的美德,也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更有對待人民的仁慈和對待物力的珍惜,如果真能瞭解先王的理念,那麼,還有什麼想做的事做不成,想得到的東西得不到呢?然而我卻又認為,皇上雖然想改革更新國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在事實上卻是做不到的,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為現在國家很缺乏人才。我曾私下觀察過在朝廷任職的人,沒有比現在更缺乏人才的時候了。上面缺乏人才,那就說明有人才被冷落埋沒在下面,卻不為當時的人所瞭解。我又到民間去尋找,卻也沒見到有多少。這難道不是培養、教育人才的方針出了問題嗎?在我看來,如今在職位上的這些人很少是人才,這從我在工作中瞭解到的情況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今,在一路數千里之內,能夠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哪些事是急切要辦的,哪些是可以緩辦的,而且,能夠把境內的民眾管理好,辦好他們分內的事情,這樣的人才是很少的。然而,沒有才能,做事敷衍隨便,貪婪卑鄙的人,卻多得數也數不清。其中能夠講求先王的理念,使它適應當時形勢的變化,這樣的人大概整個轄區之內也找不到一個。朝廷每下一道指令,儘管用意很好,但那些在位的官員往往不能很好地落實,老百姓並不能得到皇上的恩惠。而且,下面那些小官吏總是借機以售其奸,為個人撈取好處,騷擾百姓。所以我要說,在位之人缺少人才,而民間也不見得就有很多。既然人才如此匱乏,那麼,皇上即使想改革更新國家政治,使它符合先王的理念,大臣當中也有能夠符合皇上的心意,想要接受這項任務的人,但是,九州這麼廣大,四海這麼遼闊,究竟有多少人能夠明白皇上的旨意,皇上的旨意又有多少能夠落實,讓每個人都能享有改革的成果呢?所以我說,就目前的形勢來說,是一定辦不到的。孟子說:「只有法律還不行,它自己是不能發揮作用的。」他說的不就是這個道理嗎?可見,當今之世最緊迫的事情,就是人才了。如果真能使國家擁有大量的人才,當國家需要的時候,有充足的儲備可以從中選拔,執政的官員有了合適的人選,然後再看看時機是否成熟,選擇那些老百姓最感覺痛苦的地方,來改革更新國家的弊政,使它更符合先王的理念,也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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