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執政前的王安石（中）

執政前的王安石（中）(1)

　　王安石早年屢次被朝廷徵召到京城任「館職」，也就是史館、集賢院、秘書省等文職官員，但是，每次都被他以家庭生活困難，負擔過重為理由，拒絕赴任。不過，後來朝廷授命他為翰林學士，他卻沒有猶豫，很快就到京城來了。世上有些學者，常常就以這一點，批評他本來是熱衷於富貴的，以前不過是矯情，故意做出這種姿態，為的是培養自己的聲望，時間長了，可以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職位。啊，為什麼不認真考察真實的情況，而學那些舞文弄墨之徒，刻意地為人製造罪名呢？王安石開始出來做事的時候，在他自己看來，固然很早而且顯得比較成熟，對國家和社會有用固然是他很早就立下的志向，然而，他安於現在所處的地位，努力去做應該做的事，又是他學問修養的本源。如果說他拒絕擔任館職是因為館職太小，看不起館職，然而，州縣小吏就更加低賤了，為何能安心去做呢？不僅一直安心在這些職位上努力工作，而且主動謀求這樣的職位。只是因為他的家裡較為窮困，母親年紀也很老了，不得不為了俸祿去做地方官，所以才不惜自己輕賤自己，為的是讓自己能安心地照顧家人。到了請他做學士的時候，他的母親已經去世，家裡的生活稍微有些改善，足以供給自家的需求了。所以，朝廷提拔他，他也不再推辭了，因為他的生活處境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由於這個原因，我認為王安石的立身，與其說他像伯夷，不如說他像柳下惠。而那些對他懷恨在心的人仍然私下裡悄悄地議論他，恐怕是太過分了吧。在這裡，我選擇《臨川集》中的一二篇文章，來證明我的說法。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他在《乞免試狀》中是這樣寫的：

　　我的祖母年紀已老，父親去世後尚未安葬，弟弟、妹妹又要婚娶、出嫁，家裡十分窮困而人口又很多，很難在京城居住生活。我曾經把這種情況向別人陳述過，請求不要讓我參加爭取館職的這種考試。這樣做怠慢了朝廷的詔命，怕是有罪的，幸虧朝廷很寬容，沒有太為難我。不僅不再圖謀讓我去京城任職，更把我看做淡泊名利的人，使得我不再有葬父、嫁妹、奉養祖母的焦慮。我一再推辭避讓，不敢去充當地位尊貴顯要的職位，說我淡泊名利是可以的。但如今我是為了自己一家的私利而焦急，選擇對我有利的事去做，因此，說我淡泊名利，卻不是我的本意。再加上我的知縣一職任期已滿，等候補缺至今已經兩年有餘，家中老幼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安置，剛要去新的地方上任，又召我馬上進京赴試，實在與我的私人計劃有所妨礙，我只是想照顧好自己的家庭，希望皇帝能以慈悲為懷，體察我的本意，收回讓我參加館職選拔考試的詔令，使我能圓滿地完成這一次任命。

　　這是他初次拒絕朝廷的詔令，因為文彥博在推薦他的時候，稱讚他「恬然自守」，所以他在《乞免試狀》中特意說自己並非「淡泊名利」，只是因為家中確有具體困難，是從自己的家庭情況出發。在此之前，慶曆七年（公元1047年），他寫了《上相府書》，在此之後，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他又寫了《辭集賢校理狀》二篇，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寫了《上執政書》、《上歐陽永叔書》，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寫了《上曾參政書》，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寫了《上富相公書》，其中的措辭大致相同。他不是故意想要表現孝順、友愛的感情，並溢於言表，他的這種做法，即使和古人相比，在道德上也不用慚愧。而有人一定要把他的這種做法視為矯情，怎麼喜歡誣衊別人到了這種程度呢？其實，他喜歡擔任地方官吏也是萬不得已，他自己就曾這樣說過：

　　我不考慮一個人能否勝任這項工作，只把孔子的學說作為唯一的精神信仰，不能令人滿意的品性，能否在孔子這裡得到糾正而已。在外為官只做地位低微的小官，這不是我的志向。私下裡我把自己比作古代貧困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合適啊？——摘自《答王該秘校書》

　　我常常覺得，如今出來做官，都是道義得不到伸張而個人得到了發展，我看這裡是有不得不如此的情況。不出來做官，就沒有辦法維持生計，不出來做官又想找到維持生計的辦法，其道義就更得不到伸張了，這一直也是我不得不這樣的原因。我曾寫過《進說》一文，來鼓勵那些能夠按照自己意志做事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而又很滿足，我還沒有見過這樣的人，不料今天在這裡遇到了您。——摘自《答張幾書》

　　由此看來，像伊尹那樣，先在有莘國的田野裡耕種，後被成湯重用，並輔佐成湯滅了夏朝，這正是王安石的志向。看自己做不到這種程度，他為此而在世俗之人面前自責說得已經夠多了，而後來的人仍然在私下裡議論他，這是一種什麼心理呢？

　　孔子做了掌管糧倉的小吏，就希望進出的數字都是對的，他做管理牲畜的小吏，就希望牛羊長得都很壯實。王安石也是這樣，雖然他心裡並不想擔任這個差使，但既然已經做了，就忠於職守，不肯有一絲一毫的馬虎和得過且過。這正是他的學問不欺騙人的道理。王安石擔任地方官吏的地方，都顯示出他的治理地方的能力。這在他擔任鄞縣知縣時表現得尤為顯著，《王安石傳》稱他疏通河渠，修治池塘，改善農田水利狀況，防止當地水旱災害；他還把稻穀借貸給農民，秋後償還，只增加很少量的利息，不僅使縣倉裡的陳糧被新糧替換，還能方便農民，不使他們遭受地主豪強的重利盤剝。這就是後來他執政時搞的農田、水利、青苗諸法，而只是在這個縣裡小試了一把。在《臨川集》中有《鄞縣經遊記》、《上杜學士論開河書》、《上運使孫司諫書》等，都可以看到他在治理鄞縣時的一些政績，這裡就不一一引述了。明朝嘉靖年間（公元1522—1566年），陳九川為王安石的文集作序，他寫道：王安石曾經擔任過鄞縣知縣，被稱為尊理守法的官吏，死後還受到當地人的奉祀，在廟中享受祭饗，老百姓至今把他視為神明。他在民間的影響，數百年過去了，仍然沒有終止，可見他在道德修養和治理手段方面，達到了一定的境界。

　　王安石是喜歡做事的人，不是喜歡表白的人，看他執政之前的政論，也往往散見於他的文集之中。下面我們摘錄一兩段看一看，由此可見他的政治抱負。他在《與馬運判書》中說：

　　我曾經講過，如今造成國家財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不僅是由於開支沒有節制，而且，不知道如何開發財源，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我認為，一家一戶的富足有賴於國家的富足，國家的富足有賴於天下的富足，而要想使得天下富足，只有靠開發利用大自然的資源。比如，一個家庭，當家的人並不替他的兒子謀求財富，有了父親的嚴格管教，兒子自然就能學會生財致富，父親還有什麼需求不能獲得呢？如今關起門來跟兒子做買賣，門外的財富一點兒也進不來，雖然把兒子的錢全弄過來了，財富仍然沒有增加。現在這些年，談論財政的言論雖說都很不錯，但不過都是國家索取天下財富的方法罷了，這就像父親與兒子關起門來做買賣一樣，正是國家財政陷入困境的原因啊！

　　啊，這樣的道理，怎麼與當今之世經濟學、財政學的原理這麼吻合，這麼一致呢？王安石理財的政策，具體就表現在這裡。然而，後世有人竟把他當作專門為朝廷斂財的官員看待，為什麼他們的看法與王安石的精神正相反呢？《臨川集》中還有《議茶法》一文，討論榷茶法應當廢除的理由；又有《上運使孫司諫書》一文，指出由官方壟斷食鹽買賣是不可行的。這種意見就是今天管理財政的專家，也是應當採納的。但是，有些學者卻把他當作桑弘羊、孔僅的同類而加以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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