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時代（下）(3)

王安石的時代（下）(3)

　　不稱「皇伯」，想稱「皇考」，也只是中書省的提議，皇上並沒有一定要怎樣稱呼。而呂誨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沒有作出決定，大概是因為皇上認為這件事很重大，不能輕易答覆吧。而且已經頒佈手詔不准議論這件事，所以，稱「皇伯」還是稱「皇考」，這一切都放在一邊，不再討論了，也不是有意非要怎麼辦。皇上曾對韓琦等人說，當年漢宣帝即位八年，才開始討論追尊皇考，近來中書省的奏章，為什麼這麼急呢？由此可見，皇上對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輕易去討論，怎麼能說是過分地追封呢？至於說中書省不敢用「皇伯」這個稱號，更是無稽之談，他們只是遵從典故罷了。其他追封的禮數，都沒有來得及討論，大概是因為「皇伯」「皇考」的稱呼問題還沒有定下來，就把爭論停止了，所以沒有來得及討論追封的禮數。以後討論的，只是在陵園中立廟罷了。像呂誨等人多次引證的漢哀帝、漢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誣陷別人，也沒有在討論中談到。開始，呂誨等人決意要離開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們而不肯留下。趙瞻這個人，在他們幾個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體統，他在別人面前揚言說：「近來皇上只不曾下拜來挽留我了。」以此來自誇有德。而呂誨也對人說：「過去朝廷對於禦史們所說的事，十件事能做三四件，讓我們這些人面子上過得去，也不至於非要離去。」由此說來，朝廷在「濮議」這件事難道有什麼過錯嗎？放逐那些禦史難道是皇上的本意嗎？呂誨等人的離去，難道專為了「濮議」這件事嗎？士大夫只看到呂誨等人的誣陷之言，卻不瞭解「濮議」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不追究呂誨等人的用心，認為只要是因為進言被罷官就是忠臣，爭相讚美他們。果然像呂誨等人預料的那樣，他們果然因此得到了虛名，而且，推薦呂誨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聲。宣揚皇上的缺點彰顯自己的優點，尚且是不行的，何況誣衊皇上來邀買自己的虛名呢？啊！如果呂誨這種人的心跡不敗露，誣衊和誹謗得不到澄清，那麼先帝的心志，也不能被後世所瞭解，就是我的罪過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寫出事實，以備史官們採用。

　　讀了歐陽修這篇文章，當時在朝廷上發表議論的那些人，其價值就可以想見了。這些人的想法，不過是要這件事為自己揚名立萬罷了，甚至希望皇帝因為他的這些言論而治他的罪，給他的罪名越大，他的名氣也就越高，他們唯一的目的就在這裡。而國家至關重要的利益，這一切都不在他的心裡。所以，他們每天都在搜求好的題目，作為奇貨可居的寶貝收藏起來，一有機會，就搖唇鼓舌，鼓動朝廷上那些不得志的人，和他們結為一黨，那些沒有見識的民眾，則跟風跑，隨大流，一副氣勢洶洶的樣子。有人反對他們，就罵這些人是奸邪小人，務必要把他們的口封住不能說話才滿意。如果爭論不能使別人屈服，就氣急敗壞地誣衊別人的私人品德，直到說韓琦結交太監，歐陽修與外甥女亂倫，考察當時攻擊韓琦、歐陽修的言論，說他們搞亂了人與人的倫理關係，泯滅了做人的良知；說他們對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憤憤不平，痛心疾首；說他們是奸邪之人，為了謀求自身的利益，只想在皇帝面前爭得恩寵，不惜傷害倫理大義和孝道；說他們千方百計，花言巧語，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矇騙皇帝。然而，韓琦、歐陽修二位先生堂堂正正為皇帝做事，他們的行為，人們都明明白白地看在眼裡，又何嘗如那些人所說呢？假如真像那些人說的一樣，那麼，他們二人的罪過，就不僅僅是施政中的得失，而在於居心不良，卑鄙無恥，這樣做就真的不能立於天地之間，也就是說，沒有臉面活在世上了。難道真的是這樣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那些攻擊他們的人居心又將如何呢？「濮議」不過是皇家的私事罷了，和天下大事無關，即使是在皇家的私事中，也是很小的一件事。當時那些所謂的士大夫，為了沽名釣譽，發洩他們的憤懣，竟推波助瀾，興風作浪，不惜讓天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兩個做事的人身上。又何況王安石的變法，其事業的重大超過這件事的上萬倍，更不容易被民眾所理解，其中一個人像狗一樣狂叫而舉國都跟著一起叫，就是這個道理。「濮議」這件事，是韓琦、歐陽修所為，沒有絲毫違背倫理道義的地方，既然如此，而那些攻擊他們的人仍然指責他們搞亂了人倫關係，在皇帝面前邀功爭寵，用花言巧語欺騙皇帝。以後，有人將這些惡名再強加到王安石的頭上，又怎能讓人相信呢？區區一個「濮議」，其是非完全可以用一句話就說清楚，而事情偏偏不是這樣，話還沒說，就受到了大家的指責，被視為奸邪小人。那麼，以後凡是有人要為王安石的新法打抱不平，都被視為奸邪小人，我們是不是也不這樣看呢？「濮議」這件事，因為有了歐陽修的這篇文章，其中的是非曲直，還可以傳達給後來的人，而王安石的熙豐新法，由於他的《熙寧日錄》被毀，後世只見到一面之詞，於是，真的是千古如長夜了，這是多麼的令人悲哀呀！

　　而且，有一件事尤其應當引起注意，治平年間（公元1065年）攻擊「濮議」的人，也就是熙寧年間（公元1068—1077年）攻擊新法的人。王安石剛開始推行新政的時候，首先以十大罪狀彈劾王安石的，就是這個呂誨。呂誨就是最堅決地反對「濮議」，第一個向皇帝遞交辭呈的人。攻擊新法最用力的還有范鎮、範純仁，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擔任朝廷執政官破壞新法的人，是司馬光、呂大防。而范鎮、範純仁、司馬光、呂大防，都與呂誨一個鼻孔出氣。這些人此後攻擊新法，自以為有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而後世讀這段歷史的人，也以為這些人是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的。那麼「濮議」的時候，這些人豈不是也自以為是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存在嗎？然而，按照實際情況來看，又怎麼樣呢？

　　由於當時朋黨之間的成見如此嚴重，而士大夫為爭一時意氣，又如此的慷慨激昂，作為執政的官員，只有裝作小心謹慎的樣子，什麼事都不做，儘量去迎合、討好、取悅世上的人，或許還可以使自己生存下去。如果你想做一點事情，無論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只能是給這些人出題目，讓他們以此為奇貨可居，就像歐陽修在「濮議」這件事上所遭遇的一樣。然而，王安石卻毅然以自己一身的承擔，要對百年來陳陳相因、得過且過的法律、制度進行改革，他將天下的誹謗集於一身，看來也是很合適的。范仲淹的改革，不過改掉了恩蔭的陋習，嚴格了考察官吏的制度，只是做了修補時弊的一兩件事而已，然而已經使整個朝廷陷入了爭吵和內訌，僅僅過了三個月，范仲淹等人就在朝廷幹不下去了，要求到西北邊境去主持軍事。也幸好宋仁宗對於改革並不專心，容易被流言蜚語蠱惑，如果他能像宋神宗對待王安石那樣對待范仲淹，那麼，王安石的惡名聲早就讓范仲淹承擔了。所以說，范仲淹不能成為王安石，王安石成為范仲淹卻是可以的。從當時的形勢來看，有一萬個理由支持必須實行變法；但是，從當時的風氣來看，又有一萬個理由不能變法。我對於王安石，不得不敬佩他的志氣而對於他的遭遇感到悲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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