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時代（下）

王安石的時代（下）(1)

　　王安石所處的時代，雖然是內憂外患，貧弱交困，弊端叢生，危機四伏，但是，作為若干世紀才出現一個的人才，又遇到一個想有很大作為的皇帝，他要撥亂反正，改革政治，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幾乎是易如反掌。然而看他的成就並不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原因何在呢？顯然是受到了朋黨的拖累。宋朝的朋黨之禍患，雖說興盛於王安石之後，實際上卻又濫觴於王安石之前，這一點是必須追述的。政黨作為一種事物，產生在政治進化之後。國家產生了政黨，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好事。雖然如此，也是有條件的。其一，政黨只能生存于立憲政體之下，是與專制政體不相容的。其二，作為政黨，應該坦然接受結黨這個事實，尤其不應該諱言結党的名聲。其三，爭辯討論的問題，應當集中在政治問題，宮廷問題、個人私德問題、學術異同問題等，都不應該摻雜在裡面。但是像宋朝的所謂黨，和上面所說的政黨沒有任何相同之處，所以，我不能稱它為政黨，而只能用它的舊名，稱之為朋黨而已。中國在此之前的黨禍，像漢朝的黨錮，唐朝的牛李之爭；在此之後的黨禍，像明朝的東林黨和複社，都可以說是小人陷害君子。只有宋朝不是這樣，其性質複雜而且非常混亂，無論聰明還是愚蠢，無論賢明還是不肖，都自投羅網，掉在那鍋鼎沸的熱湯中。用一句話來概括，無非是士大夫們意氣相爭而已。推算宋朝朋黨之所以特別興盛的原因，一是由於尊崇文人而輕賤武將，二是由於中央權力過度集中造成的。宋太祖的政策，是要千方百計抑制他的臣屬，使他們不能憑藉武功來自我炫耀，而有才華，有本事的人，勢必都要走從政做官這條路。他把兵權、財權，完全集中於中央，管理民眾的部門，統轄一方的官署，其官吏的升遷罷免，也由中央來決定，實際上都集中到皇帝一個人的手中。那些年老舊臣在他的優養之地，並不像漢代的郡國守相那樣，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行使種種權力，而且，對他們也要嚴格考核，來決定對他們的罷免和升遷，使其明白這是不容易的。所以，優秀的人才，想要建立功名的人，都集中到京師來了。而宋朝的京師，又和當今世界上那些立憲國家有國會不大相同，可以讓很多讀書人在那裡展示他們的才華，在這裡可以參與討論國家政治的人，不過兩三個執政者而已。其次還有少量的翰林學士和禦史糾察官員，作為執政者的後備晉升之人。這樣一個大國，人才如此眾多，卻只有很少一些這樣的位置，可以讓讀書人借此而建功立業，他們相互爭奪，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宋朝這一代歷史，說它是爭權奪利的歷史，也是可以的。品性不好的人爭這個職位是為了謀私利，賢明的人爭這個位置是為了實現他的志向，爭來爭去，爭得形同水火，勢不兩立，意氣也就從這裡產生了，他們結成朋黨，彼此之間相互詆毀，這樣一來，黨禍可就與宋朝相始終了。

　　宋朝的朋黨之禍，雖然在宋哲宗的元祐、紹聖年間（公元1086—1098年）鬧得非常厲害，但它的興起卻在宋仁宗和宋英宗這兩朝。宋仁宗時，范仲淹與呂夷簡發生矛盾，這是朋黨之禍的初始階段。後來到了宋英宗在位時，發生了著名的「濮議」之爭，就使得朋黨之禍更加鋪張擴大了。最初，范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任用親信，又上疏批評時弊，被呂夷簡指責為離間君臣、引用朋黨，罷了權知開封府職事的官。士大夫之間，有人同情范仲淹，有人支持呂夷簡，互相指責為朋黨。後來，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務被罷免，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石介作了一首詩，稱讚革新派，批評保守派，指責反對革新的夏竦等人為大奸。石介的行為使夏竦等人深深銜恨在心，自此成為死敵。當時，與石介同朝為官的孫複讀了這首詩提醒他說：「你的災禍從此開始了。」宰相一職，范仲淹只做了幾個月，史書記載，他嚴格限制各級官員享受恩蔭的子弟及親戚的人數，對在職官員的政績進行嚴格考核，按優劣分別升降。他不分晝夜，為國家操勞，希望能使天下得到太平。但是，他的改革大刀闊斧，急於求成，涉及的範圍又很廣，很多人都認為不可行。當時，范仲淹親自到各地考察官員們的工作，遇到不稱職的官員，堅決罷免，鬧得很多人怨聲載道。他還覺得自己不講情面，考核官員的制度非常嚴密，不給僥倖者一點機會。正因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種無端的誹謗，攻擊他們結為「朋黨」的論調也漸漸影響到了皇帝。反對黨乘此機會，大肆攻擊，不惜造謠中傷，使得范仲淹與杜衍、韓琦、富弼同時被罷免。王拱臣公開說：「我把他們一網打盡了。」這種氣焰和石介的詩，好像出自一人之口。後代研究歷史的人，沒有不抬高范仲淹，貶低呂夷簡的。當然，范仲淹胸懷廣大，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絕不是呂夷簡這種人能夠相比的。然而，呂夷簡也不過是個平庸之輩，貪戀權勢，想做高官的人，如果把他說成是大奸大惡，那麼，宋朝百餘年來的宰相，像呂夷簡這樣的人比比皆是，難道都把他們說成是大奸大惡嗎？何況當時與呂夷簡一起攻擊范仲淹的人，也有許多被後世看做君子的人，這又如何解釋呢？事實上，宋朝的朋黨，無所謂君子還是小人，純粹是讀書人之間的意氣之爭，最後發展到相互傾軋。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已然如此，這種風氣一形成，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間（公元1064—1067年）自然就有了「濮議」這一大公案。

　　「濮議」是怎樣一件事呢？宋仁宗死後（公元1063年），沒有留下後代，便過繼了堂兄的兒子繼承皇位，就是後來的宋英宗。仁宗的堂兄趙允讓曾封為濮安懿王，濮即濮陽，在今河南省。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下詔討論如何舉辦崇奉其生父濮王的典禮。朝廷之上大臣們分成兩派爭相哄吵，氣勢洶洶，如臨大敵，朋黨之禍，到此時就變得極其嚴酷了。禦史諫議大臣等請求殺了韓琦、歐陽修以謝先帝（宋仁宗），甚至因為這樣一件有關皇家名分的事，詆毀對手的私人品德，有人就誣衊歐陽修亂倫不恥之舉。但當時因為「濮議」受到攻擊的人，像韓琦與歐陽修，後世都被稱為君子的。而因「濮議」攻擊別人的人，像呂誨、範純仁等人，後世也是稱為君子的。宋朝朋黨的真相，在這裡完全顯露出來了。這件事雖然好像與王安石新法的爭吵無關，然而，作為一種現象，還是有相似之處。而且，在這裡首先攻擊濮議的人，也就是後來首先攻擊新法的人。所以，我不怕別人譏笑我離題太遠，把歐陽修關於「濮議」的原文全部作為附件放在這裡，可以看到在當時所謂士大夫中，其風氣就是這樣的。也就可以瞭解後來王安石的地位，就像當時的韓琦和歐陽修，而新法這件公案，也就是另一個「濮議」事件而已。

　　（附）歐陽修《濮議》：

　　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慶，群臣都加官晉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澤，宗室中原來的那些王，也都給予了新的封賞。只有濮安懿王，因為是皇上的生父，中書省認為，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樣，於是上奏請求讓有關部門商議一下舉行典禮的事，皇上下旨說，要等到服喪期滿之後再說，這個提議就被擱置起來了。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四月，皇上服喪期滿，就把那個奏章下發給兩制，即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詳細研究。翰林學士王珪等主張給濮安懿王特別尊貴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書認為，要給他官職並改封大的王號，應當下旨進行冊封，而冊封的詔令是有特定規格的。詔令應當這樣寫：「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封冊上則應當這樣寫：「皇帝若曰諮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為某官某王」。但是，濮王與皇上是父子關係，不知道制冊上怎麼稱呼他，還有就是寫不寫他的名字？於是又把這個奏章發下去，要求再議。王珪等人提出來可稱「皇伯」，但不寫名字。中書根據《儀禮·喪服記》中所記載的：「做兒子的要為他的父母服喪。」又根據唐《開元》和宋《開寶禮》的要求，其中都說：「做兒子的要為生父『齊衰』一年，要為後父『斬衰』三年。」這裡的後父、生父都稱父母，在古今的典禮中，都沒有將生父改稱「皇伯」的記載。又查證前代以藩侯繼承皇位的君主，不幸都處在衰敗的亂世，不能效法他們，只有漢宣帝和漢光武帝，是有盛德的君主，都稱他們的父親為「皇考」，也沒有稱「皇伯」的。「皇伯」這個稱呼不僅典禮上沒有用過，在歷史上也沒有依據，所以，不能這樣做。於是將古今的典禮以及漢宣帝、光武帝的材料，並附上「皇伯」的提議，送給三省的官員和禦史台的官員一起詳細討論。討論還沒有開始，皇太后就親自寫了信來責備中書不應該稱「皇考」。中書寫了材料說明為什麼這樣做。皇上見到皇太后的手書後大驚，馬上手寫詔書要求停止討論這件事，追封的事也就停了下來。過了幾天，禮官範鎮等人堅決要求討論有關皇伯的問題。他們的奏章留在皇上那裡沒有再發下來，不久，禦史台的官員們也都對此發表了各自的看法。皇上既然因為皇太后的緣故，決意停止討論這件事，所以，凡是上疏談論這件事的都被皇上留下。皇上聰明果斷，很通情達理，對待大臣都很謙虛恭敬，但是絕不姑息。禦史台的官員所說有關濮王的事既然都不再下發，他們提出的其他建議，不可行的也大多被擱置起來，沒有施行。禦史台的官員因此開始有意見並發出怨言，並指責中書不去施行。中書也曾經上奏說，現在禦史台的官員氣憤朝廷不用他們的諫言，說我們阻塞了言路，使得皇上成了拒諫的皇上，請求能簡單施行一兩件事。皇上說：「朝廷應當以公平的心對待天下的事，如果他們說的可行，就應該立即施行，何止『略行一二』呢？如果他們說的不可行，難道應當為了應付人情，將不能做的事勉強去做，那樣不是對事情有害嗎？」中書覺得皇上所說句句在理，不敢再有別的請求。皇上仍然問道：「他們說的有沒有可行但是沒有施行的呢？」韓琦以下的官員相互看了看說：「確實沒有。」皇上說：「既然如此，就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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