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時代（上）(3)

王安石的時代（上）(3)

　　當時，國內外形勢的緊迫，已經像上面所說的那樣，而宋朝的君臣，又採取了哪些對策呢？宋真宗奢侈靡費，嚴重傷害了國家的元氣，不必說了。宋仁宗號稱賢明的君主，但他又因為一些流言蜚語而罷免了范仲淹等賢明的大臣，使得「慶曆新政」僅僅推行一年就夭折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宋朝的衰敗正是從宋仁宗開始的。王船山（夫之）說得好：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公元1023—1063年），他所施行的政策，是不修邊防，不整軍備，不練士兵，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用歲幣換取和平，使百姓免于戰亂之苦。百姓能免于戰亂之苦，固然是好事，但國家完全放棄守備，大量裁減邊防，使人心耗散、鬆懈到這種程度，後來的繼承者就很難辦了。每年向遼國輸銀五十萬兩，還俯首自稱，這是送給友邦的禮物。對李元昊父子也是以禮相待，以奉送絹銀的方式向他們乞求苟且平安，仁宗並不覺得可惜。那些執掌大權的臣子，輔佐皇帝的諫議官員，無論他們在朝還是在野，總是一副彬彬有禮、侃侃而談的樣子，討論一個典章的是非，把西北那些狡詐之徒放在那裡，好像是天造地設不可侵犯的。國家已經衰弱到這種地步，幸好沒有遇到像耶律德光、李繼遷那樣十分強悍的人，還可以暫時靠賄賂免除災禍。如果不是這樣，則像劉六符這樣的人虛張聲勢恐嚇幾聲就嚇得魂飛魄散了，那麼，一旦有人迅速起兵而席捲河朔地區，並向開封、洛陽進發，他不成為另一個石重光的機會是多少呢？

　　平心而論，宋仁宗是歷代皇帝中比較善良的人，如果在他的左右多一些希望有所作為的大臣，宋朝也許可以自己振作起來。當時執掌朝中大權的大臣，史書中比較多地稱讚他們的賢德才幹，而心平氣和地考究當時的真實情況，的確是人才薈萃，但上等人才卻差不多絕跡了。其中能夠瞭解實際情況，立志於改弦更張的人，只有一個范仲淹。論他的才志謀略，比王安石要低好幾個等級，然而，已經因為宋仁宗的信任不專一，被人用離間的辦法迫使其離開京城了。其餘最著名的，像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等人，他們的道德、學問、文章，都是可以照耀千古的，但他們在朝廷做官，卻只會調和，抹稀泥，拾遺補闕，雖然有一些作為，但不能衡量他的根本，而只是強調他的細枝末節。當此內憂外患特別緊迫的時候，他們在改變國家長久衰弱的狀況，促使國家長治久安方面，並不能恪盡職守。這些居高位而無所作為的官員，對外部的瞭解幾乎到了無知的程度，而只知歌頌太平盛世，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值得憂患的事情。就像漢朝的賈誼所說，把火種放在堆積起來的柴草下面，自己睡在柴草之上，火還沒有燃燒起來，於是就說很安全。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叫做王安石的人，他起來擾亂這些人正在做著的美夢，他們一個個都把王安石視為仇人，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最初見到宋神宗的時候，宋神宗問他本朝之所以享受了百餘年來天下平安無事的原因是什麼。王安石退朝之後給宋神宗寫了一封信，回答他的問題，信中說：

　　（前略）然而，本朝歷代因循死守著亂世的風俗習慣，竟然沒有在親友和群臣之間議論過。皇帝早晚相處的只不過是宦官和宮女們。出來處理政務，也只是討論各部門的一些小事，不像古代那些有大作為的皇帝，和學士、士大夫討論先王的法度，並用來指導對天下的治理。一切聽任自然變化的趨勢，不強加主觀的努力，所有的措施，名義與失效是否一致，也不去考察和瞭解。君子不是不被重視，然而，小人往往也能混雜在裡面；正確的議論不是不被採納，但是邪說有時也被接受。用詩賦、背誦從天下的士子中選拔人才，卻沒有設立學校培養人才的法令制度；以科舉的名次和資歷來排列朝廷官位的高低，卻沒有考核官吏的辦法。監司不是通過檢測觀察得到的人才，守將也不是經過考察挑選的官吏，官職調動頻繁，很難考核他的成績，那些喜歡遊說空談的人，就乘機冒充好人混了進去。結黨營私、獵取名望的人，往往都能得到顯要的官職，而沒有後臺，又能忠於職守的人，卻受到排擠和壓制。所以，從上到下都偷安懶惰，只求能取悅皇帝而已，雖然有能幹的人在其職位上，但也和平庸的人沒什麼兩樣。農民苦於各種徭役，卻不見朝廷有什麼特別的救濟撫恤，又沒有安排官員為他們修整農田水利；軍隊中摻雜了許多老弱病殘，卻並不加以整頓訓練，也不派遣得力的將官，給他長期駐守邊疆的權利。禁軍收羅的都是些兵痞無賴之人，並沒有改變五代（梁、唐、晉、漢、周）以來對軍隊姑息籠絡的舊習俗；皇族中也沒有教育、訓導、選用人才的措施，這不符合先王以德才為標準，決定親疏升降的用人原則。至於治理國家的財政，基本上沒有法度，所以，雖然皇帝勤儉節約，而百姓卻不富裕，雖然發奮勤勞，國家卻不強盛。好在不是外部敵人強盛猖獗之時，又沒有堯、湯時的水災、旱災，因此，天下平安無事，超過了一百年。雖說這是人為的事，但也是老天幫忙啊！（後略）

　　他對當時國家所面臨的形勢發表的看法，可以說是廣博、深刻、切實、明白的，而他之所以不得不變法的理由也都體現在這裡了，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也說：

　　皇上難道能夠永遠靠天賜的僥倖獲得安全穩定，而沒有一天的憂慮嗎？漢代的張角，動員了三十六方之眾，在同一天起兵，所在郡國的官吏沒有一個發覺的。唐朝的黃巢，橫行天下，所到之處，官兵沒有敢抵抗的。……而當今朝廷的大臣們，沒有一個肯為皇上作長遠打算，沒有一個是為國家的長久利益著想的。我對此感到迷惑不解。從前，晉武帝在位的時候，得過且過，並不為子孫的長遠利益進行謀劃，當時執政的大臣們，也都是苟且偷安，隨聲附和的人。於是，社會風氣敗壞，禮義、法度被拋棄在一旁，從上到下都這樣做，沒有人認為是不對的。而有見識的人，早就料到了將來國家必然會大亂。後來果然天下大亂，中國陷入被外族分裂的狀態達兩百餘年。……我希望皇上能以漢朝、唐朝、五代動亂滅亡的原因為鏡鑒，警惕晉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舊所造成的禍患。……

　　宋仁宗的時代，號稱是宋朝的全盛時代，舉國都是歡天喜地的，到處都在大唱頌歌，只有王安石對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危機表現出深深的憂慮，甚至不惜用晉武帝這樣的例子去警醒他的皇上，他是擔心中國再次淪落到被外部勢力瓜分、侵佔的災難中。難道王安石是杞人之憂嗎？其實，靖康之禍，王安石已經預先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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