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王安石的時代（上）(2)

王安石的時代（上）(2)

　　李姓一族自唐朝以來，一直佔據著夏州（今陝西橫山縣西）、銀州（今陝西橫山縣黨岔鄉）之地，成為這一方的割據勢力，他們的生活資料則仰仗中原供給，想要歸屬宋朝已經很久了。等到宋朝平定北漢之後，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定難節度留後李繼筠死了，他的弟弟李繼捧繼位，於是，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他率領親族到開封朝見宋太宗，並獻上了夏州、銀州等四州八縣的土地，表示願意留在京城。宋太宗以為這正是剷除西夏割據勢力的好機會，就順勢將他改封為彰德軍節度使，並派遣官吏直接管轄這四個州，對那裡的官吏和知識分子也給予鼓勵並重用他們。這樣做既可以斬斷契丹的右臂，那些私家招募的兵丁和崇尚武功的邊民，都可以發揮他們的才幹為朝廷效力，從而獲得功名，而宋朝的西部從此可以無憂了。在這裡，宋太宗和趙普不過是沿襲了宋太祖的辦法，決不肯把軍隊、財政、土地交給那些驍勇的臣子，結果使得李繼遷反叛宋朝，回到故地。而宋太宗採用趙普的建議，重新委任李繼捧為定難軍節度使，並將夏州、銀州等四州八縣的土地又還給他，這簡直就是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所以，李繼捧最終依附於北邊的契丹，李繼遷則時而詐降以麻痹宋軍。等到李元昊繼承了他父親的職位，終於稱帝建國，雄踞西北，大肆劫掠殺戮，不僅牽制中國（宋朝），而且，使它不得不屈從於北方的夷狄（對遼的蔑稱），甚至以遼國為先例向宋朝索取歲幣，而宋朝沒有誰能有更好的辦法。一個大國討好一個小國，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是前所未聞的。西夏國使宋朝日益衰弱，這也是原因之一。

　　事實上，當大宋建國的時候，遼國已經顯露出衰敗之相了，而西夏尚未強盛起來。這時，假使宋朝能振奮精神，使軍力稍有增強，那麼，對於遼國，就像折個鞭子鞭笞它，沒有什麼難的。但是，宋朝竟像養癰瘡一樣，養患數十年，結果把自己搞得衰敗了，而遼、夏卻都強大了起來。造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原因，正是宋太祖獨有的那種心理，一定要使其兵弱，使其將弱，同時使其民弱。這種心理傳到後代，就成了一定的行為準則，老百姓相沿成習，於是，懦弱而缺少勇氣，就成了有宋一代的風氣。到了真宗、仁宗的時候，把忍受屈辱視為很正常，已經很久了。而宋神宗與王安石，他們趕上了這種衰敗局面的末流，年輕的肩膀上承擔著說不盡的國仇國恥，卻想著在逆境中奮起振興大宋朝。

　　我認為，宋太祖的政策，其核心就在於使其兵弱，使其將弱，同時使其民弱。為什麼這麼說呢？募兵這種惡劣的制度，雖然發生在唐朝，但最終確定下來是在宋朝。宋王朝的募兵制度是將全國的軍隊，全部集中到京城周圍，而這些士兵的來源，主要靠招募那些失去土地的破產農民，也就是社會上的遊民。每當災害發生的時候，還招募饑餓的災民來擴充軍隊的名額。歷史學家稱讚這種制度，認為把這些遊民收編在軍隊之中具有深遠的意義，這些人被豢養起來，不再擾亂社會，就使得現政權多了一些保險係數。但其本質，卻是使得除了保衛大宋天子的軍隊之外，舉國之中再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人了，我所說的使其民弱，就是這個意思。它的邊防要地，也需要軍隊防守，但是，這些部隊都從京城派遣而來。駐守各個地方的軍隊則實行經常更換的「戍更」制度，統率軍隊的將官也是朝廷派遣的，這就造成了「兵無常帥，帥無常師」的局面，防止高級將領擁兵自重。歷史學家讚美這種制度，認為它使得將領與將領之間，直接領導軍隊的將帥與主管軍事行政的中央首長之間，彼此都能夠相互制約，不致相互勾結，形成一種勢力，由此可以防範有人以私意發動軍事政變，使得「黃袍加身」的事情不再發生。但從本質上說，這種制度其實是要在將帥與士兵之間造成一種「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局面，以此防止晚唐、五代期間藩鎮擁有私家軍隊的禍患，這就是我所說的使其將弱。不過，使其民弱，使其將弱，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其兵弱，就不一定是宋太祖的本意了。然而，按照他的這一套辦法去做，他的兵又怎麼能夠不弱呢？聚集數十萬社會上的遊民，吃著官府供給的糧食，終日閑得無事，四處遊蕩，一年也不摸一下兵器，這些人必然習慣於偷懶而一無可用，這個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何況，宋朝的制度，又沿襲了五代時期朱全忠所建後樑王朝懲罰盜賊的陋習，給士兵文面刺字，使其社會地位低於一般老百姓，而一般的老百姓自認為是良民，也以當兵為恥辱。既然上司把他們當作品性不端的人對待，卻又希望他們為其賣命，與國家、君王同心協力，團結一致，這怎麼可能呢？我所說的使其兵弱，就是這個意思。現在，國內所謂強悍的人都聚集在這裡讓他們當了兵，而兵弱到這種程度，已經不能依賴他們打仗了。其將帥之弱，也就更加嚴重。把這樣的軍隊派到戰場上去，即使五尺之童，也知道他們無一倖免是去送死的。而國家有了危難，邊防告急，想讓老百姓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家園，更不可指望。國家積弱到了這個地步，想在兩種遺憾之間進行選擇，最後，只能低頭屈膝請求別人讓我當這個皇帝，沒有其他出路。試問，稍有血性的男子漢，看到這種情況，能夠心安理得地坐視不管，毫無作為嗎？

　　國家最大的政治，一個是軍隊，一個是財政。宋朝的軍隊都是這個樣子，它的財政又如何呢？由於宋朝將軍隊全部聚集在京城周圍，所以，它只能將全國各地生產、創造的所有財富，都集中到京城來，以供養這些軍人和軍官，卻不給京城以外的州留下任何財富。開國之初，軍隊只有二十萬，其他多餘的費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國庫當中還有一些盈餘。到了宋太祖開寶末年（公元976年），在冊的軍人就達到了三十七萬八千。宋太宗至道年間（相當於公元995—997年），軍隊增加到六十六萬六千。宋真宗天禧年間（公元1017—1021年），又增加到九十一萬二千。宋仁宗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萬。其中宋英宗治平年間（公元1064—1067年）和宋神宗熙甯初年（公元1068年），軍隊的數量大致也維持在這個水平。軍隊的數量既然與日俱增，那麼，只能將民間的財富盡可能地集中起來，以充實國庫，而出戍禁軍每年一次的換防，所耗費的錢財更是不可計數。宗室、官吏這些吃俸祿的人，每年也在增加。而且，三年一次的郊祀、賞賜的費用，常常也要五百多萬。宋真宗景德年間（公元1004—1007年）郊祀用了七百余萬，東封泰山用了八百多萬，到山西汾陰祭祀後土又花費一百二十多萬，修建老子享用的明堂更增加到一千二百萬。宋太祖開寶（公元968年）以前，每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很難詳細考察，然而，到了宋太宗至道末年（公元997年），每年的收入是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還是有一些盈餘的。過了不到二十年，即宋真宗天禧年間（公元1017—1021年），每年的總收入達到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總支出是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這年的總收入只有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總支出卻達到一萬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還有臨時費用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宋朝的老百姓並沒有比他們的前人更富裕，但是，二十年間，上繳給國家的賦稅卻增加了十倍以上，他們靠什麼維持自己的生活呢？何況，自宋仁宗嘉祐年間到宋英宗治平年間這十來年（公元1056—1067），當年的支出超過當年的收入，都在兩千余萬。到了王安石執政的時候，宋朝的政府和國民，都離破產不遠了。而當時那些德高望重的士大夫，還喋喋不休地指責他談論如何增加財政收入，減少支出。試問，沒有王安石的善於理財，宋朝作為一個國家，還能生存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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