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敘論(2)

敘論(2)

　　顏習齋先生（元）對《宋史》的評價：

　　荊公（王安石）廉潔高尚，具有古人那種憑藉自身的道德修養，為天下蒼生樹立典範的浩然正氣。他後來到朝廷做了大官，居然用堯舜等賢君的標準要求他的皇上。他執政當權之後推行了許多新法，像農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馬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等，包括在河湟地區佈置軍隊，都是很好的施政治國的措施，以後也都照此辦理。即使當時直到元祐年間，範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人，也為新法辯護，認為有可行之處，不同意全部廢止。只有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在實行的過程中考慮不周，用人不當，出了問題，容易滋生弊端和漏洞。然而，人們考察過當時宋朝所面臨的形勢嗎？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發兵北征遼國，宋軍在幽州城下潰敗，倉皇逃命之中，宋太宗腳上中了一箭，兩年後箭傷復發，死去了。宋神宗多年以後說起這件事，仍然感情真切得淚流滿面。西夏曾是北宋的臣民，後來，李繼遷背叛宋朝，經李德明至李元昊稱帝，成了北宋的叛臣，每個臣子都不能與他們在同一片藍天下生活；宋朝每年輸送給遼、夏、金三國的歲幣就高達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年節婚喪祭祀的饋贈又是幣銀的兩倍。長此以往，北宋靠什麼維持這個國家呢？做皇帝還要乞求別人恩准，宋朝又如何維護自己的尊嚴呢？做臣子的，看到這種情況，沒有一天是可以安心的。北宋也想舉兵，但兵員不足，想要增加兵員，糧餉又嚴重不足。看到這種情形，荊公（王安石）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譬如有個仇人，他殺害了我的父兄，我一定急於和他討個說法，如果總是責備家裡人沒有保護好自己，難道竟有這樣的道理嗎？宋朝人很久以來一直苟且偷安，聽說北風吹來都打哆嗦，可是，由於荊公（王安石）主張對西夏、遼國用兵，就罵他是奸邪之人，並不和他商量討論其辦法是否可行，或者有更好的辦法，就是要讓他一件事也辦不成，最後把他從朝廷趕走。怎麼能責備荊公（王安石）太執拗呢？而且，荊公（王安石）的許多做法，很明顯是非常有效的。他用薛向、張商英等治理國家的經濟，用王韶、熊本等治理軍隊，在西部滅了吐蕃，在南方平定了洞蠻，並奪取西夏人的五十二座寨子，高麗國使者也來朝拜，宋朝幾乎就要振興了。但是，韓琦、富弼等人卻一定要阻止他的事業不讓他成功。難道荊公（王安石）就應當對君父之仇（國家的傷痛）念念不忘，而韓琦、富弼、司馬光等人卻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會嗎？況且，韓琦彈劾荊公（王安石）的那些話，聽起來就更奇怪，更可笑了。他說：造成敵人對我們不信任的有七條。第一，鼓勵高麗朝貢；第二，奪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一路；第三，在西部山地種植榆樹、柳樹以阻擋吐蕃的騎兵；第四，創建保甲制度；第五，在河北地區建築城池；第六，設置「軍器監」，研究和改善兵器的製造；第七，在河北地區設置三十七名將官。以上七項都應該停止以便消除敵人的疑慮。啊，敵人不喜歡我們備戰，我們就不備戰，如果敵人不喜歡我們的大將，我們也把他殺了嗎？這是韓琦不能保住他的頭的原因。而且，這七件事都是荊公（王安石）的治國大計，《宋史》大半沒有記載，幸虧韓琦誤以為這些都是王安石的罪狀，才流傳下來，還有其他一些人也對荊公（王安石）的功績視而不見。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就千方百計詆毀荊公（王安石）。陸佃說：「這是一本誹謗人的書。後來，蔡卞重新刊定這部書，元祐年間，反對王安石改革的那些人上臺，又都改了過來。然而《宋史》還可以相信嗎？它對荊公（王安石）的批評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呢？雖說一個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辨，卻痛恨那些說王安石壞話的人，把北宋的覆滅以及君王所遭受的奇恥大辱記在王安石一個人的賬上。而後世的人們，不問是非，都把貪圖享樂、苟且偷安的人當成君子，而把辛辛苦苦建功立業，時刻把國家安危放在心上的人當成小人。這難道只是荊公（王安石）的不幸嗎？這是宋朝的不幸啊！

　　到了近代，又有江西金谿的蔡上翔先生（字元鳳），用畢生的精力，作了一部《王荊公年譜考略》，他在自序中說：

　　（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後能有一個很好的名聲。然而，有善行的應當在歷史上大書特書，有惡行的應當剝奪他的名聲，這一切都應以事實為依據。而且，後世談論這個人或這件事的時候，雖然意見不同，褒貶各異，各有各的看法，但事實是不會改變的。只有在王安石的問題上是個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經七百餘年了，最初肆意詆毀他的，多來自私人的著述；後來，私人著述被官修的歷史所採用，而且增加了許多新的材料，想要為他辯解就更難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張殿丞書》，其中寫道：「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國家都有修史的傳統。而當時記述歷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傳的。他們往往為了這個職位的尊嚴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變修史的原則。所以，他們傳下來的歷史，都是有根有據，十分可靠的。後代諸侯的歷史已經沒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個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眾的人，如果沒有得到朝廷的稱讚或認可，也不能被記錄在歷史中。那些執筆修史的人不再是傳統的史官，而變成了當時的權貴，看他們在朝廷之上談論人或事的時候，人人都在侃侃而談，對每個人都加以褒貶，有時甚至把忠誠當作邪惡，把異類當作同志，即使當面責備他，他也並不害怕，背後譏諷他，他也不覺得羞恥，只求能滿足他的那一點好惡之心，也就罷了。何況還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來評判前人的善惡，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卻可以附和別人對其讚揚或詆毀，死去的人不能和他爭辯評判的對錯，活著的人也不能和他討論事情的曲直，獎賞、懲罰、誹謗、讚譽，又不能施行於其間，僅憑一個人的說法，怎麼能取信於陰間呢！」他說得太好了。這封信寫于慶曆、皇祐之間，那個時候王安石已經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些名氣了，而且，當時還沒有非難和詆毀他的人。然而，每次讀這封信，都不禁欷歔感歎，為什麼像後世那些詆毀他的人，他在這裡已經預見到了呢？自古以來，前一朝代的歷史都由後一朝代的人編寫，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據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採用私人著述，作為正史。當熙寧年間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時候，朝廷上有很多議論，甚至爭論，事實上，新法也確實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間，那些反對新法的人上臺主政了，不僅完全廢除了新法，而且，還為此株連那些曾經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范祖禹、呂大防（還有黃庭堅、趙彥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實錄》的時候，當時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司馬光的《溫公瑣語》、《涑水紀聞》、魏道輔（泰）的《東軒筆錄》，都已紛紛問世，這些都是泄私憤的影射文字，只能滿足他們那一點好惡之心。接下來還有範沖的《朱墨史》、李仁甫（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王安石曾經感慨過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爭辯評判的對錯，活著的人也不能和他討論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後人重新拾起來了，沒想到都讓王安石遭遇了，他們就是要把天下的惡都歸結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說北宋亡國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這不是太過分了嗎？宋朝自從南渡（南宋）以來到元朝，中間二百餘年，肆意詆毀王安石的人，真是數不勝數。從元朝到明朝中葉，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這樣的人，他說，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東漢的桓帝和靈帝（這幾位都是亡國之君）合成的一個人；還有像楊用修（慎）這個人，他罵王安石是伯鯀、商鞅、王莽、曹操、司馬懿、桓溫（這幾位都是篡奪皇帝權位的人）合成的一個人，就更加過分了。還有在此之前的蘇子瞻（轍），曾作《溫國行狀》一文，共計九千四百餘字，其中詆毀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約一半。不要說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文體，就是蘇子瞻又怎麼能寫這樣的文章呢？再後來還有明朝的唐應德（名順之），著《歷代史纂左編》，其中王安石的傳記二萬六千五百餘字，竟沒有一個字記載他說過哪些好話，做過哪些好事。這些難道可以被稱為信史嗎？（後略）

　　陸象山、顏元兩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們的話應該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個博覽群書的人，他用了數十年的時間和精力，收集了數千卷的資料，作了這部《王荊公年譜考略》，他也持同樣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為王安石立傳，並希望達到如克倫威爾所說的「畫我當畫似我者」，難道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嗎？雖然，歷史上不常見的偉大人物，不僅他的盛德大業被淹沒在歷史中得不到彰顯，而且還被所有人指責和謾駡，和禹鼎的遭遇沒什麼兩樣，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這種情形對於世道人心的破壞，幾乎和洪水猛獸一樣厲害。所以說，排除歪理邪說，糾正那些過分的指責，發揚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實現了前人的願望，又能使後來的人受益，做這件事雖然很困難，卻不能不做。這就是我寫作這部書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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