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敘論(3)

敘論(3)

　　（附錄）《宋史》私評：

　　在諸史中，《宋史》是最雜亂肮髒的。《四庫全書提要》寫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圖，是以古板迂腐的道德表彰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錯亂謬誤之處多得數也數不清。」清代學者檀萃說：「《宋史》雜亂卑劣十分嚴重，而且，是非觀念相當混亂，沒有一個公正的立場。自從有了洛黨、蜀黨之分，直到南渡之後仍然爭鬥不休，這種門戶之見，嚴重地禁錮了這些人的心靈，所以，他們對於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即使有錯誤，也千方百計用言辭來掩飾，而對於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發現一點問題，都在文章中過分地批評指摘。」這番話可謂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後，明代的柯維騏整合宋、遼、金三史著《宋史新編》，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編》，都糾正了《宋史》的一些謬誤。《四庫全書提要》摘錄了其中紀、志相互矛盾之處，列傳前後相互矛盾之處十餘條。趙翼撰寫《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挑出其敘事中的錯雜之處、失檢之處、謬誤之處、遺漏之處、矛盾之處，各十餘條；其各傳中的袒護之處、附會之處、是非判斷失當之處、是非判斷荒謬反常之處，共百餘條；由此看來，這本書的價值，大概就可以瞭解了。而它最大的謬誤，數百年來從未有人給予糾正的，就是其中記載關於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裡完成的。這些人對宋代的歷史並非有什麼成見，只是由於見識不夠不能辨別史料的真偽罷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們寫作《宋史》時所依據的資料。宋代修《神宗實錄》，聚訟最多，爭得你死我活，幾次鬧得把人送進監獄，甚至丟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黃庭堅、陸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陸佃多次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辯。黃庭堅說：「如果依了你的說法，《宋史》就成了諂媚的歷史。」陸佃則反唇相譏：「如果像你說的那樣，《宋史》就成了誹謗人的書了。」陸佃雖說是王安石的學生，但他並不贊成新法，如今他都這麼說，可見最初的《神宗實錄》，誣衊不實之詞一定很多。這是第一次修《神宗實錄》。到了宋哲宗繼位之後，紹聖年間，中央三大機構同時上疏皇帝，指責實錄院前後所修先帝（神宗）實錄，其中很多都是道聽途說，憑空捏造，只是想詆毀熙豐（宋神宗年號）以來的政事。甚至國史院採用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稱沒有證據可以考察，都是從傳聞中聽來的事情。章惇說：「不僅很多材料是從傳聞中得來的，即使有些材料是從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據傳聞來修史，造假騙人的膽子也夠大的。」安燾說：「自古以來史官沒有敢這樣做的，這也是朝廷的不幸。」這些話雖然出自反對元祐年間廢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們的言論也不是沒有可信之處。在此之前，蔣之奇以亂倫罪彈劾歐陽修，歐陽修屢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當面責問蔣之奇時，他也只能以傳聞來搪塞。由此可見，宋代官場習氣，就是這樣的。於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實錄》。蔡卞將王安石所著《熙寧日錄》送給皇帝，元祐年間的《神宗實錄》因此有多處被修改，因為是用朱筆改過的，所以號稱「朱墨本」。這是第二次修《神宗實錄》。然而，元祐年間那些人，又不停地攻擊這個版本。宋徽宗的時候，有一個叫劉正夫的人，他說，元祐、紹聖年間分別所修《神宗實錄》，各有得失，應該將兩個版本的意見加以折中，才能將信史傳之萬世。又有一個叫徐勣的，他說：「神宗正史的修訂工作，如今已過去五年，還不能完成，完全是由於元祐、紹聖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惡，范祖禹等人以司馬光的家藏記事為主，蔡京兄弟則完全採用王安石的日錄，各自堅持己見，所以，爭來爭去，沒有是非。當時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沒有家藏的記錄？以我之見，把這些家藏的記錄都徵集來，互相參考，辨別是非，最終才能修成大典。」於是又有詔令要求重修《神宗實錄》，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難。南渡之後，宋高宗紹興四年，范沖再修《神宗實錄》，終於完成並進獻給皇帝。這是第三次修《神宗實錄》。編著《宋史》用的就是這個版本。自紹聖年間到紹興年間，三十多年來，元祐黨人不斷地篡改顛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憤。而范沖又是范祖禹的長子，繼承其父親的事業，更加變本加厲地進行報復。而且，王安石自著的日錄和紹興年間朱墨本實錄，都被毀滅，無從查考了。於是，《宋史》只能根據一面之詞，把它當作可信的歷史記錄，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醜化、詆毀王安石的話，用其他人的書對照，其中誣衊的痕跡，確實可以考證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學者李紱、蔡上翔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將摘引其中重要的內容，分別在下面的章節中論述，這裡就不先囉唆了。值得重視的是，如果要考證熙豐年間的事實，劉正夫和徐所說元祐、紹聖年間人們的好惡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說法。我不敢說紹聖年間的版本因為讚譽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歷史，然而，像元祐、紹興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雖然想不說話，又怎麼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寫的《王荊公年譜考略》載有靖康初年楊時《論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無名氏在其後寫道：

　　王安石在的時候，國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復河湟一帶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擴展土地數千里，這是宋朝建國百年以來從未有過的事。南渡以後，元祐年間諸位先生的後代子孫，以及蘇軾、程頤、程顥兄弟的門人故吏，對元祐以來的黨爭感到十分憤慨，他們在攻擊蔡京仍不能發洩其憤怒之情後，竟把宋朝敗亡變亂的原因，歸結為王安石的變法。這都是虛妄的說法。其實，宋徽宗、宋欽宗時的禍亂，是由於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則是司馬光推薦的。而楊時（龜山）的升遷，又得益于蔡京。這種後浪推前浪的情況，和王安石一點關係都沒有。至於楊時在宋徽宗時不攻擊蔡京而攻擊王安石，其原因在於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時也是畏懼蔡京的權勢，並欺負王安石已死，不會找他的麻煩罷了。所以才避開眼前的事實而追述過去的往事。（後略）

　　這個人的話說得最透徹，正中問題的癥結。王安石受到誣衊千年以來不能真相大白的原因，就在於元祐年間諸位先生的後代子孫，以及蘇軾、程頤、程顥兄弟的門人故吏，製造了這些聳人聽聞的故事。既然程朱理學受到後世的尊崇，那麼，關於王安石的流言蜚語也就成了無法改變的鐵案。《四庫全書提要》認為《宋史》錯亂謬誤的原因，在於專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看來真的是這樣。顏習齋曾經為韓侂胄辯冤，說他能仗義復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朝人反而把他殺了來答謝金人，真是連豬狗都不如。不過，《宋史》也把他歸入奸臣傳，只是他曾經得罪過那些聚徒講學的諸位先生罷了。朱彝尊和王漁洋也曾批評張浚誤國，說他殺曲端與秦檜殺嶽飛沒什麼兩樣，只是因為張浚的兒子張栻曾在嶽麓書院講學，朱熹也十分尊敬他，就推崇他為名臣，而且，羅致了曲端可以殺頭的罪名，其實是曲筆罷了。所有這些都可以證明《宋史》中顛倒黑白、搞亂是非之處，不一而足。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則由於學術的門戶之見，使得他們看不見事實。而王安石不幸是其中受到誣衊最厲害的一個。我先對此作出這樣的批評，我說的這些是否可信，還要期待那些有見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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