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二十二章民權問題

第二十二章民權問題

　　民權之說，中國古無有也。法家尊權而不尊民，儒家重民而不重權，道墨兩家此問題置諸度外，故皆無稱焉。今所欲論者，各家對於「民眾意識」其物，作何觀察，作何批評，作何因應而已。

　　道家言「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言「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老子》），其絕對的不承認人民參與政治甚明。彼宗實際上殆認政府為不必要，則不參政者又非獨人民也已。然彼宗以自由為教，由理論推之，人民欲自由參政者，固當非所禁。

　　墨家主張「上同而不敢下比」。一國之人上同于國君，天下之人上同于天子。彼宗絕不認個人之自由權，其所創造者為教會政治，則人民參政，當然亦不成問題。但彼宗以平等為教，主張「智者為政乎愚者」。然則人民中之「智者」，當然認為應「為政」者也。

　　法家中之正統派（韓非一派），當然不認民權。彼輩言「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商君書·定法》篇），言「民智不可用，猶嬰兒之心」（《韓非子·顯學》篇），則民除守法之外不容有所參與也明矣。雖然，彼宗著述中有雜用他宗之言者，則論旨又有別，尹文子云：

　　己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之所非。然則是非隨眾賈（同價）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犯眾者為非，順眾者為是。

　　此論最能說明所謂「民眾意識」與所謂「輿論」者之真性質。民眾意識及輿論，不必其合於理性也。雖然，在某期間內某種群眾中，其意識之相摩以成輿論也，則勢力至偉而不可禦。夫政治之美與善，本無絕對的標準。然則孰是孰非，亦只有聽諸「當時此地」群眾之評價耳。故曰「是非隨眾價以為正非己所獨了」也。是故富於才術之政治家，恒必乘「眾價」，以展其懷抱。而富於責任心之政治家，時亦不惜抗「眾價」以自招失敗。尹文此言，則為乘眾價者言之也。彼又曰：

　　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以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征陣。……是以聖人……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

　　尹文此論，深有理致，彼蓋欲將法治主義建設於民眾的基礎之上也。近世學者，或言群眾政治能使政治品質降低，此語確含有一面真理。蓋群眾之理性，本視個人為低下（法人盧梭所著群眾心理最能發明此義），故「媚于庶人」（《詩經》文）之治，非治之至焉者也。雖然，政治又安能離群眾而行，「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絕眾之勇，不足以征陣」，此事實所不能不承認者也。然則「與眾共治」之原則，固無往而得避也。既已與眾共治，則只能以「能鄙齊功、賢愚等慮」自甘。現代歐美之民眾政治，蓋全在此種理論上維持其價值，尹文所倡，亦猶是也。

　　《管子》書中有對於群眾為極高之評價者，其言曰：

　　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複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眾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為非矣。（《君臣上》篇）

　　又曰：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猶欲也）有而勿失……為之有道乎？對曰……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台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雲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房注云：謂議論者言語歡嘖。《桓公問》篇。）

　　《管子》書本儒墨道法群言雜糅，以上兩段，吾儕不能認為法家言，毋寧謂其祖述儒家也。其所言「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認民眾意識之品質視個人為高，其當否且勿論，要之，極認識民意價值之言也。所雲「嘖室之議」則竟主張設立法定的民意機關矣。雖其性質非必與現代議會同，且在歷史上亦未嘗實現，然固不可不謂為一種穎異之理想也。

　　今最後所欲論者，儒家對於茲事態度如何？儒家以政治設施當以民意為標準，其主張甚為堅決明瞭。如：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大學》）

　　類此之語，儒書中不可枚舉。惟人民是否應自進以參與政治，其參與政治方法如何，孔子蓋未嘗明言。《論語》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二語，或以為與老子「愚民」說同，為孔子反對人民參政之證。以吾觀之，蓋未必然。「不可」二字，似當作「不能夠」解，不當作「不應該」解。孟子曰：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

　　此章正為彼文注腳：「可以有法子令他們依著這樣做，卻沒有法子令他們知道為什麼這樣做。」此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也。例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使民厚，使民不偷，此所謂「可使由之」也。何以慎終追遠便能厚，何以故舊不遺便不偷，此其理苦難說明。故曰「不可使知」也。儒家無論政治談教育談，其第一義皆在養成良習慣。夫習慣之養成，全在「不著不察」中。所謂「徙善遠罪而不自知」，故「終身由而不知」乃固然也。然則欲以彼二語構成儒家反對民權之讞者，非直冤酷，亦自形其淺薄也。

　　然則儒家主張民權之證據有之乎？曰：亦無有也。民權雲者，人民自動以執行政權之謂。儒家雖言「保民而王」，言「得乎邱民而為天子」，要之以民為受治之客體，非能治之主體也。彼宗固極言民意之當尊重，然並不謂對於民意悉當盲從。孔子曰：

　　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

　　孟子曰：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

　　儒家之意以為，政治家之眼光，當常注視輿論。又當常自出其理性以判斷而慎采之。「善鈞從眾」，蓋彼宗之最大信條也。夫採納民意，尚須以「必察」為條件，則純粹民意之直接統治，不為彼宗所敢妄贊，有斷然矣。

　　然則儒家果畫然將國人分為能治與受治之兩階級乎？曰：是殆然，是又殆不然。儒家有所謂能治的階級乎？曰：有之，其名曰「君子」。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唯一的標幟，遍征諸儒書而可信者也。顧所最當注意者，「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詞，乃表示品格之名詞。換言之，則「君子」者人格完成之表稱也。與「君子」相對者為「小人」，謂人格未成，如幼小之人也。雖民權極昌之國家，亦必以成人為參政之標準，未有賦予未及齡之「小人」以參政權者。儒家亦然，專以成人為參政之標準，不過所謂成人者，非生理上之成人，乃人格上之成人耳。儒家以為人格未完成之「小人」而授之以政，譬猶未能操刀之「小人」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嗚呼！今之中華民國冒民權之名以亂天下者，豈不以是耶？豈不以是耶？儒家之必以人格的成人為限制，其烏可以已。

　　然則此限制為固定的乎？曰：是蓋不待問而有以知其不然。地位可以有固定，品格不能有固定，儒教最終之目的，在「教化流行，德澤大洽，使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篇）。夫天下人人皆成為「君子」，則儒家「全民政治」實現之時矣。

　　然則如何而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耶？吾固屢言之矣。人格者，通彼我而始得名者也。故必人格共動互發，乃能馴致人格之完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亦在「仁以為己任」之君子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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