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二十章生計問題

第二十章生計問題

　　道家蓋不認生計問題為政治問題，彼宗以「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為教。謂：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其旨在教人盡黜物質上欲望。果能爾者，則生計當然不成問題。雖然，彼固欲人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又欲其「複結繩而治，老死不相往來」。一章之中，而兩種事實已衝突，實不徹底之談也。但彼宗既置此問題於不論不議之列，則吾儕研究此問題時，亦可置彼宗於不論不議之列。

　　先秦諸哲言生計者，法家特注重生產問題，儒家特注重分配問題，墨家則兩方面皆顧及，而兩方面皆不甚貫澈。此其大較也。

　　法治主義之最初實行者，自李悝。而在我國生計學史上，始用科學的精密計算法以談生計政策者，即李悝也。《漢書·食貨志》記其學說之大概曰：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當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

　　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顏注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同熟）。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同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此為我國最古之生計學說，吾故錄其全文如上。此學說之要點有二：一曰「盡地力」，所以獎厲私人生產也。二曰「平糴」，所以行社會政策，用政府之力，以劑私人之平也。當時主要生計惟農業，故所規畫亦限於此。戰國中葉以後，工商業驟昌，兼併盛行而農益病。於是言生計者分重農主義重商主義之兩派。《商君書》蓋重農派之作品也。《管子》中一部分，則重商派作品也。（《管子》、《商君書》皆戰國末年人所作，非管仲、商鞅自著，說見已前。《管子》尤龐雜，各派學說皆雜收，即以生計學論，亦重農重商參半也。）《商君書》曰：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者必當名。（此三句有訛字。）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則草必墾矣。……（《墾令》篇）

　　書中此類文甚多，茲不枚舉。蓋《商君書》為秦人所作，秦開化較晚，宜以農立國而不以工商，故重農主義行焉。當時各國，又皆以民寡為病，故人口問題，又為言生計者所最重視。（當時人口問題與瑪爾梭士人口論所研究者正相反，瑪氏患人多，當時患人少也。）《商君書》中有專篇以論此政策，其言曰：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溪穀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眾，其宅參居而並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奸務末作。……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同已）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者……複之三世，無知軍事……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來民》篇）

　　秦人蓋實行此政策，卒以富強而並天下焉。同時有相反的學說盛于齊。齊，開化較早，自春秋以來，已「冠帶衣履天下」（《史記·貨殖傳》文），工商業為諸國冠，故齊人所撰《管子》，含有重商主義的傾向。其言曰：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足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立政》篇）

　　又曰：

　　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禦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國蓄》篇）

　　彼宗以為貨幣有衡馭百物之性能，而糧食之在百物中，其性質又最為特別（今世治生計學者仍認糧食為特種貨物，不能僅以一般貨物之原則支配之），能善筦兩者之鍵而操縱之，則可以富國。彼宗以為豪強兼併之弊，皆由私人操縱此兩者而起。其言曰：

　　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案：言政府無辦法也），故使蓄賈（案：言蓄財之富商也）遊市。（案：言游手之市儈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房注云：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房注云：賡猶償也），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案：謂貧富相去以百倍計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由貧富之不齊也。（同上）

　　彼宗以為若一任私人之自由競爭，則富商奸儈，以智術操縱，必至兼併盛行而貧富日以懸絕。政府苟「不能鈞（同均）羨（餘也）不足以調民事，則雖強本趣耕，且鑄幣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房注云：徒使豪強侵奪貧弱）。惡能以為治乎？」（《國蓄》篇文）然則救濟之法奈何？彼宗曰：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耒耜器械鐘餉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凡五穀，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禦穀物之迭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國蓄》篇）

　　其所主張之政策，以今語說之，則「資本國有」、「商業官營」是已。不特此也，彼宗更主張鹽鐵兩種工業悉歸國有，即以為國家收入之財源。其言曰：

　　桓公問于管子曰：吾欲藉（案：藉者，徵稅也）於台雉（案：謂建築物），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于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海王之國，謹正鹽……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房注云：吾子謂小男小女）食鹽二升少半……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之商日二百萬（房注云：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于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針一刀，若其事立（房注云：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針之重加一也，三十針，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海王》篇）

　　此言將鹽鐵兩業，收歸官營，即加其價以為稅。如此既合於租稅普遍之原則，亦使私人無由獨佔而罔利也。此種工商業及資本悉歸國有之主張，在今日歐洲，有已實行者，有方在運動鼓吹中者。我國則二千年前，既有一部分學者昌言之矣。

　　彼宗不徒以此均國內之貧富而已。更利用其國家資本主義以從事侵略，《管子》書中造設一史跡以說明其理曰：

　　桓公曰：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任于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十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而踵相隨。……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民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輕重戊》篇）

　　此雖未必果為事實，然以說明一種學理，則甚明瞭矣。夫英國人所以汲汲於殖民帝國之建設，而大戰時惴惴以封鎖為懼者，皆以此也。而現代列強所慣用之生計侵略政策，亦大率由斯道也。

　　要而論之，法家者流之生計政策，無論為重農為重商，要皆立於國家主義基礎之上，所謂「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孟子所斥為「民賊」者也。雖然，確能為斯學發明許多原則，二百年前之歐洲，殆未足望其肩背也。

　　墨家對生計問題，最注重者亦在生產，然其說生產也，與消費觀念相連，謂消費不枉濫，即所以為生產也。故其最重要之教義曰「節用」，其節葬非樂非攻諸義，皆從此引出。其言曰：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節用上》）

　　又曰：

　　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節用上》）

　　掃除貴族富族之奢侈品，而以製造彼等之勞力移諸日用必需品之製造，則生產力自可加數倍。此墨家生計學說最主要之點也，其大意前既論及，今不更贅。墨家亦注意人口問題，而有一奇異之結論焉，曰主張早婚。其言曰：

　　孰為難倍？唯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先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孫詒讓云：次讀為恣，言恣民之所欲。）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案：相踐謂相抵平均也。）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人（今本作年，從戴震校改）矣。（《節用上》）

　　其說當否，另一問題，要之與墨家實利主義相一貫也。

　　墨家之專以節用言生計，荀子非之。其言曰：「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鬥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富國》篇）荀子本篇之文甚長，其所詰難不甚中肯綮，故不多引。至所謂「勞苦頓萃而愈無功……」云云，則誠中墨術之病，墨家蓋不解「勞作能率」之意義也。

　　荀子所謂「不足非天下之公患」，確為儒家一重要信條，孔子曰：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

　　董仲舒釋之曰：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者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春秋繁露·調均》篇）

　　儒家言生計，專重一「均」字，其目的則在裁抑其所積重而酌劑其所空虛，故精神最注分配問題。然于生產消費諸問題，亦並不拋卻。其言曰：

　　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大學》）

　　此十六字者，語雖極簡，然于生計原理，可謂包舉無遺。儒家言生計學，專以人民生計或社會生計為主眼。至於國家財政，則以為只要社會生計問題得正當解決，財政便不成問題。故冉有言志曰：

　　可使足民。（《論語》）

　　有若對魯哀公問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

　　至如法家者流之富國政策，儒家蓋以毫不容赦的態度反對之。故曰：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

　　又曰：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矣。（《孟子》）

　　古代君主與國家界限不分明，富國即無異富君。所謂「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管子·權修》篇文）。儒家所以反對富國者，蓋在此點。不寧惟是，即如現代所謂國家主義者，其財政雖非以供君主之內府，然亦當「取諸民有制」（《孟子》文），蓋有所積重，必有所空虛。積重于君主，積重於人民中之一部分私人，固不可，積重於國家，猶之不可也。何也？積重於國家，則空虛必中於個人，以國家吞滅個人，結局亦非國家之利也。此儒家所以反對「長國家而務財用」也。

　　儒家言生計，不采干涉主義，以為國家之職責，惟在「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凡足以障礙人民生產力者，或足以破壞分配之平均者，則由國家排除之防止之，餘無事焉。如是，聽人民之自為謀，彼等自能「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故曰：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

　　又曰：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荀子·富國》篇）

　　儒家對生計問題之主要精神略如此。至於其發為條理者，如孟子言井田，荀子言度量分界，已散見前章，不復具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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