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九章教育問題

第十九章教育問題

　　對於教育問題，各派態度不同，即同在一派中，其方法亦有差別。今略論列之。

　　道家從外表上觀之，殆可謂之「非教育主義」。其言曰：

　　古之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老子》）

　　此其反對教育之態度，似甚明瞭。雖然，彼宗之主張愚民，又非謂欲藉眾愚以成吾獨智也。彼蓋以愚為「自然」，欲率民返于此自然。莊子言伯樂治馬：刻之、雒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是即施馬以教育，將以「明馬」也。彼宗謂似此則違反自然也甚矣。彼其理想的人生，所謂「常德不離，複歸於嬰兒」。所謂「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俱《老子》）。嬰兒也，昏昏悶悶也，頑鄙也，皆愚而不明之狀態也。是故不獨「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亦可謂「非以明我，將以愚之」。然則竟謂彼宗為徹底的排斥教育可乎？恐又未必然。排斥教育，則老子著五千言，莊子著三十三篇，又奚為者？然則吾將為彼宗杜撰一徽號焉，曰：主張「愚的教育」。老子曰：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日益」者，智的教育也。「日損」者，即愚的教育也。夫教育目的，固不徒在增加智識而已。洗煉感情，樹立意志，皆當有事焉。然則「日損」的教育，謂之非教育焉固不可也。

　　法家懸法以馭民，其術似與教育異，實則不然。彼宗固亦欲以法達其教育之目的也。其言曰：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于愛聽於威矣。（《韓非子·五蠹》篇）

　　法家固承認教育之必要及其功用，但其教育所挾持之工具與余宗異。其所認為能實施教育之人，亦與余宗異，彼所主張者：

　　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生（今本作王，從顧廣圻校改）之語，以吏為師。（同上）

　　彼宗欲將一切教育悉納入於此種「官立法政專門學校」之中，且教課不講學理，惟解釋法律條文，教師不用學者，惟委諸現職官吏。而且實際的教育，並不在學校，官廳也，軍隊也，監獄也，即實行教育之主要場所也。以為誠能如是，則：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于國則成俗。（《管子·法禁》篇）

　　法家最後目的，仍在「施于國以成俗」，是法治亦教育之一手段也。其與儒家異者，儒家之教育，教人做人；法家之教育，教人做彼宗理想中之國民。譬之如貨主欲得某種貨物，繪成圖樣，向工廠定造，廠主則鑄定一型，將原料納入之，務使產品齊一，「中效則是，不中效則非」（《墨子·小取》篇文）。換言之，則不管各人個性如何，務同冶之於國家所欲得之定型。求諸歐洲古代，則希臘之斯巴達，近代則大戰前之普魯士，其教育精神，殆全與此同。即現代各國所謂國家教育政策，其視彼亦不過五十步與百步而已。

　　《管子》一書不能指為純粹的法家言，中多糅合儒道法三家思想者。其論教育方法，殊別有理趣，其言曰：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于閑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居而州處，閑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群萃而州處……旦暮從事于田野……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為農。今夫工，群萃而州處……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處……是故商之子恒為商。（《小匡》篇）

　　此種制度甚奇，欲將人民從職業上畫分區域以施教育。雖未必能嚴格實現，然不可謂非一種有研究價值之理想也。其目的在使人人代代同鑄一型，不脫法家臭味，然其利用模仿性以施感化力，亦頗參儒家精神焉。

　　《管子》之言軍國民的教育，尤含妙義。其言曰：

　　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遊，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同上）

　　此真斯巴達之教也。最當注意者，彼全從群眾心理著眼，目的在使人「歡欣足以相死」。夫死為人所同惡，而「教士」乃能易以歡欣，則其認教育之效能也至矣。

　　墨家教育以宗教為源泉，而用人格的注射以保其活力。所謂宗教者，非徒靈界的信仰之謂。墨家固有「天志」、「明鬼」諸義，然彼未嘗言天堂言來生，其與耶回一類之宗教，性質實不從同。吾所以指墨家為宗教者，謂其賦予主義以宗教性。夫革命排滿，本一主義耳，在前清末年，則含有宗教性。共產，本一主義耳，其在馬克思派之黨徒中，則含有宗教性。主義成為宗教性，則信仰之者能殉以身，義無反顧。故

　　墨子服役者（案：即弟予也。《韓非子·五蠹》篇雲仲尼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與此文同）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

　　蓋宗教本最高情感之產物，而墨家教育，殆純以情育為中心也。而其所以能「徒屬充滿天下」（《呂氏春秋·尊師》篇稱讚墨子語）者，則又其極偉大極崇高之人格感化力有以致之。此學者所最宜留意也。

　　以上所語者，墨家在當時教育活動之事實也，其價值實至偉大。至彼宗之教育理論及方法，則不外用政治手段「壹同天下之義」，使人人皆「棄其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棄其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殆無甚可述焉。

　　儒家認教育萬能，其政治以教育為基礎——謂不經教育之民無政治之可言。又以教育為究竟——謂政治所以可貴者全在其能為教育之工具。荀子云：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不苟》篇）

　　《大學》引《康誥》曰：「作新民。」《易·文言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論語》記孔子言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孟子曰：「亦以新子之國。」新民新國易世易天下，以今語釋之，則亦曰革新社會而已。法家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儒家則謂為苟且之治，無他，以其欲案亂而治也。夫案亂而治，治之或且益其亂。不見今日之民國乎？案亂而集國會，國會集滋益亂。案亂而議聯省，聯省建恐滋益亂。案亂而言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行恐滋益亂。何也？法萬變而人猶是人，民不新，世不易，安往而可也。《論語》記：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儒家之視一都一邑一國乃至天下，其猶一學校也，其民則猶子弟也。理想政治之象徵，則「弦歌之聲」也，所謂「絕惡於未萌起敬於微眇」，所謂「移風易俗美善相樂」，即儒家政治唯一之出發點，亦其唯一之歸宿點也。此無他焉，亦曰去亂而被之以治雲爾。

　　儒家教育，專以人格的活動為源泉，彼惟深知夫人格由「相人偶」而始能成立始能表現，故於人格交感相發之效，信之最強。其言曰：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中庸》）

　　又曰：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

　　至誠者何？盡性者何？即「真的人格之全部的活動表現」而已。我之人格，為宇宙全人格之一部，與一切人之人格相依相蕩。我苟能擴大我所自覺之人格使如其量（能盡其性），而以全人格作自強不息的活動，則凡與我同類之人未有不與我同其動者也。儒家所信之教育萬能，專在此點。明乎此，則讀一切儒書皆可無閡，而彼宗政治與教育同條共貫之理，可以瑩澈矣。

　　人格的教育，必須以施教者先有偉大崇高之人格為前提，此其事不可以望諸守繩墨奉故事之官吏也明矣。故不特法家「以吏為師以法為教」之主張在所排斥也，即凡一切官學之以《詩》、《書》、《禮》、《樂》為教者，皆未足以語此。故孔子首創私人講學之風，以求人格教育之實現。孔子以前之教育事業，在家塾、黨庠、鄉序、國學，大率為家族地方長老所兼領或國家官吏所主持。私人而以教育為專業者，未之前聞，有之自孔子始。孔子以一布衣養徒三千，本其「有教無類」之精神，自搢紳子弟以至駔儈大盜，皆「歸斯受之」；以智仁勇為教本，以《詩》《書》、執禮、執射、執禦等為教條，「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莊子·天下》篇文）；其所確然自信者，則：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易·繫辭傳》）

　　本諸身，征諸庶民……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中庸》）

　　夫以一個私人，出其真的全人格以大活動而易天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文）。夫儒家固以政治教育合一為職志者也。故孔子終身為教育活動，即終身為政治活動也。故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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