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五章法家思想（其三）

第十五章法家思想（其三）

　　法家論國家起原，與儒家之家族起原說墨家之民約起原說皆有別。彼宗蓋主張「權力起原說」也。其言曰：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強者淩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管子·君臣》篇）

　　法家主義，純以人類性惡為前提，彼之言曰：「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管子·樞言》篇）然則以同情心相結合之組織，殆為彼宗所否認。雖然，其否認亦非絕對，不過視為未有國家以前之狀態。換言之，則彼宗謂不能恃同情心以組織國家雲爾。故其言曰：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有亂。當此之時，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日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為道，而賢者以相出為務。（案：相出者謂才智臨駕別人。）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商君書·開塞》篇）

　　據近世社會學者所考證，凡國家成立，大率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以血統相系屬。社會組織力，則恃親親也。在此種社會中，純由族中長老為政，其子弟不過附屬品而已。然群中事變日賾，或對內或對外有重大問題發生，非年富力強且有特別技能之人不勝其任，則眾共以諉之。於是社會組織力，漸移於上賢。社會益廓，事變益滋，以賢（包智力在內）相競者日眾，而無一定衡量之標準，則惟有將權力變為權利，立一尊以統飭之。於是社會組織力，漸移於貴貴。《商君書》此段所論，似最得其真相矣。

　　彼宗以為社會情狀既有變遷，則所以應之者自不得不異其術。儒家所主張「行仁政」，所謂「民之父母」。彼宗謂是以第一階段之理論適用於第三階段也，謂國家性質與家族全異，君主性質與父母全異，故反對之。其言曰：

　　今上下之接，無父子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郤矣。且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韓非子·六反》篇）

　　彼所言「父子猶以計算之心相待」，以此為推論之出發點，其偏宕自不待言，但其將人性黑暗方面，盡情揭破，固不得不謂為徹底沉痛之論也。彼宗此種推論之結果，故對於儒家——如孟子之流者以仁義說時主，明加攻擊。其言曰：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生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同上）

　　彼宗不徒謂仁政之迂而難行也，且根本斥其不可。其言曰：

　　明主之治國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于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同上）

　　然則令行民從者，將以快人主之意耶？是又不然。彼續言曰：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後樂，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之相憐也。（同上）

　　又云：

　　慈母之于弱子也，愛不可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于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韓非子·八說》篇）

　　此種議論，確含有一部分真理，此理在春秋時已多能言之者。《國語》記公父文伯之母言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噁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魯語》下）《左傳》記子產臨終戒子太叔之言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昭二十一》）此類語，確能深察人性之微，抉其缺點而對治之。孔子答子路問政，曰：「勞之」，又曰：「愛之能勿勞乎？」即是此意。法家專從此點發揮以張其軍，對於孟子一派之「保姆政策」根本反對。（孟子言無可議，已見第七章。茲不更論。）其意蓋欲矯正人民倚賴政府之根性，使之受磨煉以求自立，不可謂非救時良藥也。

　　彼宗大都持性惡之說，又注意物質的關係，其所以重法，凡以弭爭也。其言爭之所由起，立論最克實。曰：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韓非子·五蠹》篇）

　　此可謂最平恕且最徹底之論。彼宗既認爭奪為人類所不能免，認多數人為環境所迫，實際上已生活於罪惡之中。謂政治之目的，在對治多數陷溺之人使免於罪戾，並非為少數良善者而設。故其言曰：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木，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隱栝之道用也。雖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韓非子·顯學》篇）

　　後儒動訶法家為刻薄寡恩，其實不然。彼宗常言：

　　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管子·法法》篇）

　　以形式論，彼輩常保持嚴冷的面目，誠若純為秋霜肅殺之氣。以精神論，彼輩固懷抱一腔熱血，如子產鑄刑書時所謂「吾以救世」者。（看前論第七章）故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稱子產曰：「古之遺愛」。而後世宗尚法家言之諸葛亮亦謂「示之以法，法行則知恩」也。

　　法治與術治勢治之異，前既言之矣。故法家根本精神，在認法律為絕對的神聖，不許政府動軼法律範圍以外。故曰：

　　明君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管子·法法》篇）

　　又曰：

　　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同上）

　　就此點論，可謂與近代所謂君主立憲政體者精神一致。然則彼宗有何保障，能使法律不為「君欲」所搖動耶？最可惜者，彼宗不能有滿意之答覆以餉吾儕，雖然，彼宗固已苦心擘畫，求出一較有力的保障焉，曰：使人民法律智識普及。其辦法如下：

　　公（秦孝公）問公孫鞅（商君）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謂者（「法令之謂」猶言「法令講的是什麼」），以為天下正……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政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案此句當有訛脫），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書·定分》篇）

　　歐洲之法律公開，率皆經人民幾許流血僅乃得之。我國法家對於此一點，其主張如此誠懇而堅決，且用種種手段以求法律智識普及於一般人民，真可謂能正其本，能貫徹主義之精神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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