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二章墨家思想（其三）

第十二章墨家思想（其三）

　　墨家政治哲學之根本觀念，略已說明，今當進觀其對於政治組織之見解何如。墨家論社會起原，有極精到之處，而與儒家（荀子）所論微有不同。其言曰：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同滋，益也）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焉。……（《尚同上》）

　　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智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同已）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畢沅云：請當為情），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尚同中》）

　　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尚同下》）

　　此與荀子《禮論》、《王制》諸篇所言略同。而有異者，荀子從物的方面觀察以為非組織社會無以劑物之不贍；墨子從心的方面觀察，以為非組織社會無以齊義之不同。墨子所說，與歐洲初期之「民約論」酷相類。民約論雖大成于法之盧梭，實發源于英之霍布士及陸克。彼輩之意，皆以為人類未建國以前，人人的野蠻自由，漫無限制，不得已乃相聚胥謀，立一首長。此即國家產生之動機也。其說是否正當，自屬別問題，而中國二千年前之墨子，正與彼輩同一見解。墨子言：「明乎天下之亂生於無正長故選擇賢聖立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孰明之？自然是人民明。孰選擇之？自然是人民選擇。孰立之孰使之？自然是人民立人民使。此其義，與主張「天生民而立之君」的一派神權起原說，及主張「國之本在家」的一派家族起原說，皆不同。彼以為國家由人民同意所造成，正與民約論同一立腳點，《墨經》云：

　　君臣萌，通約也。（《經上》）

　　即是此意。

　　國家成立後又如何？墨家所主張，殊不能令吾儕滿志，蓋其結果乃流於專制。彼之言曰：

　　正長已具。天子發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上》）

　　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

　　篇名《尚同》，尚即上字。凡以發明「上同于天子」之一義而已。以俗語釋之，則「叫人民都跟著皇帝走」也。就此點論，與霍布士輩所說，真乃不謀而合。霍氏既發明民約原理，卻以為既成國以後，人人便將固有之自由權拋卻，全聽君主指揮。後此盧梭派之新民約論，所批評修正者即在此點。墨家卻純屬霍氏一流論調，而意態之橫厲又過之。彼蓋主張絕對的干涉政治，非惟不許人民行動言論之自由，乃並其意念之自由而干涉之，夫至人人皆以上之所是非為是非，則人類之個性，雖有存焉者寡矣。此墨家最奇特之結論也。

　　墨家何故信任天子至如此程度耶？彼之言曰：

　　天子之視聽也神……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尚同下》）

　　然則天子又何故能如此耶？彼宗蓋更有「尚賢」之義在。道家主張「不尚賢使民不爭」。墨家正相反，其言曰：

　　何以知尚賢為政之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尚賢中》）

　　……且夫王公大人……不察其知而以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以日治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此則治其一而棄其九也。……（《尚賢中》）

　　此論蓋針對當時貴族政治及私幸政治而言，其陳義確含真理。若今之中國，真所謂「以愚者為政于智者」，「不能治千人而使處乎萬人之官」也。墨家以尚賢尚同兩義相結合，其所形成之理想的賢人政治則如下：

　　是故里長者裡之仁人也。裡長髮政裡之百姓言曰：聞善而（同如，訓為或）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汝也）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惟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國君惟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天子之所是，必皆是之；天子之所非，必皆非之……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

　　墨家以國君即一國之仁人、鄉長即一鄉之仁人、裡長即一裡之仁人為前提，則裡人效法裡長乃至國人效法國君，誠為最宜。問何以能得一國之仁人為國君乃至得一裡之仁人為裡長，則又以天子即天下之仁人為前提，國君以下，皆由此天下之仁人所選擇，而此天下之仁人固能尚賢者也。然則最後之問題，是要問如何方能使天子必為天下之仁人。以堯舜為父而有丹朱商均，則「大人世及以為禮」，必不能常得仁人，至易見矣。故墨子書中，絕無主張天子世襲之痕跡。彼言「選擇賢能聖智辯慧者立以為天子」，則其主張選舉甚明，然由誰選耶？以何法選耶？惜墨子未有以語吾儕，吾儕欲觀其究竟，須更從別方面研究之。

　　吾儕須知，墨子非哲學家，非政治家，而宗教家也。墨子有其極崇高極深刻之信仰焉，曰「天」。其言曰：

　　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天志上》）

　　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則得禍。（同上）

　　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有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疾病禍祟是也。（《天志中》）

　　篇中此類語極多。要而論之，墨家所謂天，與孔老所謂天完全不同。墨家之天，純為一「人格神」。有意識，有感覺，有情操，有行為，故名之曰「天志」。其言曰：

　　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

　　墨家既以天的意志為衡量一切事物之標準，而極敬虔以事之，因此創為一種宗教，其性質與基督教最相逼近，其所以能有絕大之犧牲精神者全恃此。

　　明乎此義，則其政治上最高組織之從何出？可得而推也。墨家既為一個宗教，則所謂「賢良聖智辯慧」之人，惟教主足以當之。教主死後，承襲教主道統者，亦即天下最仁賢之人。墨家有一極奇異之制度焉，墨子既卒，全國「墨者」中蓋公立一墨教總統，名曰「鉅子」，《莊子·天下》篇云：

　　以鉅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冀得為其後世，至於今不絕。

　　吾儕從先秦著述中，墨家鉅子之名可考見者尚三人。（孟勝、田襄子、腹䵍。）蓋其制度與基督教之羅馬法王極相類。所異者，羅馬法王由教會公舉，墨家鉅子則由前任鉅子指定傳授于後任者。又頗似禪宗之傳衣缽也。（看《呂氏春秋·去私》篇）由此推之，鉅子即墨家所公認為天下最賢能聖智辯慧之人。所謂「立以為天子」者，宜非此莫屬矣。故墨教若行，其勢且成為歐洲中世之教會政治，此足為理想的政治組織耶？是殆不煩言而決矣。

　　墨家思想之俊偉而深摯，吾儕誠無間然。但對於個人生活方面，所謂「其道大觳天下不堪」，此其所短也。對於社會組織方面，必使人以上所是非為是非，亦其所短也。要而論之，墨家只承認社會，不承認個人。據彼宗所見，則個人惟以「組成社會一分子」之資格而存在耳。離卻社會，則其存在更無何等意義。此義也，不能不謂含有一部真理。然彼宗太趨極端，誠有如莊子所謂「為之太過已之太順」者。（《天下》篇評墨家語）結果能令個人全為社會所吞沒。個性消盡，千人萬人同鑄一型，此又得為社會之福矣乎？荀子譏其「有見於齊無見於畸」（見上），蓋謂此也。

　　最後于墨家後學當附論數言。戰國中葉以後，儒墨並稱，其學派傳播之廣可想。其最著者，則有惠施、公孫龍一派。世稱之曰「別墨」。蓋專從知識論方面發展，與政治較為緣遠。然惠施言「泛愛萬物天地一體」（見《莊子·天下》篇），公孫龍曾與趙惠王燕昭王論偃兵，是皆能忠於其教者。

　　次則有宋鈃、尹文一派。宋鈃即《孟子》之宋牼（或亦即《莊子》之宋榮子），其欲以「非攻」、「不利」之說說秦楚罷兵，孟子嘗與之上下其議論。尹文子有著書，今存。《漢書·藝文志》列諸名家。《莊子·天下》篇以二人合論，則其學派相同可想。蓋皆墨家之流裔也。《天下》篇云：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

　　觀此則兩人學風及其人格的活動，殆全與墨子同。「非攻寢兵」、「雖饑不忘天下」，此其最顯著者矣。「無益於天下者，則以為明之不如已」，此亦實用主義之一征也。內中宋鈃之特別功績，則在其能使墨家學說得有主觀的新生命。荀子嘗記其言曰：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鬥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鬥矣。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也。（《正論》篇）

　　墨家固常勸人勿鬥。然大率言鬥之兩不利，是屬客觀計較之論也。宋子推原人何以有鬥？皆因以見侮為辱而起，故極力陳說見侮之並不足為辱，使之釋然。此以理性的解剖改變人之心理作用以塞鬥之源也。墨家教人以自苦為極，是純以義務觀念相繩而已。宋子則以為人之性本來不欲多得而欲寡得，然則「五升之飯不得飽」，適如我所欲，非苦也而樂矣。此又以理性的解剖改變人之心理作用使共安於「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也。莊子稱之曰：「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謂其專就人之心理狀態立論，而一切實踐道德，皆指為內心所表現之行為也。蓋墨家唯物論色彩太重，宋子宗其說而加以唯心論的修正。墨家以社會吞滅個性，宋子則將被吞之個性，從新提絜出來作社會基礎。故《天下》篇以彼為崛起于墨翟、禽滑釐之外而別樹一宗也。

　　尹文子則墨法兩家溝通之樞紐，其詳當於次節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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