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一章墨家思想（其二）

第十一章墨家思想（其二）

　　墨家更有一特色焉，曰「交利主義」。儒家（就中孟子尤甚）以義與利為極端不相容的兩個概念，墨家正相反，認兩者為一。《墨經》云：

　　義，利也。（《經上》）

　　又云：「忠，以為利而強君也。」「孝，利親也。」其意謂道德與實利不能相離，利不利即善不善的標準。若此，吾得名之曰「義利一致觀念」。墨子書中，恒以愛利並舉，如「兼相愛，交相利」（《兼愛》中、下），「愛利萬民」、「兼而愛之，從而利之」（俱《尚賢中》），「眾利之所生，從愛人利人生」（《兼愛下》），「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兼愛中》），「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法儀》），「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亦猶愛利國者也」（《尚同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然則彼所謂利者究作何解耶？吾儕不妨以互訓明之，曰「利，義也」，兼相愛即仁，交相利即義，義者宜也，宜於人也。曷為宜於人？以其合於人用也。墨家以為凡善未有不可用者，故義即利，惟可用故謂之善。故利即義，其所謂利者，決非個人私利之謂，墨子常言：

　　中國家百姓萬民之利。（《非命》上、中、下）

　　反中民之利。（《非樂上》、《非攻下》）

　　可見彼所謂利，實指一社會或人類全體之利益而言。然則彼曷為不曰「中義」而曰「中利」耶？彼殆以為非以利定義之範圍，則觀念不能明確，儒家無義戰，墨家非攻，其致一也。然宋牼欲以不利說秦楚罷兵，孟子以為不可，宋牼固墨者也。墨家以不利故非攻，其言曰：

　　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貴義》）

　　彼更為妙喻以明之曰：

　　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攻者（即所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耕柱》）

　　以俗語釋之，則「彼此不上算」而已。彼固屢言「大為攻國」者之「不義」也。何以明其不義？彼以不上算之故，明其不義。大抵凡墨家所謂利，皆含有「兩利」的意思，故曰「交相利」。社會人人交相利，即社會總體之利也，彼曷為常以利為教耶？墨子曰：

　　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厭。（《節用中》）

　　《墨經》又云：「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彼蓋深察夫人情欲惡之微，而思以此為之導。質言之，則利用人類「有所為而為」之本能，而與儒道兩家之「無所為而為主義」恰相反也。

　　墨家所謂利之觀念，自然不限於物質的，然不能蔑棄物質以言利，抑甚章章矣。故墨家之政治論，極注重生計問題，其論生計也，以勞力為唯一之生產要素，其言曰：

　　人固與禽獸糜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同雖）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非樂上》）

　　墨家以為人類既非勞作不能生存，則人人皆必須以勞作之義務償其生存之權利，而且勞作要極其量。莊子稱述之曰：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通……九州也……禹親自操橐耜……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篇）

　　其獎厲勞作之程度，至於「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真可謂過量的承當矣。然而墨家並非如許行之流，專重筋肉勞力而屏其他。（現俄國勞農政府之見解即如此。）彼承認分業之原則，以為當

　　各從事其所能。（《節用中》）

　　各因其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公孟》）

　　墨子設喻曰：

　　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同掀），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耕柱》）

　　故彼常言「竭股肱之力，亶（亶同殫。彈，盡也）其思慮之智」。此與孟子言「或勞心或勞力」正同。不問筋力勞作腦力勞作，要之，凡勞作皆神聖也。只要能吃苦能為社會服務，皆是禹之道，皆可謂「墨」。惟「貪于飲食惰於從事」之人，則為「罷（同疲）不肖」（《非命上》），墨家所決不容許也。

　　墨家常計算勞力所生結果之多寡以審勞力之價值，而判其宜用不宜用。彼有一極要之公例，曰：

　　諸加費不加利於民者聖王弗為。（《節用中》）

　　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辭過》）

　　此義雲何？彼舉其例曰：

　　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錦繡文采靡曼之衣，此非雲益暖之情也。單（同殫，盡也）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辭過》）

　　其意以為衣服之用，取暖而已。帛視布不加暖，故制帛事業，即「加費不加利於民」，其勞力為枉耗也。就此點論，墨家亦可謂為「效率主義」或「能率主義」。只要能「加利」，則勞費非所惜，下而機器，上而社會組織等，但使有用於人生，則雖出極重之代價亦所不辭。反之若不加利，則雖小勞小費，亦所反對。最不加利者維何？則個人或特別階級所用之奢侈品是也。墨家以為無論何人，其物質的享用，只以能維持生命為最高限度（以最低限度為最高限度），逾此限者謂之奢侈，奢侈者則為

　　虧奪民衣食之財。（《非樂上》）

　　彼宗所以特標節用、節葬、非樂、非攻諸教條者，其精神皆根本於此。然則各人勞力所出，除足以維持自己生命外即可自逸耶？墨家於此有最精要之一道德公例焉，曰：

　　有餘力以相勞，有餘財以相分。（《尚同上》）

　　此二語墨子書中屢見不一見。（《天志》、《辭過》、《兼愛》諸篇皆有。）彼所謂「交相利」者，其內容蓋如是。餘力相勞，即「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餘財相分，即「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就此點論，可謂儒墨一致。

　　墨家此種交利主義，名義上頗易與英美流（就中邊沁一派）之功利主義相混。然有大不同者，彼輩以「一個人」利益為立腳點，更進則為「各個人」利益之相加而已。（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墨家全不從一個人或各個人著想，其所謂利，屬人類總體，必各個人犧牲其私利，然後總體之利乃得見。《墨經》云：

　　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經上》）

　　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經說上》）

　　「害，所得而惡也。」（見上）為身之所惡，即是對於己身取害不取利，故曰「損己」。何故損己？蓋有其所為。（讀去聲。）何為？為人。非為一人，為全人也。墨家交利主義，所以能在人生哲學中有重大意義者在此。

　　墨家與儒家最相反之一點曰「非樂」。非樂者，質言之，則反對娛樂而已。孔子言「智者樂」，言「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言「樂以忘憂」，言「不改其樂」。《大學》言「樂其樂而利其利」，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言「尊德樂道」，荀子言「美善相樂」，諸如此類，更仆難數。彼宗蓋以為娛樂之在人生有莫大價值。故禮樂並重，樂即所以為娛樂，《戴記》中《樂記》及荀子《樂論》言之詳矣。墨家宗旨，「以自苦為極」，其非樂論，排斥音樂固矣。實則凡百快樂之具，悉皆「非」之。觀《非樂》篇發端曆舉「鐘鼓琴瑟竽笙之聲，刻鏤文章之色，芻豢煎炙之味，高臺厚榭邃野之居」可見也，然則其「非樂」之理由安在？彼之言曰：

　　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以（同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言吾將何所用之也。）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去聲）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非樂上》）

　　此言樂器之為物，「加費不加利於民」，所以可「非」。全篇之意，或言聽樂廢時曠事，或言奏樂勞民耗財，其大旨皆同歸於此一點。質言之，仍是「上算不上算」之問題而已。吾儕于此發見墨家學說一大缺點焉。彼似只見人生之一面而不見其他一面，故立義不免矛盾，謂彼賤精神尊物質耶？是決不然。彼固明明為有最高精神生活之人，而且常以此導人者也。雖然，其以計算效率法語生活之實際也，則專以物質為其計算之範圍，如何而「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以供食，如何而「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以給衣（《非樂上》），如何而「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以繁生殖（《節用上》），凡有妨害此等事者舉皆「非」之。一若人所以能生活僅恃此者然，墨子殆萬不得已姑承認人類之有睡眠耳。苟有一線之路可以不承認，恐彼行將「非」之。何也？二十四小時中睡去八小時，則全人類勞作之產品已減其三分之一，「不上算」莫甚焉。彼之非樂論，其出發點，正類此也。「勞作能率」之說，在現代已為科學的證明，故即就上算不上算論，謂廢娛樂可以增加勞作，亦既言之不能成理。老子曰：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墨子之非樂（反對娛樂）是僅見有之之利，而不見無之之用也。是猶築室者以室中空虛之地為可惜，而必欲更輦瓴甓以實之也。故荀子評之曰：

　　墨子蔽於實而不知文。（《正論》篇）

　　蓋極端的實用主義，其蔽必至如是也。程繁亦難墨子曰：

　　昔者諸侯倦于聽治，息于鐘鼓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於瓴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能至耶。（《三辯》）

　　莊子亦痛論之曰：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天下》篇）

　　莊子此論，可謂最公平最透徹。蓋欲以此為社會教育上或政治上之軌則，其不可行正與道家「小國寡民……」云云者同。何也？皆「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也。

　　抑吾儕所不慊于墨家者猶不止此，吾儕以為墨家計算效用之觀念，根本已自不瞭解人生之為何，墨家嘗難儒家曰：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公孟》）

　　尊實利主義者，或引此以為墨優於儒之證。謂儒家只會說個「什麼」，墨家凡事總要問個「為什麼」，吾疇昔亦頗喜其說，細而思之，實乃不然。人類生活事項中，固有一小部分可以回答出個「為什麼」者，卻有一大部分回答不出個「為什麼」者。「什麼都不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為娛樂而娛樂，為勞作而勞作，為學問而學問，為慈善而慈善……凡此皆「樂以為樂」之說也。大抵物質生活——如為得飽而食為得暖而衣，皆可以回答個「為什麼」。若精神生活，則全部皆「不為什麼」者也。試還用墨子之例以詰之曰：「何故為生活？」墨家如用彼「所以為室」一類之答案，吾敢斷其無一而可。最善之答案，則亦曰「生以為生」而已矣。墨家惟無見於此。此其所以「不足為聖王之道」也。

　　雖然，墨子固自有其最高之精神生活存，彼固以彼之自由意志力，遏其物質生活幾至於零度以求完成其精神生活者也。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義務觀念之強，犧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善夫莊子之言曰：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天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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