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章墨家思想（其一）

第十章墨家思想（其一）

　　墨家唯一之主義曰「兼愛」。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此語最能道出墨家全部精神。兼愛之理論奈何？墨子曰：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通嘗）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兼愛上》）

　　此言人類種種罪惡，皆起於自私自利。能改易其自私自利之心，則罪惡自滅。改易之道奈何？墨子曰：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持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兼愛下》）

　　此種論調，驟視若與儒家無甚異同，其實不然。墨子以「別」與「兼」對，若儒家正彼所斥為「別士」者也。兼與別之異奈何？儒家專主「以己度」，因愛己身，推而愛他人；因愛己家，推而愛他家；因愛己國，推而愛他國；有「己」則必有「他」以相對待，己與他之間，總不能不生差別，故有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有所謂「度量分界」。墨家以此種差別觀念為罪惡根原，以為既有己以示「別」於他，一到彼我利害衝突時，則以彼供我犧牲，行將不恤。墨家謂以此言愛，其愛為不徹底，彼宗之言愛也，曰：

　　愛人，待周愛人然後為愛；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小取》）

　　彼所雲愛，以平等周遍為鵠。差別主義，結果必至有愛有不愛，彼宗以為此即「兼相愛」的反面，對於一部分人類成為「別相懸」，故曰：「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然則彼所理想之兼相愛的社會如何？彼之言曰：

　　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視人之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兼愛上》）

　　兼愛主義之內容大略如此。其陳義不可謂不高，然此遂足以駕儒家而上耶？吾恐不能。彼宗若能將吾身與人身吾室與人室……相對待之事實根本劃除，則彼所持義當然成立。但果爾爾者，又無待彼之陳義矣。事實上既已有其室且有人之室，有其身且有人之身，而猥曰「視若視若」云云，人類觀念之變易，果若是其易易乎？或難墨子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墨子毅然答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下》）

　　墨家論善惡，向來皆以有用無用為標準。以為善的範圍與有用的範圍，定相吻合。故其答案堅決如此。然則墨子究以何種理論證明此種兼愛社會之決能實現耶？彼答案甚奇，乃以人類利己心為前提，其言曰：

　　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同則）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同則）吾惡（同何）先從事即（同乃）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仇，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兼愛下》）

　　此論甚平正。與儒家所言「恕度」殆無異。所異者，儒家專從無所為而為的同情心出發（如孟子言見孺子將入于井一段），墨家專從計較利害心出發耳。此當於次節別論之，今所欲質墨子者，似彼所言之心理狀態，兼耶別耶？假令愛利有實際不能兼施之時——例如凶歲，二老饑欲死，其一吾父，其一人之父也。墨子得飯一盂，不能「兼」救二老之死，以奉其父耶？以奉人之父耶？吾意「為親度」之墨子，亦必先奉其父矣。信如是也，則墨子亦「別士」也。如其不然，而曰吾父與人父等愛耳，無所擇，則吾以為孟子「兼愛無父」之斷案，不為虐矣。是故吾儕終以墨氏兼愛之旨為「雖善而不可用」，不如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說之能切理而饜心也。荀子曰：「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天論》篇）可謂確評。蓋墨家僅見人類平等的一面，而忘卻其實有差等的一面為事實上所不能抹殺也。雖然，可用與否，別為一問題。而兼愛為人類最高理想，則吾儕固樂與承認也。

　　墨子以「非攻」為教義之一種，其義從兼愛直接演出。其時軍國主義漸昌，說者或以為國際道德與個人道德不同，為國家利益起見，用任何惡辣手段皆無所不可。墨子根本反對此說，其言曰：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義茲（同滋，益也）甚，罪益厚。至入人闌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闌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者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非攻上》）

　　此論真足為近代褊狹的愛國主義當頭一棒，其用嚴密論理層層剖釋，益足以證明此種「畸形愛國論」為非理性的產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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