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五章封建及其所生結果

第五章封建及其所生結果

　　後儒多言封建為唐虞以來所有，其實非也。夏殷以前所謂諸侯，皆邃古自然發生之部落，非天子所能建之、能廢之。真封建自周公始。武王克殷，廣封先王之後（見《史記》），不過承認舊部落而已。及「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眾建親賢，以屏藩周」（《左·僖二十四》）。其新封之國蓋數十，而同姓子弟什居七八。蓋一面承認舊有之部落，而以新封諸國參錯其間，實際上舊部落多為新建國之「附庸」（《魯頌·閟宮》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任宿須句顓臾，皆魯之附庸也。），間接以隸于天子。其諸國與中央之關係，大略分為甸、侯、衛、荒四種。甸為王畿內之采邑，侯即諸侯，衛蓋舊部落之為附庸者，荒則封建所不及之邊地也。中央則以朝覲、巡狩、會同等制度以保主屬的關係。而諸國相互間，複有朝聘、會遇等制度以常保聯絡。

　　封建制度最大之功用有二：一曰分化，二曰同化。

　　所謂分化者，謂將同一的精神及組織，分佈於各地，使各因其環境以儘量的自由發展。天子與諸侯，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公羊傳》注文）。各侯國所有行政機關，大略與天子相同，所差者規模稍有廣狹耳。天子不干涉侯國內政，各侯國在方百里或方數百里內，充分行使其自治權。地域小則精神易以貫注，利害切己則所以謀之者周。此種組織，本由部落時代之元後、群後蛻變而來，惟彼之群後，各就其本身之極觳薄的固有文化（？）徐徐堆集，譬猶半就枯瘠之老樹。此之侯國，則由一有活力之文化統一體分泌出來，為有意識的播殖活動，譬猶從一大樹中截枝分栽，別成一獨立之新根幹。故自周初施行此制之後，經數百年之蓄積滋長，而我族文化，乃從各地方為多元的平均發展。至春秋戰國間，遂有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之壯觀，皆食封建之賜也。

　　所謂同化者，謂將許多異質的低度文化，醇化于一高度文化總體之中，以形成大民族意識。封建之制，有所謂衛服即附庸者，既如前述。此等附庸，其性質在「司群祀以服事諸夏」（《左·僖二十一》文）。質言之，則舊部落而立于新侯國指導之下者也。不甯惟是，春秋諸名國，初受封時率皆與異族錯處。故齊太公初至營丘，萊夷與之爭國（見《史記》），魯則密邇淮夷徐戎（雜見《詩》、《書》），晉則「疆以戎索」（《左·定四》），「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左·莊二十八》）。籍談謂「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左·昭十五》）。吳更斷髮文身之裔壤也。（見《史記》）可見殷周之際，所謂華夏民族者，其勢力不出雍岐河洛一帶。周家高掌遠蹠，投其親賢於半開的蠻族叢中，使之從事于開拓吸化之大業，經數百年艱難締造，及其末葉，而太行以南大江以北盡為諸夏矣。此種同化作用，在國史中為一最艱巨之業，直至今日猶未完成，而第一期奏效最顯者，則周之封建也。

　　我族人自稱曰華曰夏，而目異族以蠻夷，此兩相對待之名詞，發源甚古，而相沿亦甚久。如「蠻夷猾夏」（《書·堯典》）、「獲戎失華」（《左·襄四》）、「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定十》）此等辭語，常出諸賢士大夫之口。此蓋民族意識之標幟，喜翹己以示異於人，恒情所不能免也。然而我國所謂夷夏，並無確定界線。無數蠻夷，常陸續加入華夏範圍內，以擴大民族之內容。試舉一例：《史記·楚世家》記周夷王時（西紀前八九四至八七九）楚子熊渠之言曰：「我蠻夷也」，春秋桓八年（前七NFCA1四）楚子熊通之言仍曰：「我蠻夷也」，襄十四年（前五八九）楚臣子囊之言則曰：「赫赫楚國……撫有蠻夷，以屬諸夏。」（《左傳》文）可見現代之湖北（楚）人，向來自稱蠻夷，乃經過百六十五年後忽自稱為撫有蠻夷之諸夏。此等關節，實民族意識變遷之自白，讀史者不容輕輕放過也。然則其所以能如此者何耶？我國人四海一家萬人平等的理想，發達甚早，《書》所謂「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為帝臣」（《皋陶謨》），《詩》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北山》），蓋我先民之對異族，略如長兄對其弱弟，當其稚時，不與抗禮。及既成年，便為平等，弱弟之自覺，亦複如是。又同姓不婚之制，亦為夷夏混界一要具。據《左傳》所記，周襄王有狄後，晉文公及其異母弟夷吾、奚齊皆諸戎所出，文公自娶狄女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當時民間夷夏雜婚情況何如，雖不可知，然貴族中則既有顯證。此亦同化力猛進之一原因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