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章民本的思想

第三章民本的思想

　　天的觀念與家族的觀念互相結合，在政治上產生出一新名詞焉，曰「天子」。天子之稱，始于《書經》之《西伯戡黎》，次則《洪範》，次則《詩經》雅、頌中亦數見。《洪範》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語最能表出各代「天子」理想之全部。天子者即天之子。《詩》所謂「昊天其子之」也。一面為天之子，一面又為民之父母。故《詩》亦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此天子以「格於上下」（《堯典》文）而為之媒介，遂以形成一「天人相與」之大家族。此古代政治上之最高理想也。邃古之「巫覡政治」，不過憑附一人以宣達天意，政治完全隸屬於宗教之下。此種「天子政治」，則認定一人以執行天意，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天而有代理人，則政教分離之第一步也。若此者，吾名之曰間接的天治主義。

　　然則天子與人民為相對的階級耶？是又不然。《召誥》之言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者何？眾子之長也。人人共以天為父，而王實長之雲爾。元子而常常可以改，則元子與眾子之地位原非絕對的。質言之，則人人皆可以為天子也。（《公羊傳》云：「謂為天之子也可，謂為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此謂人人皆天之子，而王者以尊故專用此名表之雲爾。此可為《召誥》元子義之注腳。）此種人類平等的大精神，遂為後世民本主義之總根芽。

　　元子誰改之？自然是天改之。天既有動作，必有意志，天之意志何從見？托民意以見。此即天治主義與民本主義之所由結合也。《書經》中此種理想，已表示得十分圓滿。如：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謨》）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逸文《孟子》引）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康誥》）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逸文《左·襄三十一》引）

　　天子為天之代理人，在天監督之下以行政治，則本來之最高主權屬天，甚明。然此抽象的天，曷由能行使其監督耶？吾先民以為天之知（聰明）能（明威）視聽，皆假塗於人民以體現之。民之所欲惡，即天之所欲惡。於是論理之結果，不能不以人民為事實上之最高主權者。故此種「天子政治」之組織，其所謂天者，恰如立憲國無責任之君主；所謂天子者，則當其責任內閣之領袖。天子對於天負責任，而實際上課其責任者則人民也。晉師曠之言曰：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左·襄十四》）

　　此言君主責任之義，最為痛切明白。而天意既以民意為體現，則君主亦自當以對民責任體現其對天責任，古籍中表示此思想者甚多，如堯之於舜，舜之于禹，皆告以「天之歷數在爾躬」，而又雲「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論語·堯曰》），《盤庚》言「恭承民命」，《召誥》言「顧畏民碞」，皆對於人民積極負責任之精神也。

　　君主不能踐其責任則如之何？人民例得起而易置之。是即體現天意以「改厥元子」也。此種理想，《尚書·湯誓》、《牧誓》、《大誥》、《多士》、《多方》等篇，言之最詳。後此孔孟之徒，主張革命為人民正當權利，其思想實淵源於此。

　　革命不可常也。然則平時所以體現民意者奈何，我先民則以採納輿論為不二法門，所謂「史載書，瞽陳詩，工誦箴諫，士傳言，庶人謗」等等，皆輿論機關也。古代賢士大夫，蓋絕對主張言論自由，故周厲王監謗，召穆公非之曰：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周語》）

　　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或勸子產毀校，子產曰：

　　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左·襄三十二》）

　　此皆尊重輿論之明訓也，然亦非謂輿論當絕對的盲從。《左傳》曾記欒書一段談話如下：

　　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左·成六》）

　　讀此一段，可以知吾先民對於「多數取決之制度」作何等觀念。多數取決，為現代議會政治一鐵則，良無他道足以易之。然謂多數所贊者必與國利民福相應。則按諸理論與征諸史跡而皆有以明其不然也。欒書之言謂兩善相均則從眾。果能如此，真可以現出理想的好政治，獨惜言之易而行之難耳。

　　古代之民本主義，曾否實現，用何種方法實現，實現到若何程度，今皆難確言。《盤庚》有「王命眾悉至於庭」語，《大誥》、《多士》、《多方》等篇，一讀而知為周公對群眾之演說辭。以此推之或如希臘各市府之「全民會議」。蓋古代人少，實有此可能性也。《洪範》所謂「謀及庶人」殆遵此道。《周官·小司寇》條下云：

　　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周官》雖不可盡信，然此制似屬古代所常行，蓋《左傳》及他書，尚屢見其跡。「衛靈公將叛晉，朝國人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我猶可以能戰。』曰：『然則如叛之……。』」（《左·定八》）「吳之入楚也，陳懷公朝國人，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左·哀元》）此皆詢國危之例也。「晉惠公為俘于秦，使呂飴甥朝國人……告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蔔貳圉也。』眾皆哭。」（《左·僖十五》）「周王子朝之難，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眾。」（《左·昭二十四》）此皆詢立君之例也。前所舉《盤庚》將遷殷「命眾悉至於庭」，又孟子稱太王將遷岐「屬其耆老而告之」。此皆詢國遷之例也。由此觀之，古代人民，最少對於此三項大政確有參與之權利。此種方法，在人口稍多的國家，當然不可行。故戰國以後，無得而稽焉。要而論之，我先民極知民意之當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實現，則始終未嘗當作一問題以從事研究。故執政若違反民意，除卻到惡貫滿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時更無相當的制裁之法。此吾國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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