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四）(6)

十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四）(6)

　　十一　樂曲學

　　昔之言學者，多以律曆並舉。律蓋言樂之律呂也。其所以並舉之故，雖支離不足取，吾為敘述便利起見，姑于述曆算後次論焉。可紀者少，等於附庸而已。

　　但吾仍有須鄭重聲明者：吾之無樂曲學常識，一如其於曆算。吾絕無批評諸家得失之能力，且所敘述亦恐不能得其要領。希海內明治斯學者有以教之。

　　中國音樂，發達甚早。言「六藝」者兩說，《周官》大司徒之「禮、樂、射、禦、書、數」；《漢書·藝文志》之「詩、書、禮、樂、易、春秋」。樂皆與居一焉。儒家尤以之為教育主要工具，以是招墨氏之非議。惜無樂譜專書，其傳易墜。漢魏以降，古樂寖亡，以至於盡。累代遞興之新樂，亦複閱時輒佚，而俗樂大抵出伶工之惰力的雜奏，漫以投裡耳之好，故樂每況而愈下。樂之研究，漸惹起一部分學者之注意，固宜然矣。

　　清儒所治樂學，分兩方面：一曰古樂之研究，二曰近代曲劇之研究。其關於古代者複分兩方面：一曰雅樂之研究，二曰燕樂之研究。關於近代者亦分兩方面：一曰曲調之研究；二曰劇本之研究。

　　清儒好古，尤好談經。諸經與樂事有連者極多，故研究古樂成為經生副業，固其所也。清初自詡知樂者首為毛西河，著有《競山樂錄》——一名《古樂復興錄》《聖諭樂本解說》《皇言定聲錄》等書；而李恕谷從之遊，著有《學樂錄》以申其說。此四書者可稱為毛氏一家之學。西河自稱得明甯王權家所藏唐樂笛色譜，因據之以推得古代之七調九聲，謂「自春秋迄明，千年長夜，一旦盡舉而振豁之」，其自負可謂至極。然所謂甯王之《笛色譜》，始終未嘗出以示人，其有無且不知，其是否唐樂更不可知。西河人格不足以見信於世，故全謝山攻其偽妄，蓋有以自取矣。然其對於荒誕支離的舊說掃蕩廓清之功，固不可泯滅。彼力斥前人之以五行附會樂理。略云：「樂之有五聲，亦言其聲有五種耳，其名曰宮曰商，亦就其聲之不同，而強名之作表識耳。自說音推原元本，忘求繇曆，……至有分配五行、五時、五土、五色，……而究與聲律絕不相關。此何為也？……故凡為樂書，多畫一元、兩儀、五行、十二辰、六十四卦、三百六十五度之圖，斐然成文，而又暢為之說，以引證諸黃鐘、太簇、陰陽、生死、上下、順逆、增減，以及時氣、卦位、歷數之學鑿鑿配合者，則其書必可廢。……」彼力斥前人之摹揣古樂器以圖復古。略云：「嘗牽合古尺，考覆舊琯，呼工師截竹，裁設管器，及裁竟而樂殊不然，然後知遷、固以後，京房、鄭玄、張華、荀勖，……及近代之韓尚書、鄭恭王輩，凡言鐘鑄均弦、造器算數，皆欺人之學，不足道也。」此皆一掃塵霾，獨辟畦徑。其所自立論之價值如何，吾不能妄評，淩次仲謂西河全屬武斷。陳蘭甫謂西河論樂最謬，七聲十二律茫然不知。但其革命的精神則甚可師也。清初尚有胡彥升著《樂律表微》，淩次仲謂其只知唱昆山調及推崇朱子。

　　初期漢學家之樂學的著作，最有名者為江慎修之《律呂新論》二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慎修長於算，故以算理解樂律，多能匡正宋明人之失。然樂律應否以算理解釋，實為先決問題。慎修雖用力甚勤，然其截斷眾流之識，恐反出西河下也。書中附會河圖、五行、納音、氣節諸陋習亦不免。唯《新論》卷末論聲音流變，論俗樂可求雅樂，論樂器不必泥古諸條，似有卓見。《闡微》言唐宋燕樂之當研究，實為淩次仲示其途徑。戴東原亦有論樂律之篇，大致不出慎修見解。

　　清儒最能明樂學條貫者，前有淩次仲，後有陳蘭甫，而介其間者有徐新田養原。次仲之書曰《燕樂考原》六卷。燕樂者，唐代音樂最主要之部分也。唐天寶十三載，分樂為三部：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燕樂。沈括《夢溪筆談》語而燕樂最貴，奏技者皆坐堂上。白香山《立部伎》詩自注云：「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立部伎即掌清樂者也，雅樂又在其下。清樂者，梁陳舊樂也；燕樂者，周隋舊樂也。本書卷六語唐承周隋之統，以其舊樂為主，而以西域諸國樂損益之，故其燕樂集樂之大成。次仲以為，「世儒有志古樂而不考之于燕樂，無異扣盤捫籥」自序語，故專為此書研究之。卷一為總論，考燕樂之來歷，說明其選聲制譜之概略，卷二至卷五分論燕樂二十八調宮、商、角、羽各七調，各自為卷；卷六為後論，凡十三章《燕樂二十八調說》上中下，《字譜即五聲二變說》上下，《述琴》《述笛》《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說》《徵調說》《燕樂以夾鐘為律本說》《明人九宮十三調說》《南北曲說》《聲不可配律說》；附加《燕樂表》終焉。其書之要點大略如下：吾之學力實不配作提要，所摘有誤略，望讀者指正。

　　一、燕樂之原，出於龜茲蘇祗婆之琵琶。琵琶四弦，為宮、商、角、羽四聲無徵聲，每聲七調，故有二十八調。

　　二、燕樂之調，本以字譜即上、工、尺等為主，與《漢書·律曆志》所言律呂之長短分寸，渺不相涉。鄭譯、沈括輩將二者牽合為一，乃欺人之談。

　　三、今之字譜，即古之宮商——上字為宮，尺字為商，工字為角，合字為徵，四字為羽，一字為變宮，凡字為變徵。此明朱載堉說，次仲略修改之。古樂用五聲二變而成音，猶今樂用七字譜而成調，即此可以沿而上溯，不必旁求。

　　四、《樂志》等向稱唐人八十四調，其實只是二十八調，因琵琶四弦每弦七調故也。然宋乾興以來所用僅十一凋，今則僅用七調而已。

　　五、今之南曲，即唐清樂之遺；今之北曲，即唐燕樂之遺。疑燕樂完全失傳者，誤也。

　　其自序謂：「廷堪于斯事初亦未解，若涉大水者有年，然後稽之於典籍，證之以器數，一旦始有所悟入。」其與阮伯元書云：「推步學自西人之後，有實測可憑，譬之鳥道羊腸，繩行懸度，苟不憚辛苦，無不可至者。若樂律諸書，雖言之成理，乃深求其故，皆如海上三神山，但望見焉，風引之則又遠矣。何者？一實有其境，一虛構其理也。吾書成，庶東海揚塵，徒步可到矣。」總之，昔之言樂者，皆支離于樂外，次仲則剖析于樂中。其剖析所得成績如何，雖非吾儕門外漢所能妄談，若其研究方法，確為後人開一新路，則吾敢斷言也。次仲之鄉先輩程易疇有《聲律小記》一卷，《琴音記續篇》一卷，似無甚發明。唯其「論中聲」一條，陳蘭甫極稱之。

　　次仲複有《晉泰始笛律匡謬》一卷。其自序云：「樂學之不明，由算數之說汨之也。黃鐘之數，《史記》《漢書》皆雲十七萬一千一百四十七。不知此數於何而施用。將以為黃鐘之長耶？恐九寸之管，非針芒刀刃不足以容之，將以為黃鐘之實耶？恐徑九分之中，非野馬塵埃不足以受之。……然則律度乘除之損益，果足以深信耶？畫鬼易，畫人難，言樂者每恃此為藏身之固。……陳之以虛數則爛然，驗之以實事則茫然者，比比皆是矣。……晉泰始末荀勖制笛律，乃以絲聲之律度為竹聲之律度，悉毀前人舊作，而樂學益晦。……今為《匡謬》一卷。嗟乎！所匡者甯獨荀公哉！」荀律果謬與否，所匡果不謬與否，別一問題。然次仲對於舊樂學摧陷廓清之勇猛見可矣。

　　年輩稍後於次仲者有徐新田養原，著有《荀勖笛律圖注》《管色考》《律呂臆說》等書。新田似未見次仲書，故無一字之徵引辨難。其《笛律圖注》尊宗荀勖，與次仲正反。其《管色考》，專論字譜，矯正元明人之誤，與次仲全同而加詳。其《律呂臆說》，亦一掃五行卦氣等等糾纏之說，專剖析于樂中。與次仲孰優劣，非吾所能言也。其言五聲變為七音，為樂學一進步，七音乃律而非聲，其變為乃全體改易，非於本音之外漫加二音舊說謂變宮、變徵乃就舊有五聲加上；言雅樂非于俗樂之別外有一聲節，言雅樂之亡由於圖譜失傳，不關律呂；言三代之樂不亡于秦，而亡于魏晉；言當因俗樂管色以推求古樂，皆自有見地者。

　　陳蘭甫所著曰《聲律通考》十卷。蘭甫著書動機，蓋因讀次仲書而起，而駁正其說亦最多。蓋他書無駁之價值，而于淩書所未安，則不容不駁也。卷九之末自注云：「此書于《燕樂考原》之說駁難最多，非掎摭前人也。余于淩次仲，實資其先路之導。其精要之說，固已採錄之，至其持論偏宕，則不可不辯。其紛紜舛錯，讀之而不可解者，尤不能不為訂正。九原可作，當以為諍友焉。」今略摘淩、陳異點如下：

　　一、淩氏掊擊荀勖笛律，陳氏極推重之。陳似未見淩之《笛律匡謬》，亦未見徐氏之《笛律圖注》。然淩氏《匡謬》之說，已有一部分散見《燕樂考原》中，陳所反駁甚當也。徐著極精密，使陳見之或更有助。說明荀氏十二笛三調之制及其作用。

　　二、淩氏不信有八十四調，謂鄭譯創此說以欺人。陳氏考證八十四調為梁隋所有，不始鄭譯據《隋書·萬寶常傳》及《舊五代史·音樂志》等書，並說明其可能。

　　三、淩氏以工尺等字譜分隸宮商等，陳氏承認之。但陳謂此唯今樂為然耳，宋人則以工尺配律呂，非以代宮商。

　　四、淩氏以蘇祗婆琵琶為標準樂器，陳氏謂有研究古樂器之必要。其言曰：「聲隨器異，由今之器，豈能寄古之聲？試取今日之二弦、梆子以唱昆腔，聞者必為掩耳，而況以今器寄古聲乎？」

　　蘭甫《東塾集》中有《複曹葛民書》一篇，最能說明其述作之旨。今節錄如下。間引本書說或他人說，注其難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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