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

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1)

　　——史學　方志學　地理學及譜牒學

　　六　史學

　　清代史學開拓于黃梨洲、萬季野，而昌明于章實齋。吾別有專篇論之看第五講、第八講、第十二講。但梨洲、季野在草創時代，其方法不盡適用于後輩。實齋才識絕倫，大聲不入裡耳，故不為時流宗尚。三君之學不盛行於清代，清代史學界之恥也。清代一般史學家思想及其用力所在，王西莊之《十七史商榷序》最足以代之。今節錄如下：

　　……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耳。其事蹟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但由考其事績之實，年經事緯，部居州次，記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諸天下之公論焉可矣。……

　　讀史之法與讀經小異而大同。……治經斷不敢駁經。而史則雖子長、孟堅，苟有所失，無妨箴而砭之。此其異也。……

　　大抵自宋以後所謂史家，除司馬光、鄭樵、袁樞有別裁特識外，率歸於三派。其一派則如胡安國、歐陽修之徒，務為簡單奧隱之文辭，行其溪刻隘激之「褒貶」。其一派則蘇洵、蘇軾父子之徒，效縱橫家言，任意雌黃史跡，以為帖括之用。又其一派則如羅泌之徒之述古、李燾之徒之說今，唯侈浩博，不複審擇事實。此三派中分史學界七百餘年，入清乃起反動。

　　清初史學，第一派殆已絕跡，第二派則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等扇其焰，所謂「古文家」「理學家」從而和之，其間如王船山，算是最切實的，然習氣尚在所不免。第三派則馬宛斯驌、吳志伊任臣及毛西河、朱竹垞輩，其著述專務內容之繁博以炫流俗，而事實正確之審查不甚厝意。雖然，自亭林、梨洲諸先覺之倡導，風氣固趨健實矣。

　　乾嘉間學者力矯其弊，其方向及工作，則略如王西莊所云云。大抵校勘前史文名之訛舛，其一也；訂正其所載事實之矛盾錯誤，其二也；補其遺闕，其三也；整齊其事實使有條理易省覽，其四也。其著述門類雖多，精神率皆歸於此四者。總而論之，清儒所高唱之「實事求是」主義，比較的尚能應用于史學界，雖其所謂「實事」者或毛舉細故，無足重輕，此則視乎各人才識何如。至於其一般用力方法，不可不謂比前代有進步也。

　　今就各家所業略分類，以論其得失：

　　（甲）明史之述作　附清史史料

　　清初史學之發展，實由少數學者之有志創修《明史》，而明史館之開設，亦間接助之。其志修《明史》者，首屈指亭林、梨洲，然以畢生精力赴之者，則潘力田、萬季野、戴南山。

　　自唐以後，各史皆成於官局眾修之手，是以矛盾百出，蕪穢而不可理。劉子玄、鄭漁仲已痛論其失，而卒莫之能改。累代學者亦莫敢以此自任。逮清初而忽有潘、萬、戴三君，先後發大心，負荷斯業，雖其功皆不就，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錢牧齋亦有志自撰《明史》，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書既無成，可不復論。

　　三家之中，潘、萬學風大略相同，專注重審查史實。蓋明代向無國史，不如清代國史館之能舉其職，遞續修纂。只有一部《實錄》，既為外間所罕見，且有遺缺缺建文、天啟、崇禎三朝。而士習甚囂，黨同伐異，野史如鯽，各從所好惡以顛倒事實，故明史號稱難理。潘力田發心作史，其下手工夫即在攻此盤錯。其弟次耕序其《國史考異》云：「亡兄博極群書，長於考訂，謂著書之法，莫善於司馬溫公。其為《通鑒》也，先成長編，別著考異，故少牴牾。……於是博訪有明一代之書，以《實錄》為綱領，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銘家傳，凡有關史事者一切鈔撮薈萃，以類相從，稽其異同，核其虛實。……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單辭，不逞臆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遂初堂集》卷六又序其《松陵文獻》曰：「亡兄與吳先生（炎）草創《明史》，先作長編，聚一代之書而分劃之，或以事類，或以人類，條分件系，匯群言而駢列之，異同自出，參伍鉤稽，歸於至當，然後筆之於書。」同上卷七力田治史方法，其健實如此，故顧亭林極相推挹，盡以己所藏書所著稿畀之。其書垂成，而遭「南潯史獄」之難。既失此書，複失此人，實清代史學界第一不幸事也。遺著倖存者僅《國史考異》之一部分原書三十餘卷，僅存六卷及《松陵文獻》，讀之可見其史才之一斑。

　　季野學術，已具第八講，此不多述。彼為今本《明史》關係最深之人，學者類能知之。但吾以為，《明史》長處，季野實屍其功；《明史》短處，季野不任其咎。季野主要功作，在考證事實以求真是，對於當時史館原稿既隨時糾正，複自撰《史稿》五百卷，自言：「吾所取者或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故《明史》敘事翔實，不能不謂季野詒謀之善。雖然，《史稿》為王鴻緒所攘，竄改不知凡幾。魏默深有《書王橫雲明史稿後》辨證頗詳。後此采王稿成書，已不能謂為萬氏之舊。且季野最反對官局分修制度，而史館沿舊制卒不可革。季野雖負重望，豈能令分纂者悉如其意？況季野卒於康熙四十一年，《明史》成於乾隆四年，相距幾四十年，中間史館廢弛已久；張廷玉草草奏進時，館中幾無一知名之士，則其筆削失當之處，亦概可想。故季野雖視潘、戴為幸，然仍不幸也。最不幸者是《明史稿》不傳。然《明史》能有相當價值，微季野之力固不及此也。

　　戴南山罹奇冤以死，與潘力田同，而著作之無傳於後，視力田尤甚。大抵南山考證史跡之懇摯，或不如力田、季野，此亦比較之辭耳。觀集中《與餘生書》（即南山致禍之由者），其搜查史料之勤慎，尚可見；且彼亦與季野有交期，特其精力不甚費於考證耳。而史識、史才，實一時無兩，其遺集中《史論》《左氏辨》等篇，持論往往與章實齋暗合。彼生當明史館久開之後，而不慊于史館諸公之所為，常欲以獨立私撰《明史》，又常與季野及劉繼莊、蔡瞻岷約偕隱舊京共泐一史。然而中年饑驅潦倒，晚獲一第，卒以史事罹大僇，可哀也！其史雖一字未成，然集中有遺文數篇，足覘史才之特絕。其《孑遺錄》一篇，以桐城一縣被賊始末為骨幹，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勢乃至明之所以亡者見具焉，而又未嘗離桐而有枝溢之辭。其《楊劉二士合傳》，以楊畏知、劉廷傑、王運開、運宏四人為骨幹，寥寥二千餘言，而晚明四川雲南形勢若指諸掌。其《左忠毅公傳》以左光鬥為骨幹，而明末黨禍來歷及其所生影響與夫全案重要關係人面目皆具見。蓋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於組織，最能駕馭資料而鎔冶之，有濃摯之情感而寄之於所記之事，不著議論且蘊且泄，恰如其分，使讀者移情而不自知。以吾所見，其組織力不讓章實齋，而情感力或尚非實齋所逮。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吾所俯首，此兩人而已。

　　潘、萬、戴之外，有應附記者一人，曰傅掌雷維鱗。其人為順治初年翰林，當明史館未開以前，獨立私撰《明書》一百七十卷。書雖平庸不足稱，顧不能不嘉其志。雖然，三君之書或不成，或不傳，而唯傅書巋然存，適以重吾曹悲也。

　　明清鼎革之交一段歷史，在全部中國史上實有重大的意義。當時隨筆類之野史甚多，雖屢經清廷禁毀，現存者尚百數十種。其用著述體稍經組織而其書有永久的價值者，則有吳梅村偉業之《鹿樵紀聞》，專記流寇始末；其書為鄒漪所盜改，更名《綏寇紀略》，竄亂原文，顛倒事實處不少。有王船山之《永曆實錄》，記永曆帝十五年間事蹟，有紀有傳；有戴耘野笠之《寇事編年》《殉國彙編》，實潘力田《明史長編》之一部；耘野與亭林、力田為至友。力田修《明史》，耘野為擔任晚明部分，此諸書即其稿。見潘次耕《寇事編年序》。有黃梨洲之《行朝錄》，於浙閩事言之較詳；有萬季野之《南疆逸史》，有溫睿臨之《南疆繹史》，皆半編年體；有計用賓六奇之《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用紀事本末體，組織頗善；有邵念魯廷采之《東南紀事》《西南紀事》，蓋以所聞于黃梨洲者重加甄補，成為有系統的著述，於當時此類著作品中稱甚善雲。嘉道以降，文網漸寬，此類著述本可以自由，然時代既隔，資料之搜集審查皆不易，唯徐亦才鼒之《小腆紀傳》最稱簡潔。戴子高望嘗欲作《續明史》，成傳數篇，惜不永年，未竟其業。錢映江綺著《南明書》三十六卷，據譚複堂雲已成，不審有刻本否，亦不知內容何如。

　　官修《明史》自康熙十八年開館，至乾隆四年成書，凡經六十四年。其中大部分率皆康熙五十年以前所成，以後稍為補綴而已。關於此書之編纂，最主要人物為萬季野，盡人皆知。而大儒黃梨洲、顧亭林，於義例皆有所商榷。而最初董其事者為葉訒庵及徐健庵、立齋兄弟，頗能網羅人才，故一時績學能文之士，如朱竹垞、毛西河、潘次耕、吳志伊、施愚山、汪堯峰、黃子鴻、王昆繩、湯荊峴、萬貞一等咸在纂修之例，或間接參定。《明史》初稿某部分出某人手，可考出者，如《太祖本紀》、高文昭章睿景純七朝後妃傳至江東李文進、龍大有列傳四十七篇出湯荊峴；《成祖本紀》出朱竹垞；《地理志》出徐健庵；《食貨志》出潘次耕；《曆志》出吳志伊、湯荊蜆：《藝文志》出尤西堂；太祖十三公主至曹吉祥傳一百二十九篇，出汪堯峰；熊廷弼、袁崇煥、李自成、張獻忠諸傳，出萬季野；流賊、土司、外國諸傳出毛西河。……此類故實，散見諸家文集筆記中者不少。吾夙思搜集匯列之，惜所得尚希耳。一時流風所播，助長學者社會對於史學之興味亦非淺鮮也。

　　史學以記述現代為最重，故清人關於清史方面之著作，為吾儕所最樂聞，而不幸茲事乃大令吾儕失望。治明史者常厭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感野史之少。除官修《國史》、《實錄》、《方略》外，民間私著卷帙最富者，為蔣氏良騏、王氏先謙之兩部《東華錄》，實不過鈔節《實錄》而成。欲求如明王世貞之《弁州乙部稿》等稍帶研究性質者且不可得。進而求如宋王偁之《東都事略》等斐然述作者，更無論矣。其局部的紀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聖武記》、王壬秋闓運之《湘軍志》等。默深觀察力頗銳敏，組織力頗精能，其書記載雖間有失實處，固不失為一傑作。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愛憎顛倒事實。郭筠仙、意城兄弟嘗逐條簽駁，其家子弟匯刻之，名曰《湘軍志平議》。要之壬秋此書文采可觀，其內容則反不如王定安《湘軍記》之翔實也。其足備表志一部分資料者，如祁鶴皋韻士之《皇朝藩都要略》對於蒙古部落封襲建置頗詳原委；如程善夫慶餘之《皇朝經籍志》《皇朝碑版錄》《八卿表》《督撫提鎮年表》等，當屬佳構，存否未審見戴子高所作程墓表。此外可稱著作者，以吾固陋，乃未之有聞。其人物傳記之部，最著者有錢東生林之《文獻徵存錄》、李次青元度之《國朝先正事略》等。錢書限於學者及文學家，頗有條貫；李書涉全部，自具別裁，而儉陋在所不免。其部分的人物，則如董兆熊之《明遺民錄》、張南山維屏之《國朝詩人征略》等頗可觀。至於《碑傳集》錢儀吉編，《續碑傳集》繆荃孫編，《國朝耆獻類征》李桓編等書，鈔撮碑誌家傳，只算類書，不算著述。李書尤蕪雜，但亦較豐富。至如筆記一類書，宋明人所著現存者，什之五六皆記當時事蹟。清人筆記有價值者，則什有九屬考古方面。求其記述親見親聞之大事，稍具條理本末如吳仲倫德旋《聞見錄》、薛叔耘福成《庸庵筆記》之類，蓋不一二覯。昭梿《嘯亭雜錄》、姚元之《竹葉亭筆記》、陳康祺《郎潛紀聞》之類，雖皆記當時事，然全屬官場瑣末掌故，足資史料者甚少。故清人不獨無清史專書，並其留詒吾曹之史料書亦極貧乏。以吾個人的經驗，治清史最感困難者，例如滿洲入關以前及入關初年之宮廷事蹟與夫旗人殘暴狀況，《實錄》經屢次竄改，諱莫如深。孟蓴生《心史叢刊》記累朝改《實錄》事頗詳。又如順治康熙間吏治腐敗，民生凋敝，吾儕雖於各書中偶見其斷片，但終無由知其全部真相，而據官書記載，則其時乃正黃金時代。又如鹹同之亂，吾儕耳目所稔，皆曾胡輩之豐功偉烈，至洪楊方面人物制度之真相，乃無一書記述。又如自戊戌政變，義和團以至辛亥革命，雖時代密邇，口碑間存，然而求一卷首末完備年月正確之載記，亦杳不可得。……竊計自漢晉以來二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於清代者。蓋緣順康雍乾間文網太密，史獄屢起，「禁書」及「違礙書」什九屬史部，學者咸有戒心。乾、嘉以後，上流人才集精力於考古，以現代事蹟實為不足研究。此種學風及其心理，遺傳及于後輩，專喜撏撦殘編，不思創垂今錄。他不具論，即如我自己便是遺傳中毒的一個人。我于現代事實所知者不為少，何故總不肯記載以詒後人？吾常以此自責，而終不能奪其考古之興味。故知學風之先天的支配，甚可畏也。嗚呼！此則乾嘉學派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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