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四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二）

十四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二）(1)

　　——校注古籍　辨偽書　輯佚書

　　三　校注先秦子書及其他古籍

　　自清初提倡讀書好古之風，學者始以通習經史相淬厲，其結果惹起許多古書之復活，內中最重要者為秦漢以前子書之研究。此種工作，頗間接影響於近年思想之變化。次則古史書、地理書等之研究，足以補助文獻學的也不少。

　　關於子書研究的最後目的，當然是要知道這一家學說的全部真相，再下嚴正的批評。但是，想瞭解一家學說，最少也要把他書中語句所含意先看得明白。然而這些先秦古書都是二千年前作品，所用的字義和語法多與今不同，驟讀去往往不能索解，而且向來注家甚少，或且並沒有人注過，不像那幾部經書經許多人揣摩爛熟。所以想研究子書，非先有人做一番注釋工夫不可。注釋必要所注所釋確是原文，否則「舉燭」「鼠璞」，動成笑話，而真意愈晦。不幸許多古書，展轉傳抄傳刻，訛舛不少，還有累代妄人，憑臆竄改，越發一塌糊塗。所以要想得正確的注釋，非先行（或連帶著）做一番校勘工夫不可。清儒對於子書（及其他古書）之研究，就順著這種程序次第發展出來。

　　注釋之學，漢唐以來已經發達的很燦爛。清儒雖加精密，也不能出其範圍，所以不必多講。校勘之學，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處真能發蒙振落。他們注釋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為先求基礎於校勘，所以我在論次他們所校注的古書以前，先把「前代校勘學的特質」說說。次段所說不限於校勘古子，凡經史等一切校勘都包在內，請注意。

　　校勘之意義及範圍有多種，方法當然隨之而異。第一種校勘法，是拿兩本對照，或根據前人所徵引，記其異同，擇善而從。因為各書多有俗本傳刻，因不注意或妄改的結果發生訛舛；得著宋元刻本或精鈔本，或舊本雖不可得見，而類書或其他古籍所引有異文，便可兩兩勘比，是正今謬。這種工作，清初錢遵王曾、何義門焯等人漸漸做起，元和惠氏父子也很用功。乾、嘉以後學者個個都喜歡做。而最專門名家者，莫如盧抱經文弨、顧澗廣圻、黃蕘圃丕烈，次則盧雅雨見曾、丁叔衢傑、陳仲魚鱣、吳兔床騫、鮑以文廷博、錢警石泰吉、汪小米遠孫、蔣生沐光煦、張叔未廷濟、陸存齋心源、繆小山荃蓀等。這種工作的代表書籍，則《義門讀書記》何焯著、《援鶉堂隨筆》姚範著、《群書拾補》盧文弨著、《士禮居題跋》黃丕烈著、《思適齋文集》顧廣圻著、《讀書叢錄》洪頤煊著、《經籍跋文》陳鱣著、《斟補隅錄》蔣光煦著、《劄迻》孫詒讓著、……《雅雨堂叢書》盧見曾刻、《經訓堂叢書》畢沅刻、《士禮居叢書》黃丕烈刻、《別下齋叢書》蔣光煦刻、《十萬卷樓叢書》陸心源刻……各書所附校勘記及題跋，武英殿版《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阮元及其弟子著等。這種工作的成績也有高下之分，下等的但能校出「某本作某」，稍細心耐煩的人便可以做；高等的能判斷「某本作某是對的」，這便非有相當的學力不可了。這種工作很瑣碎，很枯燥無味，非有特別嗜好的人，當然不必再去做它，但往往因一兩字的校正，令全段的正確解釋。他們費畢生心血留下這點成績，總值得我們敬服感謝。

　　第二種校勘法，是根據本書或他書的旁證反證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訛誤。前文所說第一種法，是憑善本來校正俗本。倘若別無善本，或所謂善本者還有錯誤，那便無所施其技了。第二種法再進一步，並不靠同書的版本，而在本書或他書找出憑證。這種辦法又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本書文句和他書互見的，例如《荀子·勸學篇》前半和《大戴禮記·勸學篇》全同；《韓非子·初見秦篇》，亦見《戰國策》；《禮記·月令篇》，亦見《呂氏春秋》；《淮南子》《韓詩外傳》和《新序》《說苑》，往往有相重之條；乃至《史記》之錄《尚書》《戰國策》《漢書》之錄《史記》。像這類，雖然本書沒有別的善本，然和他書的同文，便是本書絕好的校勘資料。例如《荀子·勸學篇》，據《大戴記》可以校出脫句脫字訛字七八處，因此可以推想其他諸篇訛脫也不少，可惜無別部的同文。這種校法雖比第一種已稍繁難，但只需知道這一篇在他書有同文，便可拿來比勘。方法還是和第一種同樣。更有第二條路是：並無他書可供比勘，專從本書各篇所用的語法字法注意，或細觀一段中前後文義，以意逆志，發見出今本訛誤之點。這種例不能遍舉，把《讀書雜誌》等書看一兩卷，便知其概。這種工作，非眼光極銳敏、心思極縝密，而品格極方嚴的人不能做。清儒中最初提倡者為戴東原，而應用得最純熟矜慎卓著成績者為高郵王氏父子。這種方法好是好極了，但濫用它，可以生出武斷臆改的絕大毛病，所以非其人不可輕信。

　　第三種校勘法是，發見出著書人的原定體例，根據它來刊正全部通有的訛誤。第一、第二兩種法，對於一兩個字或一兩句的訛誤當然有效。若是全部書抄刻顛倒紊亂，以至不能讀，或經後人妄改，全失其真，那麼唯一的救濟法，只有把現行本未紊未改的部分精密研究，求得這書的著作義例。凡一部有價值的著作，總有他的義例。但作者自己寫定凡例的不多，即有亦不詳。然後根據它來裁判全書，不合的便認為訛誤。這種辦法，例如酈道元《水經注》，舊刻本經文注文混亂的很多；戴東原研究出經注異同的三個公例看下文本書條，把它全部厘正。又如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原書寫法和後來刻本寫法不同，每條的上下文往往相亂；我著的《墨經校釋》，發明「經說首字牒經」之例看下文本書條。也把它全部厘正。又如《說文解字》，經徐鉉及別的人增補竄亂，多非許氏之舊；段茂堂、王菉友各自研究出許多通例，也把它全部厘正。此等原屬不得已辦法，卻算極大膽的事業。所研究出的義例對嗎，那麼撥雲霧而見青天，再痛快沒有了；不對嗎，便是自作聰明，強古人以就我，結果把原書鬧得越混亂，墮入宋明人奮臆改書的習氣。所以這種方法的危險程度比第二種更大做得好比他成績亦更大，萬不可輕用。段氏的《說文》，還被後人攻擊得身無完膚哩！其他可想了。

　　第四種校勘法是，根據別的資料，校正原著之錯誤或遺漏。前三種法，都是校正後來傳刻本之錯誤，力求還出原書的本來面目，校勘範圍總不出於文句的異同和章節段落的位置。然而校勘家不以此自足，更進一步對於原書內容校其闕失。換言之，不是和抄書匠刻書匠算賬，乃是和著作者算賬。這種校法，也分根據本書、根據他書兩種。根據本書者，例如《史記》記戰國時事，《六國表》和各世家各列傳矛盾之處便不少，便據世家列傳校表之誤，或據表校世家列傳之誤。根據他書者，例如《三國志》和《後漢書》，記漢末事各有異同；或據陳校範誤，或據范校陳誤。又如《元史》最惡劣，據《元秘史》《聖武親征錄》等書校其誤。這種工作，限於史部，經子兩部卻用不著。這種工作，若把它擴大，便成獨立的著述，不能專目為校勘，但目的若專在替一部名著拾遺補闕，則仍屬校勘性質。清儒這種工作的代表著述，其遍校多書者，則如錢竹汀《二十二史考異》、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之類；其專校一書者，則如梁曜北玉繩《史記志疑》、施研北國祁《金史詳校》之類。

　　以上四種，大概可以包括清儒校勘學了。別有章實齋《校讎通義》裡頭所討論，專在書籍的分類簿錄法，或者也可以名為第五種。但既與普通所謂校勘不同，故暫不論。

　　前五種中，前三種算是狹義校勘學，後兩種算是廣義校勘學。狹義校勘學經清儒一二百年的努力和經驗，已造成許多百公認的應用規律，俞蔭甫《古書疑義舉例》的末三卷，便是這種公例的集大成。欲知此學詳細內容，宜一讀。此種所舉規律，還是專屬第一二種，因第三種無一般的規律可言。

　　清儒之校勘學，應用範圍極普遍，本節所舉成績，專重先秦諸子及幾部重要古籍，其正經正史等已詳彼部，此不多述。

　　凡校勘諸子多帶著注釋，所以下文論列各書，校釋雜舉，不復細分。

　　校釋諸子（或其他古籍）之書，薈萃成編最有價值者：其一，為盧抱經之《群書拾補》。抱經所校各書，有多種已將新校本刻出其目大概都見下文；剩下未刻者，有許多校語批在書眉，把它匯成此書。大率用第一種校法為多，用第二種者亦間有；其二，為王石臞之《讀書雜誌》，所校為《逸周書》《戰國策》《史記》《漢書》《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內篇》，共九種，末附以《漢隸拾遺》。石臞應用第二種校法為最精最慎，隨校隨釋，妙解環生，實為斯學第一流作品；其三，為俞蔭甫之《諸子平議》，所校為管、晏、老、墨、荀、列、莊、商、韓、呂、董、賈、淮南、揚，共十五種。蔭甫私淑石臞父子，刻意模仿。《群經平議》模仿《經義述聞》《諸子平議》模仿《讀書雜誌》。但他並非蹈襲，乃應用王家的方法，補其所未及，所以這部書很足以上配石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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