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實踐實用主義(4)

十實踐實用主義(4)

　　宋儒修養，除主靜外，還有主敬一法。程朱派學者常拿這個和陸王派對抗。顏李對於主敬，是極端贊成的，但宋儒所用的方法卻認為不對。習齋說：「宋儒拈『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為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為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為窮理事業，以儼然靜坐為居敬容貌，以主一無適為居敬工夫，以舒徐安重為居敬作用。……」《存學編》卷二習齋以為這是大錯了。他引《論語》的話作證，說道：「曰『執事敬』，曰『敬事而信』，曰『敬其事』，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則是儒其名而釋其實，去道遠矣。」《存學編》卷三恕穀說：「聖門不空言敬。」『敬其事』「執事敬」『行篤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謂必有事焉也。程子以『主一無適』訓敬，粗言之猶可通，謂為此事則心在此事不又適於他也；精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裡』，案此皆程朱言主敬法門。乃離事以言敬矣。且為事之敬，有當主一無適者，亦有未盡者。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無適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劉穆之五官並用，則神明肆應，敬無不通，又非可以主一無適言也。又說：「宋儒講主敬，皆主靜也。『主一無適』乃靜之訓，非敬之訓也。」《論語傳注問》是則同為講主敬，而顏李與程朱截然不同。總之謂離卻事有任何學問，顏李絕不承認也。

　　宋儒之學自稱曰道學，曰理學。其所標幟者曰明道，曰窮理。顏李自然不是不講道理的人，但以為宋儒所講道理都講錯了，而且明道窮理的方法也都不對。宋儒最愛說道體，其說正如老子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者。習齋說：「道者，人所由之路也，故曰『道不遠人』。宋儒則遠人以為道者也。」《四書正誤》四恕穀說：「路從足，道從辵，皆言人所共由之義理，猶人所由之街衢也。《中庸》言行道，《論語》言適道，《尚書》言遵道，皆與《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謂小人所由之路。若以道為定名，為專物，則老莊之說矣。」《恕穀年譜》卷五恕谷更從初民狩獵時代狀況說明道之名所由立，而謂道不出五倫六藝以外。他說：「道者，人倫庶物而已矣。奚以明其然也？厥初生民，渾渾沌沌。既而有夫婦父子，有兄弟朋友，朋友之盡乃有君臣。誅取禽獸、茹毛飲血、事軌次序為禮，前呼後應、鼓舞相從為樂，挽強中之為射，乘馬隨徒為禦，歸而計件、鍥於冊為書數。因之衣食滋、吉凶備，其倫為人所共由，其物為人所共習，猶逵衢然，故曰道。倫物實實事也，道虛名也。異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為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尚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獨成而非共由者矣，何以謂之道哉！」《恕谷後集·原道篇》這段話所說道的範圍，舉例或不免稍狹，然大指謂社會道德起源在於規定人與人及人與事物之關係，不能不算是特識。因此他們不言天道，只言人道。恕穀說：「人，天之所生也，人之事即天之道也。子，父母所出也，然有子於此，問其溫清定省不盡，問其繼志述事不能，而專思其父母從何而來，如何坐蓐以有吾身，人孰不以妄目之耶？」《周易傳注序》宋儒所謂明道、傳道，乃至中外哲學家之形而上論，皆屬此類，所以顏李反對他們。

　　宋儒說的理及明理方法有兩種。一、天理——即天道，指一個仿佛空明的虛體，下手工夫在「隨處體認天理」，結果所得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二、物理，指客觀的事物原理，下手工夫在「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結果所得是「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其實兩事只是一事。因為他們最高目的，是要從心中得著一種虛明靈覺境界，便是學問上抓住大本大原，其餘都是枝葉。顏李學派對於這種主張，極力反對。習齋說：「理者，木中紋理也，指條理言。」《四書正誤》卷六又說：「前聖鮮有說理者，孟子忽發出，宋人遂一切廢棄而倡為明理之學。不知孟子所謂禮義悅心，有自己注腳，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仁義等又有許多注腳。……今一切抹殺，而心頭玩弄，曰『孔顏樂處』，曰『義理悅心』，使前後賢豪皆籠蓋於釋氏極樂世界中。……」同上恕穀說：「後儒改聖門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氣為談柄，而究無了義。……不知聖經無在倫常之外而別有一物曰道曰理者。……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別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則聖經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秩然有條，猶玉有脈理、地有分理也。……今乃以理置之人物以前，則鑄鐵成錯矣。……」《中庸傳注問》訓「理」為條理，而以木之紋理、玉之脈理為喻，最合古義。後此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即從這個訓詁引出許多妙義來。理之界說已定，那麼，不能於事物之外求理，甚明。故恕穀說：「事有條理，理即在事中。《詩》曰『有物有則』，離事物何所為理乎？」《論語傳注問》既已除卻事物無所謂理，自然除卻應事接物無所謂窮理。所以習齋說：「凡事必求分析之精，是謂窮理。」《存學編》卷二怎樣分析才能精呢？非深入事中不可。朱子說：「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習齋駁他道：「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再窮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同上卷三又說：「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同上顏李主張習六藝。有人說：「小學於六藝已粗知其概，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人大學又須窮理。」恕穀答道：「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為窮理之功乎，抑功即在此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針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法曰，學針黹之後又閣置針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聖經學規纂》這段譬喻，說明習齋所謂「見理於事」，真足令人解頤。夫使窮理僅無益，猶可言也，而結果必且有害。恕穀說：「道學家教人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誠，蓋高坐空談，捕風捉影，諸實事概棄擲為粗跡，唯窮理是務。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執理自是，遂好武斷。」《恕谷文集·惲氏族譜序》這話真切中中國念書人通病。戴東原說「宋儒以理殺人」，顏李早論及了。

　　然則朱子所謂「即物窮理」工夫對嗎？朱子對於這句話自己下有注解道：「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缺了一物道理。須逐著一件與他理會過。」恕穀批評他說：「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為表裡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教學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能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為願，能乎？」《大學辨業》朱子這類話，荒唐極了！天下哪裡能夠有這樣窮理的人？想要無所不知，結果非鬧到一無所知不可，何怪陸王派說他「支離」！習齋嘗問一門人自度才智何取，對云：「欲無不知能。」習齋說：「誤矣！孔門諸賢，禮樂兵農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農教，各司其一。後世菲資，乃思兼長，如是必流於後儒思著之學矣。蓋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無能，其實一無知也。」《言行錄·刁過之篇》所以宋明儒兩種窮理方法，在顏李眼中，都見得一無是處。

　　顏李學派，本重行不重知。他們常說「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古人教學良法。看起來，像對於知識方面太忽視了，實亦不然，他們並不是不要知識，但以為必從實行中經驗得來才算真知識。前文引恕穀成衣匠之喻，已略見一斑了。習齋解《大學》的「格物」，說明知識之來源如下：

　　李植秀問「格物致知」。予曰：知無體，以物為體，猶之目無體，以形色為體也。故人目雖明，非視黑視白，明無由用也；人心雖靈，非玩東玩西，靈無由施也。今之言致知者，不過讀書講問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譬如欲知禮，任讀幾百遍禮書，講問幾十次，思辨幾十層，總不算知；直須跪拜周旋親下手一番，方知禮是如此。譬如欲知樂，任讀樂譜幾百遍，講問思辨幾十層，總不能知；直

　　須搏拊擊吹口歌身舞親下手一番，方知樂是如此。是謂「物格而後知至」。……格即「手格猛獸」之格。……且如這冠，雖三代聖人，不知何朝之冠也；雖從聞見而知為某種之冠，亦不知皮之如何暖也，必手取而加諸首，乃知如此取暖。如這菔蔬，雖上知老圃，不知為可食之物也；雖從形色料為可食之物，亦不知味之如何辛也；必箸取而納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故曰手格其物而後知至。《四書正誤》卷一

　　《大學》格物兩字，是否如此解法，另為一問題。但他的主張以為從聞見而偶得的知識靠不住，從形色上揣料而得的知識也靠不住。知識之到來（知至），須經過一定程序，即「親手下一番」便是。換而言之，無所謂先天的知識，凡知識皆得自經驗。習齋又說：「今試予生知聖人以一管，斷不能吹。」《言行錄·世情篇》這種「唯習主義」的知識論，正是顏李派哲學的根本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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